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实习生的残酷物语

安田峰俊　刘欣　编译

残存的伤痕26 岁的祁春哲在工作时右脚严重受伤。

技能实习生制度的阴暗面

范博文家住中国江西省南昌市，今年28岁，是一名导游。他的月薪是2900元，只是城市白领平均收入的一半，但他却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连续3年通过了日本语能力测试的一级考试，每天他都在网上阅览日本的新闻报道，并用日语写读后感。

他在笔者面前搜出一则日语新闻，流利地念了起来。他说：“我把日语词典从头到尾背了下来，没有我不认识的单词。”

可是，他掌握日语的理由却令人悲伤。范博文说：“我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作为技能实习生去日本岐阜县的工厂工作，实习到一半就回了国。我被中介耍了，实习工资很低，还被呼来喝去，当时我是为了复仇才自学日语的。”

他说，很多赴日的技能实习生3年实习期间完全不会说日语，自己是个特例。“技能实习生制度就是日本政府哄骗发展中国家的穷困年轻人，将廉价劳动力用完就丢的制度。那一年半是我人生当中最痛苦的时间。”

1993年，日本创立了外籍技能实习生制度，招募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到日本的中小型企业工作。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苦于解决企业经营困难与人手不足的问题，外籍技能实习生人数急剧增加。到2017年6月末，有25万外籍技能实习生在日工作。

对于建立技能实习生制度的目的，日本政府的说辞是“通过技术转移，协助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这一制度不过是解决日本劳动力不足的手段，为外国廉价劳动力设定一个“实习期”（现在最长5年），且不允许这些劳动者在日本定居或取得永居权。

外籍技能实习生大多是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工厂做工。名曰实习生，但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只是持续做着收菜、剥贝壳、装盒饭等单一的工作。范博文说，中介许诺他在日本工作3年可以赚到30万元。他原先的工作是电器推销员，中介给他安排的则是“染色”工作，他担心自己无法胜任新工作。

到了日本，他才发现所谓的染色就是“从早到晚煮300到500度的高温液体给布料染色”。盛夏时节工厂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且没有配备空调。他在日常工作中会接触各种剧毒化学试剂，闻到气味就想吐。出国前中介并没有明确告知他会安排有危险的工作或纯体力劳动，这些机构收取高额手续费，征集务工者，却不做详细说明，这是日本技能实习生制度的阴暗之处。

对偷拍保持沉默的企业

在日本国内，接收技能实习生的企业有八成是员工不足49人的小企业，财务基础与守法意识薄弱，而在地方，日本员工对外籍同事依然感到不适应，容易出现压榨劳动力、拖欠加班费、职位威压、性骚扰等问题。范博文说，实习生常常遭遇辱骂，基本听不到教科书里出现的敬语，他听到最多的话是“喂，你是白痴吗”“回国吧，你这个不中用的家伙”。

技能实习生的工作环境十分危险、恶劣，而且无法自主选择职业和住所，这也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美国国会指责日本技能实习生制度是“现代奴隶制”的理由。

因为不能合法换工作，技能实习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中途回国，让时间和金钱打水漂，要么从实习处逃走，非法务工。2017年上半年，有3205名外籍技能实习生选择了逃跑，其中越南人最多，占逃跑总人数的一半。

而没有逃走的技能实习生深刻感受到自己在法律上的弱势与社会地位的低下。

27岁的小孙在岐阜县大桓市内的一家纤维企业做技能实习生，她生气地告诉笔者：“我们在更衣室发现了偷拍摄像头，第二天早上就向公司汇报了这件事，却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

这家公司的员工宿舍3楼是6名中国女性实习生的住所，2楼则住着3个50岁左右的日本单身男性。浴室和更衣室在这栋建筑的一楼，男女员工分时间段使用。

2018年2月7日晚，29岁的实习生小赵发现更衣室角落的USB充电器竟然是偷拍摄像头，而这个摄像头至少已经在这里摆放一年了。这种摄像头的数据存储于内置SD卡中，要想读取偷拍内容，犯罪者需要定期取出存储卡进行转存。女实习生自然而然地怀疑是住在2楼的日本人放置了摄像头。

事发第二天，公司负责人这样回复她们：“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吧。”“回岗位干活去。”完全没有表现出要处理此事的态度。

小孙和小赵同实习生监管组织谈了此事，可组织的翻译员同样表达了想把此事压下去的态度：“就算你们报警，警察也不会处理的。”

这位翻译拒绝陪同她们去警局，小孙和小赵虽然想自己报警，却幾乎不懂日语。她们向已经取得日本国籍的华人求助，终于叫来了警察，警方从SD存储卡里发现了5小时10分钟的录像，并确定拍到了2名实习生的裸体影像，但尚未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后悔回顾技能实习生时期，范博文说：“那是我人生最糟糕的时间段。”

小孙和小赵异口同声地对实习单位表达了不满：“公司明明有保护我们的义务，却没有这样做。”这件事发生后，公司依然让女实习生和男员工分时间共用浴室及卫生间。

90后实习生的反抗

虽然技能实习生看起来十分软弱，但小孙她们却懂得主张积极活用媒体的力量，强调“人权”“尊严”等概念，言行既条理清晰又成熟，而且她们在物质方面其实十分富足，令人颇感意外。

