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传说里的中国精神

李少威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这是孔子对管仲功业的评价。徒弟问他，过去的时代里，谁能称为仁人？孔子说了六个名字：比干、箕子、微子、伯夷、叔齐、管仲。

竟然有管仲，让子贡感到很意外。他说，原本管仲是公子纠的幕僚，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被小白杀死，而管仲不能跟着一死尽节，还成为了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的宰相，这种人能叫仁人吗？

孔子说，管仲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让中原百姓得以安宁生息，“民到于今受其赐”。难道你想要他跟那些一勇之夫一般，因为主公失势而自杀于沟渎，无人知晓么？

回答之时，他就说了最开头那句话。在管仲帮助之下，齐桓公不但维持中原诸侯国之间的秩序，而且多次击败夷狄入侵。“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成了野蛮人了。”

从管仲说起，再引申到周文王、周武王身上，我们就能了解封神传说的精神了。

何以革命

在商朝灭亡之后几千年的时间里，人们对这个朝代的了解十分有限。

现在我们知道它有共同使用的文字，因为流传下来的文字都是刻在龟甲之上的占卜之辞，因而被称为甲骨文。这些文字和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字是一脉相承的，除了刻在龟甲上，商朝人对它肯定也有日常更普遍的使用范围。就文字的发明与应用而言，商朝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肯定是彪炳史册的。

同时，商朝有发达的青铜炼制技术，金属的使用，提高了生产力，也让商朝获得了超越其他族群的军事能力，因此它能够不断扩大疆域，把更多地区纳入文明范围。封建与朝贡这种政治权力格局，从实物证据上看，也是由商朝人奠定的。

甲骨文的发现是在清朝末期，到今天不过100多年。正是这些镌刻在甲骨上的零散信息，让近现代的中国人得以管窥这个朝代的真实样貌。配合殷墟以及其他商朝遗址的发掘，后人看到了那个时期血淋淋的现实：这是一个频繁占卜、祭祀的朝代，而且占卜、祭祀经常杀人，以各种令人脊背发凉的方式杀人。

这些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用火烧死，砍头，活埋，剁成肉酱，煮熟，肢解，砍成对称的两半挂起来，风干成腊肉，杀死之前砍去双手、双腿，或者挖去眼睛，割掉鼻子、耳朵……

“殷人尚鬼”，他们认为世间之事无论大小，都是鬼神意志的结果，所以事无巨细，“不问苍生问鬼神”，权贵阶级动辄占卜。比如，武丁王想要知道他的妻子妇好的病情会不会加重、妇妌能不能生儿子，要占卜；年轻贵族得了病，今天去不去上学，要占卜；耳鸣、做梦、头痛、眼病，要占卜；打猎之前左边或者右边的马会不会出问题，要占卜……

所谓天命，就是为了正义的实现，总会有人去牺牲。个人认为，这恰恰是这部神话小说最为现实主义的一面：正义的实现从来不是免费的。

占卜的目的是得到神的点拨，就像今天的付费咨询，需要完成一种交易。而交易的方式，就是献祭，祭品可以是猪牛羊等动物，也可以是人。而商朝人认为，人是神更喜欢的礼物。于是伴随占卜活动的，就是经常性地杀人。如果是王室大型祭祀活动，祭祀对象是上帝、天地、先王，那就更需要大量杀人。

就像《封神演义》中姜子牙所数落的那样：“纣王罪甚于桀，荒淫不道，杀妻诛子，剖贤人之心，炮烙谏官，虿盆宫女，囚奴正士，醢戮大巨，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三纲尽绝，五伦有乖，天怒民怨，自古及今，罪恶昭著未有若此之甚者。”

这样一个王朝，固然对中华文明发展有重大贡献，但如果不終结它，开创新的局面，那么天下苍生，便永无宁日，甚至可以说没有安心为人的一天，比“被发左衽”的现实还要悲惨得多。

