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父母老去

父母越来越没有力气，日常的小事也不再那么得心应手，作为子女，此时就应该想到必须为他们去做些什么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需要完成。

生活在汉堡的玛戈特和瓦特夫妇即将步入需要人照料的年龄了，毕竟她已经85岁，而她的老伴也89岁高龄了。“我母亲不太想去疗养院，”他们55岁的女儿施文克说道，“但是她也知道，我的精力有限，没有办法长期去照料她。她也认同了这一点，这实在让我很欣慰。”玛戈特·伯塞尔在一旁不住点头表示认同。在伯塞尔家里，最先讨论到人生最后几年看护问题的就是这对母女了。

“很多年前，我母亲的一个好朋友去世了。之后在她跟我描述那位好友葬礼的时候，我忍不住打断她，询问起她对于自己人生最后几年的想法。”克里斯蒂安娜·伯塞尔·施文克说，自此之后，她们之间就这个话题开始了漫长的交流，甚至还一同去了筹备葬礼的公司。“我的母亲开始逐渐释怀，坦然面对这件事。我和我哥哥也渐渐了解了她的想法，知道她不希望自己在医院中逝去，而是希望能够在家里，在和亲人、朋友的告别中离开这个世界。”慢慢他们也知道了母亲希望在她的葬礼上演奏什么歌、在她的墓碑前摆什么花。

等到那一天来临，终究不得不讨论这个话题。很少有父母会和子女如此开诚布公地去讨论人生终点这样一个话题。大多数家庭里，人们对于父母老去、身体变弱、失去自理能力这些问题都避而不谈。成年的子女往往会疑惑，究竟何时才应该去讨论这些？要如何去探讨衰老、虚弱甚至神智不清这些可能出现的状况？如果父母坚定地拒绝一切改变，又应该多大程度地去忍让？

88岁的马伯格先生几乎已经双目失明，却还坚持开车出行；79岁的海尔佐格女士把数万欧元拿去给算命师，完全不理会子女的意见；82岁的迪克曼先生在一次意外之后已经无法再爬楼梯，但就是不让别人帮他；73岁的梅克博格女士在中风之后陷入了长期昏迷，然而却没有亲人去及时讨论应该如何照料她。

无数子女为照顾家中老人感到不堪重负，不得不在网上求助。单单看一下相关论坛的帖子标题，就能推测出它们描述的那些大大小小闹剧了，譬如“应该如何与顽固的姑妈相处”，“我爸爸总是拒绝我们的帮助”，“怎么才能劝服一位老奶奶多去喝水”等。

这背后充满了不知所措的故事、忧伤的故事和为了尊严而拼尽全力的故事。它们也讲述着离别的故事、充满悔恨的故事和过分苛求的故事。这些故事总是碰触着一个个家庭的核心问题，碰触着家人间最基本的相处底线。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之间，常常变得像陌生人一般。

施坦霍夫夫妇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希尔德和伯恩哈特都出生在1927年。“要说有一天必须得死去，我就想直接摔死算了。”伯恩哈特曾经轻描淡写地说。然而一切都不是这么简单的。

夫妻俩逐渐老去，原本可以自理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容易：清扫、烧饭、洗漱，包括丢弃东西。有一次希尔德看到电视上一则报道，播放人们去清理一个堆满了垃圾的房屋，她忍不住大叫起来：“那么好的东西！他们为什么要扔掉那么好的东西啊？”她自己的确也从来不扔东西。什么都留着，直到她自己也不记得都留下了些什么，直至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对他们来说，家里的东西堆得已经太多了，以致他们无从打扫。他们很少出门，家里养的几只猫随处大小便，弄得房子开始散发出一阵阵臭气。与他们来往的人也越来越少。“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他们的三个子女说道，“我们必须和他们好好谈谈！”

然而交谈以失败告终。伯恩哈特一言不发，希尔达觉得，孩子们只不过是想把他们赶到疗养院去。子女们无可奈何，曾经美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希尔达的老年痴呆症越来越严重，伯恩哈特生活力不从心却固执己见。书桌上永远堆着一沓没有处理的信件，缴税通知单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家里乱作一团。子女们说：“你们需要帮助。”父母们说：“我们过得很好！”子女们给他们找了个保姆，结果那人刚过一个月就辞职不干了。

