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的敌人并非保护主义

“自由贸易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保护主义笼罩下的世界经济将向何处去？”这是目前我所耳闻的最常见的问题之一。但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的区别，并非特别有助于理解全球经济，甚至还歪曲了近代历史。

“自由贸易”令人联想到政府后退一步，允许市场自行决定经济格局。但是，任何市场经济均需要规章制度，它们通常由政府颁布和执行。此外，当国家管辖权借助国际贸易和金融建立联系时，还会产生其他问题：全球市场企业竞争应优先遵守哪些国家的规则和法律？是否应当通过国际条约及区域或全球机构来实现规则的重新制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显而易见，从199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新冠疫情暴发才结束的超级全球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时期。过去30年所签署的贸易协议，与其说重点在于取消对贸易和投资的跨境限制，还不如说关系到监管标准、健康和安全规则、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此前属于国内政策领域的问题。

上述规则也并不中立，它们往往优先保障国际银行、制药企业和与政治相关的跨国公司等大企业的利益。上述企业能更顺利地进入全球市场，那些旨在推翻致使利润减少的政府规章的特别国际仲裁程序，也主要使它们受益。

同样，收紧知识产权规则—即容许医药和科技企业滥用其垄断权力—这样的私货贩卖，实际打着放松自由贸易的幌子。政府被迫放松资本流动，但劳动力却依然受困于边境封闭。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问题遭到忽视，部分原因是超级全球化议程将之排挤在外，但同时也因为上述两个领域所创造的公共产品都将损害商业利益。

近年来，我们亲眼看见了上述政策所引发的强烈反对，以及对更大范围内经济优先政策的重新考虑。遭到某些人谴责的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思想，实际是在重新“平衡”解决劳动力流离失所、地区落后、气候转型和公共卫生等重要国家问题。对疗愈超级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和环境损害以及为未来建立某种更为健康的全球化形式而言，上述进程均不可或缺。

美国总统拜登推出的产业政策、绿色补贴和美國制造条款，就是这种重新定位最为显著的例子。诚然，这些政策在欧洲、亚洲和发展中世界引发了愤怒，因为它们被视为与既定的自由贸易规则背道而驰。但它们往往也在同样的国家，被寻求超级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者视为有效模式。

我们不用回溯太远的历史，就可以找到上述新政策可能形成的类似体制。在1980年代初曾盛极一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各国政府在工业、监管和金融政策领域，均保留了很大自主权；相较于全球一体化，当时许多国家更重视国内经济。当时的贸易协定，范围狭窄且力度薄弱，对发达经济体、更不用说对发展中国家，几乎鲜有限制。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国内控制在当时是常态，而不是例外的东西。

尽管当时的全球经济更加封闭，但事实证明，布雷顿森林时代对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更为有利。发达经济体收获了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的相对平等。那些采取了有效发展战略的低收入国家—如东亚四小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尽管它们当时面临比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高得多的壁垒。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传统，理应让那些认为允许各国保留更大余地以推行其自身政策必然不利于全球经济的人重新考虑。相比所谓的背叛“自由贸易”，对地缘政治竞争管理不善，更容易令全球经济陷入困境。决策者和评论人士必须对真正重要的风险保持关注。

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国际经济学会主席，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本文已获Project Syndicate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