这就是周灭商、武王伐纣的时代背景。所以我们在文首说到管仲，他辅佐齐桓公称霸，为天下定秩序，为中原抗夷狄，虽然白璧微瑕，孔子都不予计较，尊之为仁人。消灭商朝的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创制者周公旦，对于天下人的贡献，当然远在管仲之上，所以孔子“从周”，把他们尊为圣王、圣人。

《封神演义》把革命写得这么浪漫主义，就是因为这一场革命客观上符合最大范围的公共利益，无论如何讴歌都不为过。

为何封神

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肯定会造成大范围的牺牲。历史上任何造反、起义或者带有革命性质的反叛行动，无论成功与否，都会伴随巨大的牺牲。所以才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绣花绘画。

人们无法准确地说出都有谁牺牲了，因为人数太多，即便能准确记录下来，牺牲者本身也只是一个集合名词。但是一个事实很清楚，那就是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反抗行动有着充分的道义基础，代表着公共利益和人民诉求，那么这种牺牲也会被认为是必要的。

那些牺牲者，就是这世间的英雄。

我们看到，在《封神演义》当中，有太多的牺牲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剧情需要”，有太多人物按照电视剧逻辑就不应该牺牲。比如黄天化、土行孙、邓婵玉，就像莫名其妙去送死。

又比如，黄飞虎。看到黄飞虎牺牲的时候，真有一点儿悲不自胜。这个人，从商朝的镇国武成王，到妻子被纣王调戏坠楼而死，妹妹被纣王摔死，再到反出朝歌，历尽劫难，帮助武王伐商，儿子死在前面，眼看就要抵达朝歌，报仇雪恨，结果在渑池小县，死在了名不见经传的张奎刀下。

读者一定会经常感觉到，一个事情明明哪吒去应付就会没事，因为他魂魄不全，很多法宝对他无效，但偏偏一群没有对抗能力的将领前赴后继去送死；杨戬明明最是聪明机智，变化多端，最能对抗那些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旁门左道，但他偏偏被派去当了后勤部长，负责押运粮草。对于姜子牙这个元帅的无能与愚蠢，我们不时会愤怒捶胸，正是他的愚蠢，吃一堑不能长一智，断送了无数英雄。

但如果我们回到全书的宏大叙事的基础设定—天命—上来，就会发现，无论是历尽劫难的黄飞虎，还是择义而处的崇黑虎，又或是苦命孩子黄天化、直率可爱的土行孙和邓婵玉夫妇，他们的牺牲，都是天命所定。

这是没法讲清楚的道理。因为现实当中的革命，遵循的就不是电视剧逻辑，牺牲是随时的，必然的，不考虑任何感情因素的。当牺牲很大的时候，牺牲甚至就不是人格化的。所谓天命，就是为了正义的实现，总会有人去牺牲。个人认为，这恰恰是这部神话小说最为现实主义的一面：正义的实现从来不是免费的。

《封神演义》当中，大部分的角色都不是历史实有人物，黄飞虎、黄天化、崇黑虎、土行孙，无数英雄，尽是虚构。而这正是精神所在。我们不知道是谁牺牲了，不知道他们具体经历过怎样的人生，只能虚构一些形象来指代这无量的牺牲，并对这种精神予以代代传承的纪念。这些虚构人物，就是朴素的中国人对某一类型的英雄，所进行的一种聚合性的纪念，一种穿越时光的无名的凭吊。

在寻求公正的斗争中，有些人活到了最后，见证了成功，获得“茅土之封”，或者位高权重，荣耀加身。如周朝分封“八百诸侯”，如唐朝开国功臣名标凌烟阁。而更多的人，就那样牺牲了，人们已经无法在现实当中去补偿他们的贡献。

我们无以为报，就让他们成为神。神只是一种纪念方式，中国人对于神的崇仰，与其说是宗教信仰，不如说是一种传之子孙的对于牺牲者的尊敬。这也是中国人的可爱之处。

周王朝开创了中国政治哲学的民本传统。人祭、人殉被废除，礼乐制度建立，政治思想建立在了道德哲学基础之上，远离宗教，远离鬼神，关注当下，关注现实。

中國人不止可爱，还宽容博爱。孔子列举的那六个仁人，除了管仲，全是商朝忠臣，并且都在《封神演义》中出现过。即便他们在历史过程中看来是阻挡进步的，但因为他们的道德原因、人格原因，孔子仍然加以无上褒扬。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超越政治立场的道义精神。