直到施坦霍夫夫妇病重到需要住进医院，事态才终于有了一些改变。他们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独立生活了。如今他们住在一个疗养院里，一切安好。然而家庭成员间无声的抗争终究带来了糟糕的结果：他们和子女之间完全闹翻了。曾投入那么多金钱和爱去建起的房子再无人居住，他们的一个儿子谈到：“很多事情其实我都能理解，但我的父母固执到那种程度，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碰壁，真让我觉得特别生气。”

从数据统计的角度上来看，“衰老”这件事情在德国已经被研究得很透彻了：约有270万的德国老人正在领取养老保险，约合2500万欧元。在需要照顾的老人当中，70%左右的人还生活在家里，另外那些人则住在医院里。除此之外，6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中，有51%签署了“生前遗嘱”，表达了自己不希望在弥留阶段接受无意义治疗的意愿。

然而这些数据并不能够说明现实中那些真正的难题，也说明不了子女面对父母时的那些困惑。面对一路携手走来，给予子女无限关爱和保护，曾经那么努力奋斗、聪明果敢的家人，面对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两个人，作为子女，他们要如何开口问出“你设想过晚年要怎么度过吗”、“你希望别人怎么照顾你”、“到什么时候应该由我们来替你做决定”、“你想过要怎么死去吗”这些问题？

不僅仅是这些事关生死的问题让数百万的家庭沉默，即使是一些看似平常的小对话，也会因为可能引发的冲突而不得不戛然而止。

91岁的施沃筹先生视力已经很差了，他看不见自己衣服上的大片污渍，也注意不到橱柜里餐具上的食物残渣。如果问他：你不觉得请一位保姆来打扫收拾会好一些吗？他便回答：你们是觉得我家里太脏了吗？

86岁的伊陵格先生一向很为自己有序的生活感到自豪。然而现在他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如果问他：谁替你保管着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哪里能找到你那些重要的文件？他便回答：我还没死呢，你们是想拿走我的钱吗？

83岁的施罗塞先生连跨进浴缸都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问他：要不要帮你把厕所改装成淋浴的？他回答：以后再说吧，我觉得现在没必要浪费这个钱。

柏林洪堡大学的教授卡雅·威尔海德同时也是专门研究老年人问题的心理学专家，她对这些失败的交流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为什么这些交谈会显得如此困难？

“总的来说，谈论一些不尽如人意的话题本身就很困难。”威尔海德说，“对于年纪较大的老人来说这种情况就更是难上加难了。”那些四五十岁的子女和他们的父辈本身就是不同年代的人。子女们属于68年之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习惯了去讨论去交流，而他们的父母出生在战争年代。“那个年代出生的人不太善于去讨论问题，即使面对他们自己的父母也不会去交流什么。那一代人擅长的是直接靠自己解决问题。”

然而人不能对抗衰老，逐渐老去并且从容地应对要比建造一座房子或者养大孩子难得多。发现自己越来越有心无力或者力不从心的过程，也是心里的恐惧逐渐增长的过程。这意味着每一年、每一个月，都需要去经历大大小小的告别。最后一次买车、最后一次坐飞机、最后一次去墓地看望已故的老友。默默地去面对这一切已经很难了，再去谈论这些，更是难上加难。

正是因为这样的讨论难度巨大，成年的子女们和父母一年又一年地避开讨论这样的禁忌话题。想要聊一聊吗？现在不合适！那什么时候呢？以后再说吧！对这些话题的畏惧显而易见，父母子女间的误解也屡屡发生。父母和子女常常鸡同鸭讲，想要去做的改变也常以失败告终。讨论到最后的结果，往往让子女难以接受。

“子女们不能去约束父母，这让父母们有了一种特权，可以不那么理性地生活。”德国患者保护基金会主席沃根·布吕施认为，“这样的一种非理性经常给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负担。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人去帮助青少年，给他们提供青少年中心，但是却没有类似的机构去帮助退休老人呢？”

