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之痛：青少年自残真相

苏珊娜·施罗伯斯多夫

菲丝–安·毕肖普第一次割伤自己时正读初中。那夜凌晨两点，在缅因州班戈市的家中，父母睡得很沉，她坐在浴缸边，手里拿着一段金属笔夹，划开了肋骨侧边柔软的皮肤。血流了出来，她也好像获得了解脱。“那一刻，我感到宁静。”菲丝–安说，“我不想停下来，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伤口带来的疼痛能让菲丝–安暂时摆脱焦虑，她焦虑学业，焦虑未来，焦虑人际关系，焦虑周围的一切。上学前她经常感到不适，有时会呕吐，有时干脆直接待在家里，她说：“去学校简直要了我的命。”

当下社会很难不让人焦虑。

这是三年前的事了。菲丝–安如今20岁，在洛杉矶学电影。直到今天，她才敢向父母承认，当年的自己非常痛苦。她藏起了身上的伤疤，也藏起了不可言喻的悲伤，她觉得旁人无法理解这些情绪。表面上，她过得很好。她爱她的父母，不忍心看到他们脸上出现忧虑的神情。

对菲丝–安来说，自残这种无法自抑的隐秘行为是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一种表现。在美国，数百万青少年同她一样，正和这两种心理疾病作斗争。专家说，自残现象日渐增多，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普遍的心理问题——21世纪青少年驱之不散的焦虑，而自残正是其中最令人不安的症状。

与父母年轻时相比，当代青少年心理更脆弱，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更差。有时，我们会说他们被宠坏了或者被管太多了。但仔细分析后，我们就会发现，年轻人之所以痛苦，其实有更令人心碎的原因。高中生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情况在2012年之前还算稳定，却在此后呈上升趋势。家庭经济压力会加剧这些问题。研究表明，女孩面临的风险比男孩更大。

根据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数据，12到17岁的青少年有300万人在一年之中至少出现过一次重度抑郁发作的情况。200多万青少年报告称，抑郁发作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数据显示，630万青少年患有焦虑症。

专家怀疑真实情况要糟糕得多，因为许多人即便有心理问题也不会寻求帮助。儿童心理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焦虑症年轻患者中，仅有20%得到治疗。此外，我们很难量化与抑郁、焦虑有关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大多非常隐蔽，非自杀性自伤就是如此。

青少年总是渴望刺激，却往往无法控制情绪，有时甚至有些神經衰弱。他们的青春萌芽期正值科技和社交媒体重塑社会之际。“当下社会很难不让人焦虑。”康奈尔大学自残及康复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贾妮斯·惠特洛克说。诚然，学业压力和家长事无巨细的教养方式会让孩子焦虑，但惠特洛克并不认为这些是导致青少年心理疾病日益普遍的主要因素。她说：“他们被各种外在刺激裹挟，置身于漩涡之中，逃不掉，不想逃，也不知道如何逃。”

在与美国各地青少年、家长、临床医生和学校辅导员交谈时，我发现他们普遍存在一种感受——在当下做一名青少年等同于承担了一份让人筋疲力尽的全职工作，要做家庭作业，打造社交媒体人设，要为职业规划、气候变化、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殚精竭虑。事情无论大小，一旦发生，数小时便会传遍网络，信息充斥生活，令人眼花缭乱、疲惫不堪。

18岁的艾莉森：“我们是脆弱和情绪化的一代。”

“我们这代人根本无法逃避问题，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菲丝–安说，“我们就像随时爆发的小火山，不断受到来自手机、人际关系和现实社会的压力。”威斯康星州南希博伊根高中的辅导员斯蒂夫·施耐德表示，这种情况好似被不断撕开的结痂，“难以痊愈、无法抽离”。

许多成年人并不清楚青少年的情感世界有多依赖手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则专题报道或许可以给出答案。报道集结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和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研究人员，调查了200多名13岁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结果发现，“他们的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17岁的菲比·加里皮来自缅因州阿伦德尔镇。菲比在Instagram上关注了一位素未谋面的洛杉矶女孩，她喜欢女孩发布的照片。突然有一天，这位女孩不再更新了。不久，菲比便听说她被人绑架后撕票了，尸体扔在了马路边。“我听到消息后嚎啕大哭，可我根本不认识她。”菲比说，“事情发生在遥远的洛杉矶，但我觉得跟自己有很大关系。”

这种高联结性无处不在，甚至将偏远地区的青少年们也卷入了这股漩涡之中。蒙大拿州人烟稀少，这里的孩子却无法远离是非。远方的一桩自杀案，孩子能比大人更早知晓。根据蒙大拿青年危险行为调查的数据，该州30%的青少年表示，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感到悲伤、绝望，这种情况至少会持续两周。

