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入错误记忆有多难？

曼弗雷德·德沃夏克

据查，在美国迄今为止已经查明的343宗错判案件中的四分之一里，无辜的受审者都做了假供，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如果嫌疑人在审讯中处于高压之下，就无法再区分现实和虚幻。

为一个人植入错误记忆简单得令人吃惊，哪怕是植入他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的记忆。实验表明，记忆是一个社交过程，几乎每次关于过去的对话都能改变记忆。

回忆起从未犯过的罪

那一天，女孩之间又爆发了愤怒的争吵。没什么特别的，又是因男孩而起。突然，莎拉用石头打中了米歇尔的头。吃晚饭时，有人敲门，莎拉的母亲打开门，警察站在门口。

现在，莎拉·科斯已经上大学了，她试图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那时她最多才14岁。那件事让莎拉觉得很尴尬，但回避了这么多年之后，她终于决定说起它了。和心理医生交谈时，一切又清晰地浮现在她眼前：手上拿着的那块石头非常重，大概有拳头那么大。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满腔愤怒。“米歇尔叫我‘荡妇。”莎拉说。听到自己的家人受到侮辱，这个女孩马上就爆发了。她的两个姐姐都在15岁时生了孩子，“但是我，”莎拉说，“我还是处女。”

就连那两位警察的样子她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个高大强壮的家伙站在门口，他后面的同事站在一级台阶下。那个糟糕的傍晚，母亲投来的冰冷目光——她怎么可能忘掉这一切？这些记忆一点点浮上她的心头。

不管怎样，莎拉对此深信不疑。

然而实际上，这件事从未发生过——根本就没有石头攻击事件，也没有警察上门。这个年轻的女孩正参与一项实验。伦敦心理学家茱莉亚·肖为她植入了一段虚假的记忆。肖想知道，无辜的人是否会相信自己曾在青春期犯过罪。

这项意义重大的实验是由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参与者平均年龄为20岁，他们不知道实验的真实目的，以为肖是想帮助他们挖掘出自己隐藏的记忆。他们所有人的父母都表示，他们的孩子从未和警察打过交道。

最后，30位受试者中有21位“想起”了自己的“罪行”，承认自己犯了盗窃案，或是手持武器或徒手进行了暴力攻击。“要让他们认罪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肖说，“真是令人吃惊。”

在其他实验中，记忆研究者们也展示了，人类有多么容易接受错误记忆。例如受试者相信自己童年曾乘坐热气球飞行，只要给他们看那次冒险的合成照片，他们中的有些人不久就会开始讲述自己当时经历了什么。

但是肖的实验用虚构将这个游戏推向了高潮：在她之前，还从未有人可以成功指控70%的受试者有某种犯罪行为。

当然，最开始所有受试者都表示否认。但是这位总是很友好的研究者告诉他们，她有最好的证据：在由他们的父母所填写的一张表格里，提到了他们11到14岁发生的一件需要惊动警方的事。她表示，人试图从记忆中驱除这样的经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并强调他们肯定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回忆起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这就是计策的关键。不久第一批实验参与者就“回忆起”，他们确实干了坏事。

从视频剪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受试者最初不知所措，但不久之后便开始带着越来越高涨的热情研究自己的过往。“他们开始向我提供越来越多的犯罪细节，”肖说，“从天气到他们‘偷到的手机的样子。”

那么，这些无罪的人就这样生动地回忆起一件件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这样的发现让我们开始怀疑长期以来坚信的东西：记忆难道不是我们的一切经历的结果，唯一一件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东西，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真正财富吗？而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宝库中可能还混入了一定数量的假币。

研究者说服加拿大的一些大学生相信他们拥有一段创伤性童年经历。这些调查对象中的26%甚至能够详细描述出所谓的事件经过。

错误记忆不可避免

记忆研究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不仅有越来越多的新研究证明记忆可以多么彻底地欺骗人类，科学家们还认识到，幻觉的力量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怎么可能？为何阴险的研究者们可以对我们的记忆施加如此重大的影响？自然界在记忆的问题上马虎了事，或者记忆的缺陷中实际上隐藏着更深层的意义？

记忆似乎处于不断变化中，而人类能对此施加巨大的影响：几乎每次关于过去的谈话都能改变参与者的记忆内容。我们总是在谈论自己的经历、道听途说的见闻和过去的时光。在一定程度上，记忆就是用来分享的，脸谱网等社交媒体正是基于此才迅速成长壮大。