然而生活并不会去在意你是否曾讨论过这些话题。即使一直把这些当成禁忌，也阻止不了突发的心脏病、意外摔碎的骨盆或者一场交通意外。显然，成年的子女们明白自己将面对怎样的挑战，他们心里也明白自己当即就应该去和父母讨论这些问题。暂时的回避只意味着之后可能将面对更大的压力，那么不如赶紧把兄弟姐妹召集回来，大家一起开诚布公地聊一下。是时候让父亲别再开车了，也是时候给母亲请一位保姆分担家务了。

然而，这无异于去引发一场战争。“对于老人来说，突然让他们做出重大决定往往是十分困难的。”卡雅·威尔海德说道，“很多退休老人本能的反应就是抗拒。”

老年人的大脑对事物的反应与年轻人不同。记忆力变差、注意力越来越难以集中，对时间的感知也发生着改变。伴随年龄的增长，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在逐渐变差，如果需要他们很快做一个决定或者面临巨大的改变又或者只是进行一些交谈，可能就会让老人感到很大的压力，会使他们觉得更加不安，他们会因此做出非常抗拒甚至带有攻击性的反应。

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往往毫无帮助。卡雅·威尔海德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情感上的交流和相互间的坦诚，给父母留下一定的思考空间和短暂回避的时间。“慢慢地和父母耐心交谈，要比直接冲到他们面前，把解决方案简单粗暴地丢给他们，要有意义得多。试想一下，即使是用来救治病患的急救包，如果猛地砸下来，也是会伤到别人的。”她建议子女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时光，看似不经意地和父母探讨那些难以启齿的问题，比如在厨房帮忙的时候，或者一起散步的时候。设身处地地为父母多做考虑。对于他们来说，在和子女交谈的时候，很容易引发两种情绪，一是对逝去时光的不舍和伤感，二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给予父母安慰能够缓解他们的伤感，而那些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经历又能够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卡雅·威尔海德说，“但是经历了战争年代的老人，却往往缺少这种充满安全感的经历。”

有时候善意的尝试却不能带来希望的效果，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之后又应该怎么做？

“子女们必须尊重父母的意愿，不要违背他们的决定。”海克·诺德瓦特，汉堡中区看护中心的顾问说，“除非出现了老人伤害自己或者他人的情况，这时候才有必要采取行动。地方法院会决定把老人送进医院或者疗养院，实在不行还可以依法为他们提供看护。”

这是十分艰难的一步，父母和子女之间发生了角色的互换。从前是子女听父母的话，如今在极端情况下，父母需要放弃自己的意愿，而听从子女的安排。

即使是在那些能够互相坦诚、各抒己见的家庭里，这样的决定往往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更不要提在那些原本就满是冲突，各有成见、怨恨积压的家庭里了。那些家庭里的父母往往很容易就把这些善意的、试图解决问题的尝试当成子女的一种报复：曾经我对你不善，如今我也不信你会对我有情！

“有的时候必须想清楚，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问题都摆在桌面上摊开来说。”卡雅·威尔海德解释道，“一些父母可能真的已经年岁太高，无法再经受任何刺激了。所以说，并非所有问题都必须有个答案，有时候别太在意，随它去就好。”

某一天，子女们突然意识到他们已经长大，不再需要听任父母的安排。回过头看，如果成长的过程平和又融洽，那么他们或许就自然而然学会了谅解，学会向前看。《今日心理学》杂志上曾刊登过乌苏拉·奴贝儿的一篇文章，她在里面写道：“对父母的宽容和理解建立在客观看待他们的基础之上。他们首先是有着各自不同经历的独立的人，其次才是某某人的父母。”

来自汉堡的伯塞尔一家正是運用了这样的相处之道。克里斯蒂安娜·伯塞尔·施文克和她的母亲有过很多次的交谈，在探讨养老或者死亡这一类话题之前，她们就已经平等地进行过无数次的交流。她们的相处方式，就如同两个普通成年女性那样。“我们完全不去讨论过去的是非。”克里斯蒂安娜说。

这样开明的相处模式同样也发生在克里斯蒂安娜和她21岁的女儿之间，她们经常聊到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聊到离别、死亡和丧葬。“我们不是刻意去聊那些的，往往都是不经意之间开启的话题。这些交谈让我们感到很自在也很平静。我觉得只要我们肯用心，就能避免所有不愉快的交流。”

[译自德国《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