梅根·莫雷诺是西雅图社交媒体和青少年健康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她指出，移动技术革命与引入电话、电视那会儿截然不同。在过去，你妈妈叫你挂断座机、关掉电视，你不得不照做。但如今，孩子自己掌控了一切。

父母同样管不住自己。莫雷诺说：“当然不是所有家长，但大部分家长也离不开手机，他们忽视周遭人群，专注于小屏幕，他们晚餐时接电话，而不是说：‘不好意思，我正和家人用餐，不方便接电话。’”我们拥有移动技术，但尚未制定使用规则。

不过，莫雷诺告诫人们，切勿将技术完全妖魔化。她说：“技术就像一把铁锤，可以建造一座前所未有的殿堂，也能砸碎某个人的头。”手机会剥夺青少年大脑必要的休息时间，却也是保持联系和获得支持的一种方式。

学业也会给青少年带来心理负担，纽约布鲁克林区的17岁女孩诺拉·卡登为此接受了心理咨询。大学申请程序走到后期，她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她害怕接到老师的电话，害怕收到拒信，“我父母没给我压力，反倒是我自己给自己压力。”

“经济形势不明朗、同辈竞争都造成了压迫感。”非营利组织杰德基金会成员维克多·施瓦茨说，“十年前孩子们常常谈论的抑郁，如今被焦虑取代了。”

18岁的汤米·瓜迪亚来自华盛顿州肯特市，成绩优异，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最近，他如愿以偿成为了著名奖学金的候选人，与此同时，他每周要在微软公司实习10到15个小时。汤米的妈妈凯瑟琳·莫莫说，儿子从不谈他的压力。他们一家没有多少财富和人脉，一切都靠汤米自己替自己打算，包括考察和申请大学。“他很乖，从不抱怨。”莫莫说，“但我很纳闷他是如何做到的。”

汤米坦言，过去几年其实过得非常艰辛。“很难形容那种压力。”他说，“我外表平静，内心却仿佛有一只恶魔随时要把我吞噬。”

缅因州有个叫“意识”的项目，其成员通过拍电影来帮助同龄人排解焦虑和抑郁。18岁的艾莉森·埃兰德是其中一员，最近刚刚高中毕业。“我们是脆弱和情绪化的一代。”她说，“父母告诉我们‘忍一忍海阔天空’，真是说得容易。现实是，我们被迫放弃热爱的事情，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仅仅因为这样能薪水高点，负债少点。”

即便与父母共处一室，孩子也能借助手机接触外面的世界。通过小屏幕，他们可能正与数十名同学上演着痛苦的情感纠葛;或者，他们正在翻阅别人的生活，然后自惭形秽;又或者，他们正在父母从未听闻的手机应用上和一群素不相识的网友讨论自杀。

菲比记得有一次，她坐在汽车后座，戴着耳机，挨着妈妈，手里却刷着社交媒体上的割腕图片。她说：“那一刻，我觉得我和妈妈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菲比很难从那个鲜血淋漓的社群中抽离出来，她觉得那才是她的真实生活写照。“就像一档电视真人秀，我很清楚社群里的人与我同在，这是最打动我的一点。”恐怕大多数人都很难想到，那个坐在汽车后座玩手机的小女孩，干的可不光是自拍这么肤浅的事。

20岁的菲丝–安：“抑郁和焦虑不会从我生活中完全消失，但我要学会用健康的方式处理问题。”

在前文所述的专题报道中，研究人员发现，家长即便是倾尽全力监控孩子的社交账号动态，也很难识别那些造成孩子痛苦的微妙言辞和小圈子文化。因此，一旦发现孩子自残，家长可能会非常震惊。精神病学家菲迪·哈达德曾帮助纽约市贝尔维尤医院成立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急诊科。他说：“每周都会有女孩因为社交媒体谣言来到急诊室，她们被谣言搅得心烦意乱，最后割伤了自己。”这些青少年通常由学校管理人员护送而来。家长接到医院电话时，竟然还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有多痛苦。根据哈达德的说法，这些家长包括那些自认为深度参与孩子生活的父母——他们亲临孩子的每场运动会，指导孩子的家庭作业，通常是家委会的一员。

哈达德致电家长时，也遇到过对方发火的情况。一位母亲气愤地告诉哈达德，在发现女儿注册了17个脸书账号后，她一怒之下将之全部删掉了。“又能怎么样呢？”哈达德说，“还会有第18个。”

另一些父母在發现孩子自残多年后，心里的内疚多过震惊，菲丝–安的父母布雷特和塔米就是如此。“我会想，我还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布雷特说。回顾过去，他意识到陪伴女儿的时间实在太少。