随着时间发展，记忆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错误：我们美化、排斥一些记忆，凭空想象出一些记忆，不久自己也对此坚信不疑。错误的记忆也能如同病毒一样在社交团体中迅速扩散，而且极具传染性。

目前，很多科学家都已经相信，如果只看单个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无法理解的。他们认为，记忆研究迎来了“社交转折点”。

我的过去是怎样的，你的呢？我和你之间的界限早已不再清晰，其他人的经历非常容易钻入我的记忆中。实验对象只需要看某个人如何打燃打火机或削尖铅笔，两周后不少人就会相信他们亲手做了这些事。心理学家格拉尔德·艾西特霍夫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了这一点。就算事前已经警告这些受试者，他们可能会弄混记忆也无济于事——他们的记忆犯错的频率几乎没有因此减少。这样看来，外部入侵非常容易渗透进记忆，而且不会被消除。

人类是共同生活的大师。一个旁观者可以如此生动地将自己带入看到的场景，仿佛是他自己在削铅笔。因此，他很快就不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真实经历，什么只是自己看到或听到的，也就很正常了。

而这种经历的转接在亲密的人之间出现得尤其普遍。在社交团体中，人们显然有更深刻的情感认同。正是这种移情和同情的能力，让我们变得容易联想和代入。有时候甚至不需要看一段视频来混入错误记忆，只需要想象一个场景（“你还记得我们当时是如何……的吗？”），大脑就会自动生成相应的记忆。

这样就产生了共同的历史和轶事，而它们并不需要完全正确：我们分享一段过去，这过去中也包括错误和幻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错误的记忆绝非稀奇古怪的东西或特例，相反，它们是我们社交生活的基本装备，换句话说，它们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

错误记忆的司法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验中，30个无辜者中有21个承认自己犯了罪，这对法学界来说可谓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消息。

“显然，我们可以让这些人相信一切可能性，”心理学家肖说，“因此警察局在审讯嫌疑人时应该更加谨慎。如果他们太过急切地想让对方招供，就容易得到错误的供词。”

但是警察们已经知道这些了吗？

“这一发现并不让我感到吃惊。”至少菲林根-施文宁根警署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克斯·赫尔马努茨这样说道，“我们知道，记忆有多么容易受到影响。”

赫尔马努茨培训负责审讯的警察。在他的讨论课上，不只有大学生，还有经验丰富的刑警——在那里，他们学习谨慎的艺术：第一目标并不是使对方招供，而是搜集尽可能多的经验，不施加压力，也不催促。

但是在实践中，总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赫尔马努茨认为，纯熟的优秀审讯还远未普及。“警察们太少参与这方面的培训。”虽然他们多达80%的工作时间都在审问证人和被告。

正因如此，由于被审讯人员施加了太大压力而错误招供的情形屡见不鲜，尤其是那些精神脆弱的被告，他们常常无法忍受压力，甚至可能招供他们根本没有犯过的重罪。

在一场著名的审讯中，13名被告中有5名承认自己是谋杀犯或帮凶，事后却证实他们说的全是假的。2007年所有人都被无罪释放。

一位巴伐利亚州农民的离奇失踪案件也相似。根据审讯结果，他被谋杀、肢解，然后喂狗了。他的家人认了罪。然而2009年，这个男人的汽车被从多瑙河中打捞上来，驾驶座上是他完整的尸体。

尽管备受争议，直到今天庭前招供仍被很多人认为是“证据之王”。对于外行而言，做假招供也是完全不可理喻的疯狂行为——为何会有人做这样的事？

在2001年的佩吉·科诺布洛赫一案中，小佩吉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失踪了。警方既没有找到尸体，也没有任何线索，只有嫌疑人乌尔维。后来他在审讯中承认了一切，详尽地描述出作案过程。当时的一位鉴定人说，这个男人不可能凭空想出这一切。

2004年，地方法院以谋杀罪判处这个患有精神病的男人终身监禁。直到2013年底，这个案件才得以重审，这个男人被无罪释放。司法机关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发现，幻想出来的情节也可能显得非常真实。

“大部分法学家对记忆了解甚少。”斯图加特法官阿克塞尔·温德乐说，“他们没有学过供词心理学，而这非常糟糕。”温德乐在全德国为法官和律师开设讨论课，让他们了解相关研究现状。

记忆：健忘导演的即兴创作

在外行眼里，记忆如同一种胶片：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会出现磨损和褪色，但是原则上仍可播放。但是和将一个场景完整收录的摄像机不同，大脑只存储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碎片：例如两辆汽车相撞时砰地一声，轮胎的橡胶燃烧的气味，刚刚还在啾啾而鸣，突然之间就受到惊吓飞走的鸟儿。

