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自杀之殇

安德鲁·所罗门

特雷弗一家的生活照

我和我丈夫头一次见特雷弗·马修斯时，他刚上幼儿园，他跟我们的儿子乔治是同学，都在纽约上东区的私立男校圣伯纳德上学。特雷弗大概是班上最聪明的孩子，他一年级就可以阅读成年人读的非虚构作品。他是个有魅力、大方、热心肠的孩子，但与此同时，他也可以突然变得非常暴力。他曾在我儿子七岁生日派对上打伤过另一个男孩，那孩子隔天去上学，耳朵上還可以看到伤痕。特雷弗会欺负班上体型比他小的孩子，他们要是敢反抗，他指定会想办法找他们麻烦。二年级的时候，他以散播同学的坏话为要挟，让他们交保护费。“特雷弗惹的乱子比别人加起来都多。”一位同学回忆道。家长纷纷向学校反映情况，特雷弗也因此多次被批评教育。“他一年级的时候就惹过很多麻烦。”一位家长说，“他妈妈为此操碎了心，她多么希望儿子能少惹麻烦。”

特雷弗的母亲安杰拉·马修斯是一位四十出头的知识产权律师，她年轻时学过芭蕾，至今仍维持着舞者的体态。她强势的性格让她显得颇有威严，但她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特雷弗的父亲比利·马修斯在金融行业工作，性格友善、身材强壮。他们还有个女儿叫阿格尼丝，比特雷弗小三岁半。

特雷弗的聪明劲儿颇讨长辈喜欢。他在许多方面都比较早熟，四年级的时候，他就带一位女伴参加过学校的慈善捐款活动。同一年，特雷弗还被选为班级代表，他承诺会想办法整修一下休息区，并组织同学一起帮助附近街区的流浪汉。

不过，他的暴力倾向也变得更严重了。有一次，他把另一个男孩推下了楼梯，那个孩子的家长事后向学校投诉，要求学校确保特雷弗上下楼梯时跟他的孩子保持距离。玩彩弹射击游戏的时候，他悄无声息地跑到另一个男孩身后，对着男孩的头盔近距离开了一枪，那个孩子因此出现了视觉模糊的症状。2019年，四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校方和特雷弗的父母达成一致，都认为应该将特雷弗转走，这也是为他好。他的许多同学知道他要转走后，都舒了一口气。

去年，乔治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了。总统日假期，我跟我丈夫带乔治还有他的一位同学一起去滑雪。我们把车开进停车场后，发现特雷弗碰巧也在，乔治跟他的朋友注意到特雷弗以后都发出了抱怨。我们告诉他们，并不是非得跟特雷弗一块儿玩，但至少应该表现得礼貌些。他们最后跟特雷弗玩得挺好，特雷弗滑得非常棒，但为了跟老同学一起，他并没有选择高难度的赛道。傍晚，乔治上车后说：“特雷弗就像变了个人，比过去好多了，我觉得我们甚至可以成为好朋友。”我们听他这么说很开心。

七周后，4月6日下午，特雷弗从他家的屋顶跳了下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几个月前刚刚12岁。

我从圣伯纳德另一位家长口中得知了特雷弗的死讯，当时我正在买菜。我立马跑回家，跟丈夫说了这件事。乔治知道后哭了一晚上。他不停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还说：“我应该对特雷弗好点的，我可能让他的生活变得更糟了。”我一直在旁边安慰他，我告诉他，这场悲剧与他无关，他之前不论做什么，都无法阻止这场悲剧。“他们的童年在周二结束了。”乔治班上一位同学的母亲说。

我打电话给特雷弗的母亲安杰拉，问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他们。后面几周，只要有朋友问，安杰拉就会把事情经过讲一遍，她仿佛是在用重复讲述的方式去接受这件事。特雷弗的父亲比利不太说话，对他而言，哪怕是例行讲一遍事情的经过也非常痛苦。

安杰拉和比利一直很困惑，为什么针对儿童抑郁症的干预治疗这么少？特雷弗家境优渥，父母受过良好教育，他能得到的心理健康支持比绝大多数美国儿童要强上许多，但这样的支持还是没能留住他。安杰拉想推动立法，为儿童提供更好的干预治疗，避免她儿子的悲剧重演。她还有意建立一个研究和临床治疗中心。

一个人的自杀会在亲友的心中留下一片真空地带。他们会想方设法用故事去填满它，希望这些故事可以给他们无法理解的悲剧提供一个解释。有的会责备自己或他人，有的会在生活中寻找一丝残留的慰藉，有的会伤害自己，有的这几样都会做，甚至会做更多。特雷弗离世后，我用了一年的时间采访他的亲友，这些反应我都见过，有的我甚至自己也经历过。慢慢地，我喜欢上了特雷弗，他在世的时候，我没有这种感受。我对他的脆弱了解得越多，我就越遗憾，乔治跟他常常水火不容，我多么希望我当初可以跟乔治好好说说，让他跟特雷弗做朋友。

