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退群”，西方撕裂

克里斯托弗·普兰特讷 刘志敏

菲舍尔先生，两年前您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西方的衰落》，基调相当黯淡。拜登胜选之后的今天，您的判断是否有所改变，会不会多了一丝亮色？

我在这本书中所做出的基本论述如今仍然适用，尤其是在当下的新冠大流行时期。目前，中国政府已完全控制住疫情，成功化解了此次危机。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层面来看，中国都毫无疑问是新冠危机最大的赢家。病毒流行和特朗普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印证而非改变或削弱了我此前有关“西方衰落”的观点。

菲舍尔书作《西方的衰落》封面

有观察家认为西方的弱点主要是智识方面的缺陷，宣称西方已经没有能力与时俱进。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

我们的问题比智识缺陷更严重。我认为这本质上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译注：指英美两国）对西方（译注：指以北约为核心的美欧国家结成的同盟）的拒绝。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政策，让英国人和美国人告别了西方。“21世纪西方该如何定义自己？”相关学术探讨的缺失，以及想象力的欠缺，都只是令情况雪上加霜而已。世界显然不可能再像冷战时期那样运作，但完全抛弃“西方”这一理念，我认为是高度危险的。尤其是，中国对未来有着极其清晰的设想，希望重返欧亚大陆舞台，重新开通中国海与里斯本之间的古老商路，架起贸易政治连接轴。这幅蓝图中可没有海上强国美国的位置。面对中国的这些宏伟计划，我们欧洲人得万分小心，因为美国对我们至关重要。要是欧洲有一天成了亚洲这条巨形长虫的西边尾巴，我们可就没什么美好的前景了。

如果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真的对“西方”再无興趣，这一理念还有未来吗？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恕我直言，除了与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新政府再次尝试戮力合作，没有任何其他选择。达成合作的客观条件是否存在，是另一个问题。为此，大西洋两岸都必须跳出固有行为模式，即欧洲从属于美国，而且美国始终认为欧洲敷衍应付扯后腿，不愿真心实意配合。

2019年，德国前外长约施卡·菲舍尔

所谓的“特朗普主义”会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结束后仍在美国延续下去吗？

这次选举是特朗普这个人落选，而不是他的政策遭遇失败。现实是，仍有7000多万美国选民把票投给了特朗普，特朗普所代表的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将继续左右美国。与之打交道将会是拜登面对的巨大挑战，尤其是在国会。鉴于这种形势，欧洲人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绝不能掉以轻心。想象一下，如果美国新当选的总统仍执行孤立主义路线，那么四年后美国将彻底退出世界舞台。那样，我们在安全防务上的花费将会昂贵得多，不只对德国人如此，对所有欧洲人亦如是。如果我们无法为北约盟国和邻国在领土防卫和共同安全方面提供更多保障，就不会有稳固的欧洲主权。这一点对德国而言尤为重要。

为什么德国人难以认清这一点？

这要从德国的历史说起。对德国而言，1945年是一个极端的断裂式转折点。当时德国人完全凭直觉作出了决断：再也不发起战争，再也不幻想统治世界，再也不在外交政策中采取军事行动。鉴于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当时走出这一步是完全理智的。两次试图成为世界强国，却均遭惨败，这一噩梦跨越几代人，直到今天还保留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德国人的纠结在于，二战以来，德国均由美国保护，这虽被证明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如今却已变得不合时宜、碍手碍脚。

在奥巴马任美国总统时，尽管时不时也有些利益冲突，但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总体来说跟他相处得挺不错。为什么这一友好关系会如此突兀地中断呢？

当时没多少人把特朗普当回事，直到选举夜结果出来才大惊失色。可以说，对于特朗普带来的这一战略性转折，当时的我们根本毫无准备。1989年东西方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并未对战后世界秩序进行重新思考与革新，而仅仅是达成了北约和欧盟东扩。当时，老布什曾向科尔提议德美两国建立“领导型伙伴关系”，但对德国而言，这一角色完全不可行，甚至不可想象。直至今日，德美之间还从未好好讨论过当今世界的迅猛变迁。

那今天的德国是否已经有能力建立“领导型伙伴关系”了呢？

不，德国没有，但欧洲可以。德国没有作为国族的未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跟瑞士不一样。你们很幸运，有和平的历史，可以作为一个国族来思考问题。而在德国，如果有人想从国族的角度看问题，就一定会步入歧途。我们的历史和实际情况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亲近西方，关注欧洲。这是，而且必须一直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今天，我们可以在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身上观察到反例。他们想背离阿登纳路线，背离西方。这只会为德国带来灾难。

对欧洲而言，什么最重要？

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中国将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影响因素，这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将决定21世纪世界的面貌，而美欧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我建议积极达成共识和合作，或者至少要理清分歧所在。我们绝不能孤立中国，因为中国太大，太重要。在这一点上，华盛顿的对华战略无法说服我。

此外，欧洲防务安全将一如既往十分重要。我们必须为此付出更多，为盟国防务，也为邻国安全。但我并不是说欧洲要扮演引领世界的角色，这个我们可以留给真正的超级大国去做。然而，巴尔干、土耳其、地中海、中东、北非、西非、反恐斗争……所有这些都将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愿再打头阵，而拜登会继续这一路线。

第三个领域是科技。对于美国科技公司而言，欧洲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同时，欧洲人也想维护自己的数字主权。这方面，我认为双方存在巨大的潜在冲突，必须加以缓和与管控。另一方面，当然也有机遇：如果美国与欧洲能够携手达成一致，我们就可以在全世界制定规则。

然而最基本的问题是：欧洲有能力在不陷入冲突的前提下，从对美国的从属关系中挣脱出来，建立平起平坐的“成熟”关系吗？美国人是否也愿意接受这种关系？这些问题得到解答之时，21世纪的跨大西洋关系就能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

[编译自瑞士《新苏黎世报》]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