所有这些印象留存在大脑的不同区域，它们都和当事人原有的知识联系起来：唱歌的鸟儿是什么样子的，一起典型的撞车事故是怎样发展的（开始于刺耳的急刹车声）。在大脑的其他区域还储存着：我是亲身经历了这起撞车事故，还是只是在电影院中看到了这一情节。

在回忆时，所有这些碎片都粘合在了一起。借助想象力，我可以填满其中的很多空缺：那飞鸟真的是乌鸦吗？无所谓。我很确信听到了嘎吱的急刹车声——但是科学家们知道，这也可能是幻觉。这些声音可能只是我的“一起典型交通事故”剧本的一部分，我只是在幻想，这次它们也出现了。

“我们在回忆时，每次都会构思出一个新故事，”心理学家肖说，“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出错。”

在日常生活中，记忆不可靠的例子比比皆是。去年在艾玛的婚礼上撒花的孩子们到底长什么样？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可能自动被我在街上或者某部电影中见到的孩子所替换了。

但是很可能，我只是想象出了撒花的场景，因为这才像艾玛喜欢的那种浪漫婚礼。人们常常把事情想象成典型的样子，不管它是不是符合现实，因为这样它才更容易被人记住。

这样，记忆有点像一个即兴剧场，一个健忘的导演一直在这里进行即兴创作，用自己的戏剧经验填充空缺，重新编排整场剧目。

没有什么是持久存在，肯定不会遗忘的。就连那些所谓的被人深深铭记在心、永难忘怀的重大世界事件也不例外。最好的例子就是飞机撞毁世贸中心的9·11事件。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永远记得，得知这一新闻时他们在哪儿。

在灾难发生几天后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中，就有2100个美国人讲述他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获知这一新闻的，大约一年后研究者们又问他们同样的问题，然后在3年和10年后再次询问，最后得出结论：随着时间的发展，40%的受访者都大大改变了他们的故事内容。

一个男人声称他在去上班的列车中得知了飞机撞击双子塔的消息，现在却相信，他那时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一个女人表示自己亲眼目睹了事件的发生，现在却说是听一个邻居说的。一个大学生当时说自己在宿舍厨房做早餐，现在却相信自己是在房间折叠衣服。

这些故事中可能没有纯粹瞎编出来的片段，但是在人们回想时，这些片段发生的顺序变得异常混乱。“大部分错误在第一年内就已经萌芽了，”领导这项长期研究的纽约心理学家威廉·赫尔斯特说，“但是那之后受访者一般都会坚持错误的新记忆版本。随着时间发展，可能也是随着一次次地重复讲述，这个记忆被不断强化。”

这样看来，虚构是通过重复成为事实的。前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佛罗里达州参观一所学校时听说了袭击事件，那之后却多次声称，他在踏入教室前就已经在电视上看到第一架飞机如何飞向了世贸中心。实际上，当时根本就还没有播放过撞击视频。小布什可能是在无意识中将之后的记忆植入到了关键场景中。

记忆混乱：出处遗忘症

这种严重错误的存在本身就挺伤人感情的。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忘掉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记住的东西基本上是正确的。而现在，连我们记住的东西也不可靠了吗？

但是记忆根本不是为完美重现过去而存在的。存储经验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进化出记忆力的最重要原因：能够记住哪儿有好猎区，或是如何种萝卜的人，有很多优势;而准确记住很多年前的某一天则对生活用处太小。记忆不一定要很准确，但一定要足够灵活。它是一个学习和克服日常困难的工具，而不是装得满满当当的博物馆。

也正因如此，记忆也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每次被唤醒后，它都会被重新存储，新内容覆盖旧内容，并且常常会在不经意间不断补充进新信息。

这简化了学习过程，却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让交通事故目击者的供词变得非常棘手：他们是真的亲眼看到在街上滚动的球了，还是事后在看新闻时听说的？在回顾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可能将两个事件的内容混合在一起。

师范女大学生图格策·阿尔贝拉克惨遭非命的案件清楚地展示出，记忆有多容易被新存储的印象所扰乱。2014年11月，阿尔贝拉克在脸部被揍后不幸摔倒，不久媒体就不断散播关于事件经过的新传闻。事件发生两周后，一个模糊的监控视频流传开来，里面显示了一家快餐店前停车场上的关键几分钟。对于很多目击者来说，信息混乱的后果非常严重。到最后，他们已经完全无法区分哪些是他们自己看到的，哪些不是了。专家称之为“出处遗忘症”。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出处也常常不可靠：我是已经把信寄出去了，还是只是想象过马上去寄？而这就是人类想象力的力量。一切我想做或是可能做的事情，我都会在心里生动地过一遍。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是真的已经做过这件事了：把信投入信箱，或是如同莎拉承认的那样把石头扔向朋友。错误的记忆是我们想象力的必然副产品。

