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丰厚的外交遗产（下）

二、平等待人  深谋远虑

我平生给周恩来总理当翻译最长的一次是1969年9月28日晚，周总理会见刚果（布拉柴维尔）国务委员会主席拉乌尔少校一行，从晚上11点谈到凌晨5点。

1965年，周总理访问坦桑尼亚。

刚果（布）是非洲中部的国家，面积34万平方公里，人口有400万。1880年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960年取得独立。刚果（布）一宣布独立，中国立即承认，1964年2月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关系很好。1967年刚果（布）前总理努马扎莱曾经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1969年9月下旬，刚果国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率团访问中国。当时由非洲来中国必须先到巴黎，然后飞上海。法航的飞机只飞上海，不飞北京。所以代表团一行访问中国的第一站是上海。我和外交部非洲司的领导专程去上海接拉乌尔一行。

周总理会见拉乌尔是在人大会堂福建厅举行的，晚上11点钟开始。1969年总理已经71岁了，而拉乌尔只有40岁上下，正当年。拉乌尔一行把会见周总理当成他访问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新独立的刚果面临重重困难，拉乌尔确实把总理当成一位兄长和导师，有很多问题要向周总理当面请教。

平等待人是周总理的外交风格中的突出特点。拉乌尔有一肚子话要对周总理讲，把刚果面临的形势，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在哪些领域需要中国提供援助，做了详细的介绍。这样，他讲的时间就很长。周总理一点都没有显出不耐烦，相反听得很认真，一边听一边记，还不时地插问。

李先念副总理参加会谈，在一旁曾几次提醒总理说：“总理，已经2点了，差不多了。”总理不理会，继续谈。后来李先念又两次提醒：“总理，已经3点了！”“总理，已经4点了！”总理依然不理会，继续谈。

拉乌尔介绍刚果国内形势时，对法国人经济上控制的反感情绪溢于言表，很想早一点摆脱。周总理对于拉乌尔提出的要求，凡是中国能够做到的，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关于拉乌尔想急于摆脱法国人经济上的控制，总理对他做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周总理说：

“你们想早日摆脱法国殖民主义者对你们经济的控制，这一点我完全理解。非洲国家很多都宣布了独立，但这个独立主要是政治上的独立。要想经济上完全取得独立，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对此急不得，太急了要出问题，欲速则不达。”

拉乌尔反问：“为什么不行？我们有中国帮助。”周总理平静地回答说：“我们是愿意帮助你们，但我们离得很远，而且我们今天还并不富裕，国力有限。中国俗话说：‘远水救不了近火。”

总理与拉乌尔的会谈一直持续到凌晨5点，会谈结束后，总理亲自把拉乌尔一行送到人大会堂北门口，才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人大会堂的北门一开，一阵冷风吹进来，让人感到初秋的凉意。

会谈后，拉乌尔一行回到宾馆，十分兴奋，毫无睡意。他们就总理的谈话举行内部会议，交换意见，讨论得很热烈。直到天大亮时才回房间睡觉。

拉乌尔代表团的团员中，有刚果外交部长洛佩兹，他也参加了会谈。后来我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洛佩兹外长每年都来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我们在那里多次见面、聊天。

1998年11月，我到巴黎就任中国驻法国大使。新大使到任要举行到任招待会，邀请外交使团出席。我没想到，洛佩兹此时担任刚果驻法国大使。他前来出席我的招待会，见了我非常开心，和我拥抱。此后我们双方互相请吃过饭，他还和我谈起1969年9月周总理与拉乌尔的会谈。洛佩兹对我说：

“当时周恩来总理的那番谈话，对我们影响太大了。我们当时都很年轻，做事情很急，对政治独立不满足，急于尽快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使我们冷静下来。他说得真对，急了不行，急了要出问题，还说‘远水救不了近火。与周总理谈话后，我们慢慢冷静下来，同法国的关系逐渐处理得比较顺当。”

我听了洛佩兹大使这番讲话很有感慨，距离1969年中国-刚果两国总理会谈三十年过去了，周总理的话对方还记得清清楚楚，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周总理对外工作做得真到家啊！

中国是一个大国，周总理十分注意教导我们的外交官不能有半点大国主义。他对大国主义是深恶痛绝的。总理见外宾，他的做法是中方人到齐了再请外宾。有一次，礼宾官来向总理报告：“总理，中方人都齐了，我现在叫外宾去。”我记得总理眼睛一瞪，说了一句：“什么‘叫，‘请。”我当时年轻，对这一字之差不完全理解。我想“叫”也好，“请”也好，不过就是让外国人现在来而已。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负担的责任增多，慢慢理解了。“叫”是上对下;“请”是把对方置于平等的地位。

三、言传身教  着眼未来

周总理非常关注青年的成长，重视培养青年外交官。外交学院就是总理倡议于1955年建立的。“外交学院”四个字就是总理亲自撰写的。

1959年，当时我国的大学里研究生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北京外国语学院办了“高级翻译班”，从各高校应届毕业生中选送了一些人去高级翻译班再培养三年，专门从国外请来老师授课，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特殊的。我也有幸去了高级翻译班。总理的考虑是，外交需要好的翻译，当时中国有一些老的翻译很好，但是他们的年龄逐渐大起来，从长远考虑必须培养一批青年优秀翻译。

总理还认为，要从优秀翻译中培养高级外交官。黄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当年在延安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翻译。总理这个考虑是很有道理的，搞外交要懂得中外双方，要深入懂得外方必须懂外语。不懂外语就隔了一层，增加了对对方深入了解的难度。今天外交部的一批领导，有些就是当年的翻译。

总理会见外宾前往往提前到，听取有关外宾的最新情况的汇报。总理很愿意与周围的人交流。有一次总理和身边的人谈起二次大战诺曼底登陆一事。他问我：“吴建民，诺曼底登陆是哪一年，几月几号？”我很惭愧，回答不上来。过了一会儿，礼宾司副司长韩叙进来，报告总理说：“我刚才打电话问了，诺曼底登陆是1944年6月6日。”总理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说：“韩叙这一点做得好，不懂就问。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知道，不懂就问别人使自己的知识逐渐丰富起来。”

我听说总理还考过其他的翻译，问他们有关地理方面的知识。

总理非常注意翻译的培养，多次强调翻译不仅要外语好，而且要熟悉业务。有一次总理会见外宾，我去做翻译。总理问我：“有关电报你看了没有？”我回答说没有。总理立刻严肃地批评了陪见的地区司领导同志说：“翻译不了解情况，怎么能翻译好？翻译必须得了解情况。你们今后一定要让翻译看有关电报和文件。情况了解清楚了，翻译才能更加准确。”

1971年11月初，总理会见即将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见是在怀仁堂进行的。我记得那天总理很高兴，拿着代表团名单一个一个念，叫到谁谁就站起来。念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总理说：“认识。”叫到施燕华的时候，施燕华站起来，总理看了名单，说：“你是共青团员，还没有入党？以后可以争取入党。”施燕华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1974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总理在国宴上招待柬埔寨王国前国王西哈努克及其夫人。

就在这次会见时，乔冠华团长对周总理说：“总理，这次去，心里没有底。我们对联合国情况不了解。我是1950年去过一次纽约，后来就没有再去过。情况不了解，心里有点打鼓。”周总理说：“情况不了解不要紧，学嘛！向一切懂得联合国的人学，包括我们的对手。”

我们这些人到了联合国之后，就是按照总理这个话去做的。1972年，我们重返联合国后一周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特写，评述中国代表团成员来联合国的表现，其中也提到了我。他们的评论是：中国人学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