布雷特和塔米加入了一个抑郁儿童家长组织。布雷特发现，很多女孩和一些男孩深受抑郁和自残的折磨，但鲜有父母了解自己的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塔米说，她希望当初能相信自己的直觉，早点带菲丝–安接受心理咨询，“我感觉不太对劲，却不知道具体怎么了。”

我们很难理解，为何自残现象会在这个时候逐渐显现，或许是因为眼下我们生活在一个所有事情都能通过屏幕一目了然的世界里，而自残行为自然也会进入我们的视野。惠特洛克认为，文化因素同样发挥了作用。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身体成为了表达自我的一种媒介，文身、耳洞和鼻环走向流行。

惠特洛克称，自残的人一般有两种。有人感觉疏离或麻木，“他们觉得生命虚幻，常常意识缥缈，而疼痛和血流会把他们带回到自己身体里”。另一个极端是那些多愁善感的人。“如果用1到10分来描述这些情绪的负面程度，他们会说10分，但你我可能只会给同样的经历打六七分。他们需要某种渠道来宣泄情绪，而自残成了他们的选择。”惠特洛克解释道。

人体对疼痛的感知和调节离不开内源性阿片肽这种重要物质。科学家们想知道，自残是如何以及何时与该物质发生关联的，人们自残时大脑和身体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有些治疗自残的方法与成瘾戒除大致相同，尤其侧重于识别潜在心理问题——首先找出焦虑和抑郁的缘由，然后教授健康的应对方法。同样地，想要完全戒掉自残行为，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内在动力。

“你不会因为别人停下来。”菲比解释道，她知道她的行为会伤母亲的心，但这没法阻止她自残。“我还试过和朋友达成协议，一起戒掉，但没有效果。你得自己想明白，自己作选择。”

最终，菲比靠自己走出了互联网阴暗潮湿、恶意满满的角落。她终于明白，在那里，自残带来的疼痛感被反复强调、被赋予浪漫色彩，而这极大地强化了她的自残行为。如今，她正在接受自然疗法。

菲丝–安还记得母亲塔米发现她身上伤疤的那一天，彼时她已经上高中。“我通常会划伤那些比较隐蔽的地方，但有一次我不小心割到手腕了。我抬起胳膊拨弄头发，妈妈瞬间就看到了。这令人害怕，因为那些伤口会让人联想到自杀。”然而，菲丝–安没有想过要自杀。

“如果她之前问我是不是在自残，我会否认，我不想妈妈难过。”但那晚，菲丝–安说，“是的，我就是在自残，我也很想停下来！”塔米哭了一会儿，开始想解决办法。她没有问女儿为何自残，也没有被吓到，她只是问女儿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妈妈这样做才是对的。”菲丝–安说。

事后，菲丝–安一家接受了心理咨询。父母意识到，自己的孩子不是個例。菲丝–安学会了自我激励和呼吸放松法。痊愈并非一蹴而就，有时她会因为小事旧病复发，不过好在他们一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为了摆脱焦虑、抑郁和自残的恶性循环，菲丝–安做过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将她的感受转化为创造力。作为“意识”项目的一员，她自编自导了一部讲述青少年焦虑和抑郁的短片，名为《归途》。另有30多个孩子参与创作，他们相互扶持，彼此温暖。菲丝–安说：“那是一扇窗，我可以敞开心扉，谈谈自己的人生和痛苦，然后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

“抑郁和焦虑不会从我生活中完全消失。”菲丝–安说，“但我要学会用健康的方式处理问题——不要自残，不要攻击别人。”她的父母常常飞去洛杉矶看她，他们对女儿的独立感到无比自豪。不过，就像许多曾为孩子担惊受怕的父母一样，他们不再将孩子身心健康视为理所应当。

[编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编辑：要媛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谈话离不开学习、家务和时间管理。别光聊这些，问问孩子，是什么让他们夜不能寐，或者谈谈他们一天之中最美好的时刻。要走入他们的情感世界，这样你才能了解他们的想法、真实近况和内心的纠结。

学会放手，给孩子成长空间，但要注意他们的行为变化。比如，他们是否舍弃了昔日爱好？他们是否彻夜不眠，或者饮食习惯突然发生变化？外向活泼的孩子是否忽然变得内向孤僻？对他们的内心世界表现出兴趣和担忧，但不要妄加评判。

当家长发现孩子有所隐瞒或者表现不佳时，往往会对孩子发火，或予以严惩。千万别这样，要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试试这么说：“宝贝，你似乎遇到了麻烦，说说看，或许我能帮上忙。”

找学校辅导员、心理治疗师或医院大夫谈谈。及早求助总好过紧急求救。

仅仅治疗孩子是不够的，你必须改变家庭氛围。或许是家庭环境的某些方面给孩子带来了压力，请敞开心扉承认这一点。需要的话，可以接受家庭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