试析电影《刮痧》的文化干扰和文化移情

杨柏艳 黄磊

在构成交际过程的十大要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文化干扰的存在。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干扰是决定交际效果和交际质量的关键因素。电影《刮痧》以传统中医治疗方法给许大同一家带来的矛盾纠纷为明线，影射出跨文化交际中碰撞和冲突这一隐性问题。文化干扰以价值取向、思维模式、文化定势为表征，横亘在中西文化之间。文化移情作为文化适应的策略方法，可消解文化干扰的负面影响，确定异质文化在主流文化中的一席之地，从而使两种文化走向并存交融。

作为最具时代性、前沿性和群众性的艺术形式，电影作品以敏锐的视角和深邃的洞察力剖析社會问题、影射社会现象。电影创作者将隐形的社会问题明确化，以生动的艺术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起到警示、劝诫作用。导演郑晓龙在他的第一部电影《刮痧》中，捕捉到全球化国际大形势下暴露出的社会问题及其带给人们的迷茫与困扰。该部作品以中西方对刮痧疗法的认知冲突为线索，呈现了许大同一家在异域文化中所处的生活境遇，反映了异质文化在主流文化中的边缘地位，及非主流文化人在文化夹缝中求生存的苦楚。这部作品将文化冲突这一现实作为焦点问题，让相关社会群体正视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以期探索出积极有效的策略早日实现文化适应，加速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

一、交际模式——跨文化交际的运作导向

1959年，霍尔《无声的语言》的发表标志跨文化交际学的开端。跨文化交际学以众多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揭示不同文化的人们在交际时会发生什么、怎么发生、产生什么后果以及如何解决和避免文化障碍和文化冲突，以达到有效的交际。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各国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全球化时代脚步的临近，跨文化交际作为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受到广泛的关注与重视，跨文化的现象也成为包括语言文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话题。跨文化归根结底是交际学的一个范畴，而交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了解的关键是交际过程的构成要素及它们之间的运行关系。交际十个要素分别为语境、信息源/发送者、编码、信息、渠道/中介、干扰、接收者、解码、反应、反馈。其运行原理可以概括为在特定的语境下，信息源编码相关信息，以某种渠道排除各种干扰，发送给接收者，接收者进行解码，产生相应反应，反馈给信息源，一个交际循环结束。

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只要交际双方具备基本的编解码技能，即可开始简单的沟通过程。但是，编码的信息能否准确无误地被解码，即沟通是否能实现既定的目标，则是个未知数。在交际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是干扰，它直接影响信息源与接收者之间的沟通效果和沟通质量。只有最大限度地降低干扰的存在，交际双方才能实现编码和解码的匹配，成功完成交际过程。干扰分成四类：物理干扰、心理干扰、生理干扰、文化干扰。在跨文化交际中，前三种干扰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交际者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避免，但文化干扰则是无所不在的。所谓文化干扰，是指学习者不知不觉地将本民族的习惯或文化模式套用到或强加到所学语言上，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偏误，甚或导致交际的失败。当交际双方使用不同的语言、应用文化负载词语从而对信息产生不同的反应和反馈时，文化干扰就会负面地影响沟通的进行。

二、文化干扰的文学体现

电影《刮痧》取材于真实的故事，它以许大同一家祖孙三代在美国的生活为背景、以中西方文化对刮痧疗法的认知冲突为线索，展现了异质文化个体在主流文化中所遭遇的彷徨无助、郁结愤懑。许家将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应用到工作、家庭、友情等方面，自然会与美国本土文化产生碰撞与冲突。影片开始时的许大同可谓是家庭事业双丰收的成功人士。在获奖典礼上，意气风发的他宣布自己美国梦的成功，“我成为了你们中的一员”。此时的他坚信自己已经成功地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中，顺利完成了文化迁移的进程。但随着剧情的发展，深陷文化困境时，他有口难辩，最终沦落为骨肉分离、有家不能回、混迹贫民窟的无业游民形象。命运的强烈反差让他自己、也让观众痛苦地警觉跨文化沟通中存在的层层障碍及文化干扰的无所不在。