这种道义精神也被折射到了《封神演义》当中，像崇黑虎这种自觉择义而处、与武王站在一起的商朝忠臣，受到褒扬；对那些临阵倒戈、弃暗投明的商朝将领，《封神演义》也予以褒扬；对那些镇守关隘、至死不降、为商朝尽忠的“顽固派”，同样予以褒扬，而且不吝笔墨，皆用诗歌旌表其忠烈。

《封神演义》有看上去违背人之常情的一面，令人费解，那就是坏人也封神。其实仔细想想，这可能正是它的超越之处。如果把整个革命看作一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天命实现的过程，那么那些坏透了的家伙，如小说中的纣王、费仲、尤浑、飞廉、恶来，也是革命过程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神

从商到周，是文明的一次伟大变革。

周王朝以“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政治伦理，开创了中国政治哲学的民本传统。人祭、人殉被废除，礼乐制度建立，以伦理秩序引导人心向善，把人视为政治的目的而不是手段，民心成为衡量政治合法性的最重要指标。接着在孔子、孟子的努力之下，政治思想建立在了道德哲学基础之上，远离宗教，远离鬼神，关注当下，关注现实。

不是说周灭商就让中国古代政治从此变得一派清明，而是说，这个变革为政治树立了道德标准，并且在后世一直传承下来。

我们知道，战国开始，中国古代政治就走向了法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秦朝更是用法家的理念统一中国，把政治权力的严苛控制确立为一种传统，把中央集权用制度化和官僚结构巩固下来，代代沿袭，“百代皆行秦政法”。汉文帝外示儒术，内用黄老，而多数帝王与朝代，都是外示儒术，内用法家。儒家的治理愿景，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摆设，在强调良知的士大夫身上，则是一种理想。

但周朝至少开创了这样一种理想。

今天看《封神演义》，会感觉到一种时空错乱。老子当时离出生还有好几百年，但他已然是阐教地位最高的神仙之一。姜子牙会大段地使用孟子的学说，比如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就被他用来为武王的行动赋予合法性。《封神演义》的所谓天命，其实就是孟子的民贵君轻、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民本政治理念。

然而这种时空错乱，即便在认真的读者看来，也无伤大雅，因为随着剧情展开，读者心中领会了，这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演绎和表达，而这恰恰也是孔子所开创的春秋笔法。

《封神演义》架构恢弘，但是文笔很差，尤其是其中许多诗句，基本就是打油诗水平。但正因如此，它十分亲近传统社会的普通人。它里面的人名，一洗过往文学作品总要起一些好听名字的千年传统，大部分人名都非常土俗，如崔英、蒋雄、邓忠、辛环、赵江、董全、袁角、李德、余庆、张绍、朱招、高震、方贵、李奇、胡升……一看就知道他们的爸妈都是普通人。但它留给传统时代读者的印象，恰恰可能就是一种没有阶级距离的感受。

而其中许多平平无奇的人名，都成了神，并且被民间当真，作为真神去尊重。比如黄飞虎，就是人们熟知的泰山之神、东岳大帝。

我们在相当漫长的传统时代，就很明确地知道一点，所谓神，都是人封的。姜子牙是凡人，不是神，天上诸神，是由他来设置的。

“封神”这个词，十分贴切，道破了中国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一个特质，那就是我们在相当漫长的传统时代，就很明确地知道一点，所谓神，都是人封的。姜子牙是凡人，不是神，天上诸神，是由他来设置的。

费尔巴哈说，不是神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而是人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费尔巴哈生活的时代已经是19世纪了。这正是中华文明被认为“早熟”的原因，从周朝开始，它就摆脱了宗教的绝对束缚，关注现世生活，关注人本身，哲学上张扬人的价值。

达到理想很难，但中国人很早就出发了，正是在这理想之路上，神的传说，始终动人心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