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之“神韵说”烜赫清诗坛原因探究

刘娜

王士禛是清朝康熙时期的文坛巨擘，执掌文坛四十余年。他在广泛吸收前人诗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神韵说”。这一诗歌理论标举一种清远自然的诗歌风格，推崇含蓄简淡的文学表达，提倡兴会神来的创作，对清代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是，清初诗坛各种文学思潮勃兴，为什么只有提倡“神韵说”的王士禛能够成为当时的文坛巨匠？为什么并非独创的“神韵说”能够在清初诗坛大行其道而影响文坛百年之久？基于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的共同考虑，本文将从清初政治环境、王士禛个人学识积累以及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一代政治下有一代之文学

首先，神韵说的文学主张符合当时统治者的文治之需。清朝是在满族入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有的汉民族不愿臣服统治，各色的反清运动都在或明或暗地进行。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一方面依靠武力征服，一方面也加强思想领域的钳制。神韵说正式提出之前，康熙就已经设置博学鸿词科，大兴文字狱，宽严相济，力图掌控士林。

神韵说糅合儒道释多种思想，标举清远，大有清悠平和、与世无争、回归自然之意，是在审美领域的文学探讨，这正符合康熙加强思想控制、不喜文人借诗讽谏以扰动人心的统治需要。康熙特旨传谕王士禛入选翰林，看重的不仅是其“诗文兼优”，更是王士禛的影响力。王士禛与汪琬、程可则、梁熙、叶方蔼、陈廷敬、龚鼎孳、宋琬、施闰章、沈荃、陈维崧等人交往唱和，又受到文坛盟主钱谦益和遗民诗人的共同看重，门下有盛符升、汤右曾、查昇、张瑗、许承宣、许承家、汪懋麟等人，在清初的诗人群体里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更被视为钱谦益之后的文坛领袖候选人。所以，提拔王士禛相当于网罗了一大批文坛士子，掌控了一个由王士禛一人由点及面辐散开来的文学网络，方便康熙自上而下的思想统筹。

其次，神韵说的观点主张也与康熙个人的文学喜好相投，他与王士禛间的诗文交往促进了神韵说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为其蒙上了官方推行的色彩。康熙标举温柔敦厚，他选择王士禛，其实也就是选择了这种“神韵诗风”为一朝诗风。康熙对王士禛的礼遇有加，御书“存诚”、唐代张继《枫桥夜泊》之诗、韦庄的“烟霞尽入新诗卷，郭邑闲开古画图”等赠予王士禛，这些都为神韵说蒙上了官方色彩。

神韵说的提出是在王士禛晚年时期，经“少时好唐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再到晚年“回归唐音”，王士禛提出了含蓄自然、冲和淡远的神韵说，本就是一种温厚尔雅、衬托盛世气象的清音，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受到了康熙的影响，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

的影响。

二、家学与才学积累下的迸发

神韵说的提出，是王士禛丰厚的家学传承与个人学识积淀的结果。王氏的神韵论及其创作为清初诗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摆脱前、后七子之纠缠与模拟，洗尽公安派之轻浮与竟陵派之尖巧，风靡大江南北。王士禛出生于书香门第，家族几代均是入仕官员，祖上有“所友者必皆读书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的家训教诲。太祖父王象艮、王象明一代，王士禄、王士禧、王士祜和王士禛兄弟四人这一辈，皆推崇朴素淡泊的诗风。

神韵说是王士禛一生诗歌思想的结晶，其提出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顺治十四年（1675年），即是著名的《秋柳》四章的创作与流传时期。《秋柳》诗一经流传，即引起百家唱和，可以说是这位文坛巨擘崛起的前奏。同年，他提出了“典、远、谐、则”的四字诗歌创作原则，其中“远”一则大有神韵说的清远之意，可以看作是神韵说的萌芽期。

第二阶段是在王士禛任扬州推官之际，以康熙二年（1663年）的《论诗绝句》组诗为标志。翁方纲曾在《复初斋精华录评》中指出：“此三十首（实际是四十首）已开阮亭‘神韵二字之端矣，但未说出耳。”王士禛在这些诗歌中标举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人的山水田园诗，与其三兄弟一样，在自然中寻找感情寄托，构建情景、物我之间的融通。雖然没有明确提出“神韵”二字，但是在《倚声初集》中诗歌的品评中已出现“神韵”二字。