（一）价值取向

克莱德·克拉克洪和弗里德·斯多特贝克于1961年提出：价值取向指的是复杂但确定的模式化原则，与解决普通的人类问题相联系，对人类行为和思想起着指示与向导作用。他们从人性取向、人与自然关系取向、时间取向、人类活动取向、关系取向五个价值取向理论来区分文化，帮助人们理解文化差异现象，对文化冲突行为给予合理的解释。

中美两种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传统习俗，导致它们迥异的群体文化观。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农耕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形成相互合作、互相赖以生存的合作方式，故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社会群体倾向，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文化模式，集体主义指的是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集体的目标和追求高于个人，个人依赖集体，推崇互相帮助。而美国是以海洋为基础的工商业生产模式，加之那里地广人稀，人与人之间未形成紧密的联系。欧洲殖民者的“人本位”“天赋人权”的思维模式为个人主义在这片土地上的流行提供了坚强的理论后盾，从意识形态上将美国培养成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群体。他们没有很强的集体观念和从属感觉，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人意识，个人的自由绝对优于集体利益。

两种价值取向的冲突在儿童权利和儿童教育上有突出的表现。在美国人眼中，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他与成人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不属于家庭或父母，而属于国家和社会。父母是孩子的监护人，法律规定未满12岁的儿童被单独留在家里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因此，在听证会上，律师将丹尼斯独自在家这一条作为对许大同进行指控。影片以群众的抗议示威拉开序幕：群众抗议电脑游戏中的暴力倾向。它反映出美国文化中对儿童的人文关怀，作为监护人的家长所要给予孩子的是身心双重保护。中国文化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之一即为“父为子纲”“父子有亲”。儿童不具备个体的权利，他属于父母和家庭。正如许大同所说的“儿子是我的作品，我当然有版权”。父母对子女有绝对的管教权，父母对儿女所做的一切，无论是言语上的责骂，还是身体上的惩罚，都是以孩子的成长为出发点，都是善意的行为。

中国文化中的个体属于不同的集体，当所隶属的群体产生利益冲突，整体观念较强的中国人会以大局为重，牺牲小集体的利益而成全大集体。家庭与工作单位都是许大同的群体，但当二者只能择其一时，许大同自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在妻子分娩时，许大同并未在医院陪同，这在美国文化中是不可思议的行为。于是，在听证会上，证人质问道：“还有什么能比孩子出世更重要？”中国文化的集体意识使许大同树立起对社会和单位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宁愿牺牲家庭的利益以维护集体利益。但对于个人至上、集体观念淡薄的美国人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

（二）思維模式

作为典型集体主义文化代表的中国，在儒家思想的历史熏陶之下，人情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融会交往，从而形成礼仪至上的社会。而法律作为人类的规范体系，需与礼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法属从礼、屈从于家庭伦理的态势。许大同就是秉承“法不外乎人情”的观念，对他而言人情既包括亲情又包括友情。

许大同是中国人眼中模范的一家之主。他孝顺父亲，关心妻儿。他将父亲接到美国来参加自己的获奖典礼，让他来分享自己的成功喜悦，充分体现“百善孝为先”的中华美德。但当孝顺之情与法律之理发生冲突时，他做出的是中国式的选择。诸多行为在中国人的眼中显示了许大同的拳拳孝子之情，但在美国的文化中，法律是无情的，他的行为逃避不了法律的责任。对于丹尼斯，许大同虽然有过打骂之举，但他的爱子之心情真意切，诚如他在听证会上所陈述的那样，“我爱我的儿子胜过一切”。在父爱面前，他的法律意识退居次要位置：在平安夜，当有人企图抢走他为儿子精心准备的礼物时，他大打出手，险些造成严重的后果；在法庭严禁他在家周围出现的情况下，他仍乔装成圣诞老人，爬楼回到家中，从而遵守对儿子的诺言。他的行为于情可以理解，但于法是行不通的。中国文化寓情于理、情大于理的观念与美国文化的依法办事、法不容情的思想势必造成交际中的文

