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史蒂夫·费舍曼
帕特里克·哈德森现在的脸原本不属于自己。7个月前,那张脸还属于另外一个人。
现在,这张脸还不属于任何人。它被冷冻保存着,即将被运输到另外一家医院。这张脸的主人是一个两天前被宣布脑死亡的人,他是一位26岁的自行车工程师,来自布鲁克林。而接受这张脸的人是一个密西西比的消防员,现年48岁。他在14年前的一场大火中,面部被严重烧伤。这张脸,平淡无奇,上面还带着很多原主人的印记:一团乱乱的金发,耳朵上打着耳洞,头上还有一个做开颅手术时留下的勾形疤痕。一位外科医生戴着手套,把手伸到漂着淡淡血色的保护液里,揉捏着这张脸,挤干它上面的最后一点血液。然后他把这张脸提到照相机前面,展示自己的工作成果。这张脸被提起来的时候,又变得饱满了。这张脸看上去已经不太像那个自行车工程师了,它的上额头更短,双颊更加丰满,双唇在微笑的时候,会变成新月形。这张脸已经准备就绪,就等着一小时后覆盖到那个消防员的脸上了。
帕特里克·哈德森
2001年9月5日,密西西比州,塞纳托比亚阳光明媚。大街上平静如常,店老板帕特里克·哈德森午饭时见到消防部门的调度员,还半开玩笑地跟他说:“有火情记得给我们打电话啊!”那时候,27岁的哈德森做志愿消防员已经7年了。他跟其他30名志愿者是同学,他们在弱冠之年,一起报名成为了志愿消防员。
哈德森腰带上的寻呼机在凌晨一点突然响起了警报,哈德森从他居住的街道里,几分钟时间就能跑到消防站。只有最先到达的几个人才能够坐上消防车,去参与救火。哈德森说:“每个人都想参与救火行动,然后跟人家吹牛,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完成英雄之举。”志愿消防员们来到了起火的移动房屋,烈焰滔天。“这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火。”布里奇·科尔说道。他也是志愿消防员,与哈德森的一位表亲结了婚。
消防车就停在移动房屋的外面,一个男人在门口的花园里一直尖叫,不停地说他的妻子还在房间里。哈德森和另外3名消防员进入了房屋,屋顶已经开始坍塌。他们什么都没找到,哈德森一行人又退回了屋外。然后他盯准了一扇窗户,又爬进了这栋着火的房屋。
几分钟后,领队高喊着命令消防员撤出房屋。屋顶已经开始坍塌,落到哈德森的头上和肩上。哈德森跪倒在地。他感觉到自己的面罩快要被烧融化了,他扯掉了面罩,屏住呼吸,紧闭双眼。这让他的肺和视力得以保全。最终他还是硬撑着回到了窗户边,被其他消防员救出。
哈德森面部被严重烧伤,另一名消防员灭掉了他身上的火,科尔抓着他,让医护人员把输液管插进他胳膊里。当时科尔都没认出来这个被烧伤的人。“他的脸上冒着烟,血肉已经融化了。”科尔回忆道。
就在那时,被声称困在屋里的女人,出现在了马路边上。当天晚上,她去附近的河边钓鱼去了。
戴维·罗德布
2001年9月,戴维·罗德布12岁,住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他一心想成为熟练的滑板、滑雪、越野自行车选手。他可以骑越野车完成一个后空翻。20岁那年,他宣布自己将要搬到纽约。母亲南希·米勒和父亲格雷格·罗德波夫都知道自己管不住他。“我从来不约束他,”米勒说,“在救护车接他走之前叫我就行了。”
爱德华多·罗德里格斯