神韵说正式提出是在第三阶段，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到二十八年（1689年）在城西居庐和南城旧第服丧期间，此时他已入晚年。暂时摆脱官场事务的王士禛，选韦庄《又玄集》和宋姚铉《唐文粹》合为《唐诗十集》，并撰《唐贤三昧集》，基本确立了“神韵说”的思想来源，即采司空图“味外味”说和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说，并吸收钟嵘、徐祯卿等人的诗论，总结而提出了“神韵说”。他在《池北偶谈》中进一步阐发了其中的精义，“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这标志着推崇清远自然、妙悟入神的神韵说正式形成。

依靠着深厚的学识积累，王士禛逐步闪耀文坛，成为继钱谦益之后的文坛盟主，主角光环为神韵说的推广进一步增加了砝码。康熙时期，王士禛仕途顺畅，在文坛一时风光无二，“士人携诗文游京师，必谒龚端毅（鼎孳）公，次即谒长洲汪苕文（琬）、颍川刘公勇（体仁）及予三人”。而当龚鼎孳故去，汪琬精力又集中于古文，刘体仁无论在文学影响上还是政治上都无法与王士禛相抗衡。所以，在当时文坛虚位以待的情形下，王士禛正是合适人选，诗名犹盛，上达天听。康熙十七年（1678年），王士禛被拔擢入翰林，这可视作是文坛盟主的官方确认。

三、文学发展的历史性积淀

清代是一个总结的时代，封建统治下的经济、政治、文化在此阶段都实现了历史性的积淀。神韵说的提出便可以上溯到老庄思想中的旷达，魏晋风度中的潇洒通脱和山水田园诗的闲适自然，还有晚唐的意境说、南宋的妙悟说，再到元代文人画中的性灵讨论，到明代赋予“神韵”以格调气象的内涵，前人累积起的艺术经验、审美情趣和文学理论在这里都成为王士禛“神韵说”的源头。

在璀璨的文学星河里，王士禛更为直接地秉承了钟嵘、司空图、严羽、徐祯卿等人含蓄蕴藉、追求风神自然的诗歌思想，“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所以，神韵说的内涵主要囊括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味外味”说和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说，是一种冲淡、自然、清奇的审美风貌，强调“伫兴而就”和“偶然欲书”的诗歌创作，在诗歌鉴赏方面主张“自然入妙”，用一种空寂的心态去体悟诗人之情。

王士禛自己创作的诸多诗歌大多遵循唐王维、孟浩然等人自然古澹的风格，情韵兼收。但是，这种言简而情深的诗歌在创作上有一定难度，追求简雅入神，却又不能流于元白式的通俗，诗人必须拥有深厚学养才能创作出优质的诗歌，从这方面来说是带有精英文学的特点。乾隆时期的翁方纲曾评论士镇诗云：“阮亭诗，如海估拣取明玑紫贝，制作仙子五铢衣，随手补凑，皆合五城十二楼中装饰，但寒者不可以为衣耳。”所以，神韵说带有的精英性是符合古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身份定位的，在士人中间的接受度也比较高。

此外，神韵说带有逃避政治、潜心文学田园的归隐意味，所以在当时敏感的社会环境之下不失为文人保全自身的一种选择。因而，神韵说既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亦受到入仕的知识分子还有遗民诗人的认可，影响力可见一斑。加之神韵说提出之际正好是文坛的一个空窗期，钱谦益、吴伟业等前一代文坛巨匠相继离世，遗民诗人又因清廷的打拉政策而有所顾忌，神韵说应时出现，占据了良好的时机。

四、结语

在清初统治者的文治政策和文坛较为严密的监管环境下，王士禛吸取前人思想，糅合自身的文学兴趣，明确提出了“神韵说”。神韵说凭借提出者文坛盟主的身份地位，在官方的允准与保护下，外加精英色彩与免触文网的特点，一举在文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光耀清代诗坛的诗歌理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