化干扰。

三、文化移情——跨文化交际的契合点

在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浓浓中国文化中长大的许大同，移民至崇尚人性自由的美国时，经历了社会变迁。在社会变迁中，文化中的物质部分首先变迁，其次是文化的精神部分，最后是文化中的风俗、习惯变迁，这种现象社会学称为“文化滞后”。许大同宣告自己美国梦实现时，成功地完成了物质变迁。但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并未顺利地实现转换。他仍遵循中华民族孝顺顾家的美德、严格教育孩子的方法、传统的朋友观和面子观等。这些因素势必造成文化干扰，威胁他在美国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当刮痧这一治疗方法作为导火线触动了文化碰撞与冲突，并给许大同一家带来灾难时，文化冲突的解决方法迫在眉睫。许大同的第一个反应是文化分离，所以在机场时，他打算与父亲和儿子一起离开美国，回归自己的本土文化。但这只是一种消极的逃避，并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所以他的父亲告诫他：“你躲是躲不开的。”万般无奈的他只能寻找问题的文化根源，确定积极的应对策略。文化移情是指交际主体自觉转换文化立场，在交际沟通中有意识地超越本土文化，把自己置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如实地感受、领悟、理解和接受另一种文化。刮痧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以开放的姿态去认识和理解彼此的文化，消除文化干扰的负面影响，找到两种文化的契合点，实现文化交融。

根据霍尔关于高低语境文化的划分，中国属于高语境文化。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在交际时有许多的信息或者蕴含在社会文化环境和情景中，或者内化于交际者的心中。而美国属于低语境文化。两种文化在情感表达上各不相同。高语境的中国人会用比较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而美国人则会直截了当地倾述感情。律师建议许大同在听证会上证明自己是个好父亲，期待以亲情打动法官。这给许大同造成了很大的困惑，给他出了难题。在他看来父爱是不需要言说的，一切尽在不言中：“父亲爱儿子，天经地义，还用得着找证据，

发表声明？”

美国文化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推崇通过个人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目标的行为，许大同在影片结尾处上演了一场好莱坞电影中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为了在平安夜与妻儿团聚，他破窗而入，他的所作所为符合好莱坞电影中个人英雄的形象：陷入重重困境的主人公竭尽所能，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愿望和抗争。许大同的这些做法证明在潜移默化中他在向美国文化靠近，他开始以美国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来看待和处理问题。而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文化承载者，也积极地寻找方法，让美国人了解和接受刮痧疗法：他找到昆兰先生，冲破语言障碍，用漫画的非言语方式向昆兰承认自己才是刮痧行为的实施者。而他的行为也让昆兰萌生出尝试刮痧行为、走入中国文化的念头。至此，这一文化冲突在双方文化移情行为的作用下得以顺利解决。影片结尾处，昆兰和玛格丽特目睹许大同一家在历尽艰辛后团聚的感人场面，心中定会有所触动，他们对中国文化中的浓浓亲情和深厚的伦理关系会有更多的感悟。

四、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展开，跨民族、跨国家、跨文化的接触与沟通日益频繁，文化碰撞和文化冲突毋庸置疑地成为新形势下人们关注的焦点。而电影《刮痧》为人们揭示了中美两种文化走向共存、双向交流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正如导演郑晓龙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不同的文化之间需要有理解精神和博大的胸怀，回避矛盾，放弃自己，互相对立都不是文明的出路。尊重、吸纳、兼容并蓄才是任何一种文化生命力旺盛、可能继续发展的表现，才是希望所在。”当对中国语言文化知之甚少的丹尼斯学习用中文说“筷子”时、当许大同将中国文化元素运用到电脑游戏软件中时、当许大同将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孙悟空玩偶粉饰一新作为圣诞节礼物交给丹尼斯时，人们看到了两种文化走向并存的尝试与努力；当影片末尾“中国”“长城”等词语中英文并现时，人们看到了两种文化走向交融的美好画面。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简介：杨柏艳（1972-），女，辽宁法库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