安杰拉对儿童抑郁症干预治疗的关注是对的，我们的社会确实在这方面存在严重短板。自杀人群的平均年龄一直在下降，青少年占比持续走高：1950年到1988年，15至19岁自杀人群的占比提升了三倍;2007年到2017年，10至14岁儿童的自杀数量增长了一倍多。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数据和成年人相比，又少又散，发展心理学对青少年的研究就更少了。囿于数据和资料的匮乏，我们很难概括青少年自杀问题的共同点。我们能找到的研究报告都基于不同参数，比如年龄段、样本量以及人口统计的一些参数，这些研究参数差异过大，我们根本不可能把它们的信息整合起来。这些互相矛盾的数据恰恰说明，我们社会对青少年的自杀问题不够重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显示，在2020年，10到14岁的儿童有500多位因自杀离世，15到24岁年轻人的对应数据则是6000多。在第一组人群中，自杀已经成为了仅次于意外伤害的第二大死因，这意味着自杀成为了车祸一般的常见死因。

总体而言，新冠疫情加剧了本身就在不断恶化的青少年自杀问题。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表明，2020年到急诊看心理疾病的人群当中，12到27岁这一年龄段的数量比2019年增加了1/3。疫情封锁期间，7到11岁儿童到急诊看心理疾病的数量增长了24%，12到17岁的对应数据是31%。从所有人口看，自杀率在下降，但这个数据隐藏了年轻人口略微上扬的自杀趋势，这一点在黑人、拉丁裔和美国原住民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斯科特·劳赫是麦克莱恩医院的院长，也是哈佛医学院的精神科教授。他表示：“我们习惯于将青少年抑郁症污名化，不给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提供本应提供的治疗是我们的传统，这真是我们国家的耻辱。”美国不对12岁以下有自杀倾向的儿童提供任何循证治疗。有研究人员专门就此作过研究，他们在报告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资料少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总体根本不认为孩子会有这样的想法？”

“父母没法想象孩子自杀，但正因如此，父母没法为防止孩子自杀做足预防措施。”2012年，布拉德·亨斯泰布尔12岁的儿子因自杀离世，他说：“大多数儿科医生都知道如何检测铅中毒，也可以熟练地告诉你孩子的身高是否在标准范围内，但他们并不知道如何评估自杀倾向。”

儿童自杀最令人担心的一点或许就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研究表明，1/3左右的儿童自杀案例似乎都没有预兆，有时候人们倒是可以事后找出一些当初被忽略的迹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精神医学系主任吉米·波塔什说起了一位自杀未遂的男孩的经历，那个男孩说自杀的念头是突然来的，他看到厨房的刀，就有了自杀的想法，他还没来得及多想，就已经用刀把自己捅了。美国预防自杀基金会的首席医疗官克里斯蒂娜·穆捷表示：“儿童那种强烈的自杀念头非常短暂，他们的大脑好像无法长期保持这种极端的想法。”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有没有“作案工具”非常关键：和家里没有枪支的孩子相比，家里有枪支的孩子，自杀率要高四倍多。

儿童有自杀念头的可能性远比他们父母想象的要大。2020年发表于《柳叶刀》的一篇研究报告称，9到10岁的儿童当中，12个里面就有1个有过自杀的念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父母在孩子自杀后会反复想，他们当初如果可以早十分钟到就好了，或者他们没跟孩子吵那一架就好了。

特雷弗的自杀给认识他的人上了一课。很多人之前都觉得他是个施暴者，他们并不知道他自己也深受折磨。对别人有暴力倾向的人往往有较高的自杀可能性。大家都知道霸凌事件的受害者有可能自杀，但施暴者其实同样也有自杀的可能。专家指出，儿童抑郁症的内在表现（冷漠、悲伤）常常被忽视，外在表现（暴力、破坏性）常常被一罚了之。内外表现反映的其实是一种病。和许多施暴者一样，特雷弗同时也是被施暴的对象，有一次，一群男孩按倒他，对他拳打脚踢。

研究报告称，到13岁以后，有超过1/3的施暴者考虑过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施暴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人更容易自杀，这部分人群当中，有近半数尝试过自杀或有过自残行为。其次，当下无孔不入的社交媒体创造了霸凌的新场地。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琼·特文格发现，相比于每天上网不到一小时的青少年，每天上网五小时以上的青少年，自杀率几乎要高一倍。近几年，有的家长在孩子自杀离世后会起诉社交媒体公司，理由是公司的算法诱导他们的孩子一直上网。西雅图的律师马修·伯格曼专门接这种案子，他稱社交媒体的危害和烟草类似。

特雷弗去世后，安杰拉在他的桌子上找到了一张愿望清单：

iPhone 12 mini（11月29日，生日礼物）

AirPodsPro耳机（11月29日，生日礼物）

笔记本电脑（圣诞礼物）

染发，最好染成金色/绿色/粉色，我太想染成粉色了！！！（最好在夏天前实现）

……

清单是特雷弗自杀前些天写的，单看这张清单，谁也想不到他会自杀。

20世纪上半叶，许多心理学家认为抑郁是儿童成长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40年代，精神分析学家勒内·斯皮茨在育婴院的婴儿当中发现了不少患有抑郁症的个例，这与他们被母亲遗弃有很大关系。他说抑郁是“婴儿在特定环境下患上的一种疾病”。约翰·鲍尔比关于依附性抑郁的论著记录了小孩因为和父母分离，精神受到创伤的案例。他们一开始又哭又闹，时间长了以后，有的会开始有嗜睡的毛病，再之后，有一部分甚至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70年代，利昂·西特兰和唐纳德·麦克纽提议将儿童抑郁症列为一种独立的诊断类别，两人还提出了确诊儿童抑郁症的问诊步骤。