小孙一边在心爱的iPad Air 2屏幕上滑动手指一边说：“虽然我们对公司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但这件事和工厂的人们无关。他们现在好像还不了解中国，以为我们非常贫困。我们如果在中国国内工作，就算不加班，一个月也能赚5000元左右，可在日本做实习生，就算一个月加班80个小时，月收入也就是7000元左右，根本不划算。我们被中介骗了。”

谨慎在岐阜县大桓市纤维企业遭遇偷拍事件的小孙

富裕技能实习生小李拥有最新款iphone8。

发现者最先发现偷拍摄像头的小赵

接受采访这天，小孙穿着阿迪达斯品牌的上衣，另一名实习生小李使用的手机是最新款的iPhone 8。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90后实习生对物质的追求有所提高，到日本做技能实习生的人数在逐渐减少。今年38岁、15年前曾赴日做技能实习生的一位受访者回忆说：“在中国的地方月薪还是2000元的时代，来日本忍耐一段时间，攒几百万日元带回去，生活会相当富裕。现在实习生的劳动环境已经有了部分改善，但中日经济水平的缩小让赴日工作的优势逐渐消失了。”

有的技能实习生甚至在实习过程中遭遇了生命的威胁。

26岁的祁春哲从2015年3月开始在静冈县富士宫市的钢铁企业实习。他说：“我的人权受到了侵害，我遭遇了针对中国劳动者的区别待遇。”

祁春哲成长于比较富裕的家庭，原本在中国从事涂装工作，月薪在七八千元左右，因为听信了中介对日本技能实习生制度的吹嘘，他的父母为他支付了出国准备金，将他送出了国门。到了日本，他发现自己所在的钢铁企业问题相当多，比如即便安排危险的工作，也不给员工配备安全帽;叉车驾驶、焊接、清洁等工作需要特殊从业资格，公司却屡次让3名中国实习生去做这些事。结果，2016年1月车间发生重大事故，另一名实习生在操作叉车时，不慎将重量超过1吨的钢铁砸在了祁春哲的右脚上，导致他的脚部发生90度骨折，多条动脉受损，差点就需要进行截肢手术。

细野议员对外籍人员劳动问题产生了兴趣，其关于技能实习生的博客引发了部分反对的声音。

社长没叫救护车，甚至没有做适当的紧急处理，只用私家车将祁春哲送往医院。他还以没有保险、治疗费太高为由，先开车到宿舍取保险证，耽误了救治时间。在医院，社长对医生撒谎说砸下来的只是100公斤重的钢板，对劳动基准监督局也做了虚假供述。

2017年6月，这位社长因雇佣非法居留的泰国劳工被捕。经过两次手术后，祁春哲虽然腿脚还有些不便，但长时间走路、骑自行车都已没有大碍了。

祁春哲发起了维权运动。虽然不懂日语，但他有的是时间。祁春哲先去了富士市内的国际交流机构寻求帮助，在志愿翻译员的陪伴下，他与司法援助中心进行了沟通，结识了对技能实习生工伤事故愤愤不平的律师，后者免费为他提供法律支援。祁春哲要求钢铁公司支付630万日元的赔偿金，虽然官司还未完结，但法院倾向他的可能性相当高。

不正当的雇佣制

在日本各地，不论是在便利店还是建筑工地，都常常能看到外国劳动者的身影，他们当中有留学生，也有技能实习生。从农业到服务业，技能实习生在各行各业劳动着，经营者利用外籍实习生的弱势侵犯其人权的报道却屡见不鲜。

静冈县出身的议员细野豪志在2018年3月以《走访技能实习生接收现场》为题开设博客，对技能实习生制度透露出拥护的态度，招致了大众的批判。细野豪志接受了本刊主编长冈义博与记者安田峰俊的采访。

他说，技能实习生制度本来就是为了招募劳动力，未必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他的博客只写了在企业中的见闻，实际上，他对这一制度也有自己的主张和建议。

除了亲自走访雇佣技能实习生的企业，细野还参考了其他国家的现有制度，收集阅览相关报道。他认为，技能实习生制度为日本招揽劳动者，但实习期的设定和社会保障费用引发了诸多矛盾，并非每个人都做到了尊重实习生的人权，目前日本政府也在出台大胆的提案。如何避免外籍劳动者成为社会“断层”，如何推行语言和技能的教育，都需要探讨。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日本会迎来竞争移民权的时代。针对希望获得日本国籍的外来务工者，政府需要设立一定的门槛，但如果条件过高，则无法招募到满足劳动缺口的人数。

一些企业也在建立更加完善的雇傭制度，比如有企业负责人直接奔赴越南，与技能实习生的父母见面，当场签署劳动协议。随着外籍劳动者的增多，本国人民看到勤勉的外国人，也会增加对他们的好感。

不过，目前的日本技能实习生制度依然存在许多隐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与解决。

[编译自日本《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