想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知道大脑是如何运转的：莎拉是想起了扔石头这个动作还是只是想象出了它，对大脑而言几乎毫无区别。在这两种情况下，她记忆存储器中的分散碎片都被整合为一个尽可能和谐的场景。就连纯粹的幻想也源自这个存储器内的已知信息：女朋友们的长相，手上握着石头的感觉，典型警察的样子，以及他们在傍晚敲响房门的场景。

因此，单纯的幻想和真实的记忆才这么容易被混淆：两者都是从记忆库存中获取的，同样容易被调取出来。

我随时可以回忆起一扇碎裂的客厅窗户的全部细节，一个足球掉落地面，我的母亲因为这倒霉事泪流不止。重复练习这个记忆3次后，我就感觉它确实已经成为我童年的一部分了。

在实验中，伦敦心理学家肖和莎拉以及其他受试者每过一周就见一次面，一共3次，在此期间她给他们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他们每天都要在脑海中回忆一遍自己“试图逃避”的恶行：那时可能发生了什么？

而这就是幻想的胚芽：每一次调出回忆时，那幻想出来的事情经过就变得越来越详细。假象开始变得连贯，具有说服力，越来越像真实的记忆。“受试者想出越多细节，”肖说，“就会越强烈地相信，事实就是这样。”

所谓的“受虐者”在心理治疗中想象所谓的“事件经过”时，也是如此，孩子尤其容易受到提问者无意识预设信息的影响。但是成人也很容易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下中招。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记忆有多容易抛弃他们，这让他们经不起干扰。就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需要别人填补漏洞：某个人已经忘记的信息，另一个人还记得，信息的正确性则由第三个人来更正。

集体记忆和选择性记忆

在童年的问题上，父母是第一权威。他们讲述我们早已遗忘的故事。我上幼儿园时真的在课间吃掉了小玛丽的苹果，童年时在商场走丢过，海泳时差点淹死或是被狗袭击过？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只能选择相信这些说辞，而且一般来说我也确实相信了，还会在和别人聊天时绘声绘色地讲起那些我小时候的故事。

这样，在我们的人生自传上，我们周围的世界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我们经历过的，被集体维护着：在谈话中，在翻动家庭相册的时候，如今也越来越多地在推特和脸谱网上。

持续的交流使得记忆一直处于流转中。那些故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都能如同病毒一样流传开来。美国心理学家肯特·哈博尔研究发现了它的传播速度有多快。为此，他和33个大学生进行了一次值得纪念的学术考察活动，一起参观了一家医院的停尸间冷库。那之后他追踪这件事在朋友和朋友的朋友间传播的过程，发现3天之后，已经有881人听说了这次考察活动。

而这是在10年前，那时脸谱网还不流行。而现在，消息的流传速度更快。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永远是信息被讲述的方式。“一个交际圈中发生的每一次交谈都会改变其成员的记忆。”纽约心理学家赫尔斯特说，“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的记忆变得越来越相似。”

在集体记忆中，不难看到错误信息的混入和对信息进行的选择性记忆，尤其是当这些信息能够加强成员的集体感时。“例如1954年达特茅斯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之间举行的一场重要的足球比赛，”赫尔斯特说，“两队的球迷对这场比赛的回忆截然不同，仿佛他们看到的不是同一场球赛。”

那些共同分享的记忆创造了一个集体的世界观和历史，哪怕其中难免有夸张、省略或幻想出的部分。“这是很自然的。”赫尔斯特说，“是社交的一个必然结果。”人类的社交史始于分享记忆，就连错误的记忆也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关系。你们的过去也是我的过去，这给人以集体的认同感。

为何我们会记得我们的家庭度假旅游、足球赛和初吻？这是因为我们更愿意记住不同寻常的生活，并倾向于在回想时强烈美化事实：在旅行时会记住陡峭海岸边童话般的酒吧之夜，而不是无聊的沙滩日;对于育儿生活，会记住那些温暖人心的时刻，而不是换尿布和打扫混乱的房间等令人烦躁的日常琐事，尽管它们实际上占据了大部分时间。无聊而讨厌的信息很容易从记忆中消失，是因为它们不被我们需要。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