儿童即使有自杀的念头，也常常对此闭口不谈。父母也不愿意相信孩子有这样的念头。几年前，我朋友11岁的儿子突然暴跳如雷，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陪朋友带他的儿子乘救护车赶往医院。路上，孩子一开始只是表达愤怒，但没多久，他又因为自己刚刚失控而陷入绝望。他说：“我经常有自杀的念头。老实讲，我今天上午就在想这些，但我并不会真的这么做，或许吧。”

早在1996年，就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病群体的平均年龄在不断下降。两项关于学龄前儿童的研究称，他们当中大概有1%患有抑郁症。幼年患上的抑郁症往往很难根治。一份关于成年人抑郁症的研究报告称，患者当中，童年出现过抑郁症状的，自杀倾向最强，也最有可能为此付诸行动。

青少年在校期间自杀的可能性更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学校会面临更多的社交和学习压力。研究表明，青少年如果小时候被忽视或虐待过，他们自杀的可能性也会随之上升。收养所的儿童与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儿童相比，也有更高的自杀率。

自杀大概率是外部环境和遗传倾向交互作用的结果，不过，正如哥伦比亚大学转化神经科学教授约翰·曼所说：“我们尚不知道这关系到哪些基因，但我们知道的确有这样的基因。自杀并非凭空发生的。”

许多孩子即使抑郁了，也不会自杀。我们难以理解的是，有的孩子没有抑郁的症状，却选择了自杀。这一方面与小孩容易冲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小孩年龄尚小、阅历不足有关。大多数成年人恐怕都有因烦心事失眠的经历，小孩也一样，尽管他们在学校的烦心事听上去可能有些可笑或微不足道。儿童的世界或许比成年人小许多，但儿童的情感与成年人同样丰富。大多数人想通后，都不会把自己一夜无眠的经历告诉别人，但有的人撑不到早上，他们有可能在大半夜情绪最低谷的时候上吊、开枪自杀或跳楼，这么做的也有儿童。

2021年4月6日，特雷弗在家上网课，隔天学校就要恢复线下授课，他很期待回到学校。上网课的时候，他还给同学推荐了一部他最近看过的纪录片。网课结束后，他跟心理医生在线聊了一个钟头。之后，安杰拉和比利还跟医生单独聊了一会儿，医生说孩子自杀的可能性为零。

但就是在这一天，特雷弗悄悄地沿安全梯爬上了屋顶，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自杀离世后，一位很早就认识他的人这样说：“特雷弗这么聪明，他如果想安安静静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完全可以骗过任何心理医生。”

专家们为了降低儿童自杀率，提出了许多治疗手段，但大多数只收获了零星的正面反馈，作用不大。迄今为止，对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而言，效果最好的治疗手段应该是辩证行为疗法，这种治疗方法将认知行为学、禅宗哲学和正念结合起来，强调用有效的方式去接受和容忍抑郁的症状。麦克莱恩医院的布莱斯·阿吉雷用该疗法治疗过3500多名青少年，其中，不少患者之前都有过十次或十次以上的精神科住院经历，但他们的家长反映，看过阿吉雷医生以后，孩子再也没住过院了。

一个人如果有过一次自杀未遂的经历，他后面因自杀而亡的可能性还是远高于一般人。尽管如此，90%的人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后，就不会再轻生了。大多数人这么做都是对某种危机的回应，这意味着你如果能带他们去积极治疗，完全有可能救他们一命。

特雷弗的葬礼于2021年4月14日举行，受疫情影响，葬礼规模不大，但还是来了九名特雷弗在圣伯纳德的同学，其中就有我的儿子乔治。他们一起走上前去，安慰特雷弗的母亲安杰拉。“特雷弗很在乎你们，这也是我邀请你们的原因。我希望你们知道，你们每个人对他都很重要。”接着，她郑重地说，“孩子们，我希望你们可以向我保证，你们如果遇到什么坎了，会和朋友、父母、老师或医生说出你们的感受。这样的葬礼有一场就够了。”

特雷弗走后，安杰拉一直在想办法帮女儿阿格尼丝走出阴霾。一天晚上，她给阿格尼丝读睡前故事。阿格尼丝打断了她：“妈妈，你给我读的故事都有幸福美满的结局，但我们的生活并没有这样的结局。”

安杰拉抱住了她，问道：“你今年几岁啊？”

“九岁。”阿格尼丝答道。

“那我们假设你可以活到90岁好了，你的人生過去了多少呢？”

“10%。”

“所有故事都有幸福美满的结局，但大多数故事是从头幸福到尾呢，还是说中间会有曲折？”

阿格尼丝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我的宝贝女儿，我们是经历了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生活不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

[编译自美国《纽约客》]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