2001年9月,34岁的爱德华多·罗德里格斯医生已经走到了医学学习生涯的第9年。他是古巴移民的后裔,在迈阿密长大,像所有第一代美国移民一样,他有一个梦想:“我要挣钱、养家,成为一名技术人才。”然后,他踏上了成为牙医的旅程。1994年,他在布朗克斯一家医院里实习,协助医生做口腔和颌面修复术时,手术的负责人亚瑟·阿达摩医生把他叫到身边,并告诉他:“你的水平比这里绝大多数医生更好。甚至高过我。”16年后,罗德里格斯37岁时,已经是一名出类拔萃的整形外科医生了,在外科整形手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2013年,罗德里格斯成为了纽约大学医学中心主任,组织了一个面部移植手术组。他们所做的面部移植手术(包括术前准备和术后恢复)的总开销可能超过100万美元。他的医生团队花费了大量时间练习从尸体上取下完整的面部皮肤。“我们必须熟练到在梦中也能完成这个工作。”他说。
罗德里格斯又瘦又高,身高接近一米九。自信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傲慢。“我计划好的事,就要把它做成。”他说。罗德里格斯在纽约大学上任一年后,他觉得,他的团队能够完成一项比以往所有手术更复杂的手术。2012年,他认识了哈德森。“帕特里克就是那个理想的病人。”现在,他们就差一张面部皮肤了。
哈德森
在那场大火之前的照片里,哈德森有一副快乐、谦逊的面容。他的脸蛋很圆,蓝眼睛,金色的卷发搭在前额。他的表达能力不错,这也让他成了一个不错的商人。26岁时,他购买了一套住房,20英亩大,4间卧室。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克里斯以及3个孩子一起生活——两个人各自从之前的婚姻里带来一个,然后又生了一个。“我计划40岁时退休。”他说。
在大火之后的第63天,哈德森从当地医院回到了家里。他身上缠满了绷带,眼睛也被绷带遮住了。“他回来的时候就像个木乃伊一样。”克里斯说道。
结婚才两年,克里斯就成了他的专职护士,喂他吃饭,给他洗澡。“他情绪非常不稳定,消沉、愤怒。我很理解他。”克里斯说。他有时经常离家出走几英里远,克里斯只好打电话给他原来的志愿消防员朋友去把他找回来。
12年中,哈德森一共接受了71次手术。医生从他的大腿上切下皮肤,移植到他的头部。“慢慢的,他的脑袋看上去像是一个脑袋了。”克里斯说。外科医生采用骨整合种植技术在他头部的一侧植入了金属钩,来支持助听器。然后,医生把他口腔内的皮肤向外翻出一点,来做成嘴的形状。但是,现在最难解决的问题,还是他的眼睛。他没有眼皮来保护自己的角膜。医生在他眼皮的位置塑造了一块锥形的皮肤,看上去就像是蜥蜴的眼睛。这块皮肤稍微能保护一下眼睛了,不过哈德森还是没办法眨眼。晚上,他总是用手指捏住眼皮来闭上眼睛,但是他睡不了多久。这反而是件好事,因为他经常梦到自己仍然身处那场大火之中。
罗德布
罗德布身高一米八左右,他也有一双蓝眼睛,头发留到了肩膀上。照片里,他的脸有点长,有点卡通。他很健谈。“他的一生都是故事。”布莱恩·格鲁克说道。格鲁克是布鲁克林的一位店老板,他的店叫“红灯笼”,既卖自行车,也卖饮品。罗德布经常说他会开赛车,或者穿着滑雪板从直升机上跳下来。很多人都怀疑他是在吹牛。
格鲁克回想起了雇佣他的那一天。罗德布骑着他的越野自行车来到店里,都没下车。“他汗流浃背,连一件上衣都没穿。”格鲁克说道。罗德布傲慢地问道:“听说你需要一个自行车机械师?”然后他流利地陈述了自己的工作经历。格鲁克雇佣了他,每小时付他15美元。这足够他交房租了。
哈德森
哈德森说,从事故发生的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就戛然而止了。那些日子里,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个残疾人。“我只是有些不同而已。”他坚持道,“从今往后,我的人生就要重新开始啦。”他和克里斯又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在2003年,一个在2004年。这两个孩子都是意外怀孕,不过被夫妻二人全心接纳。“这两个孩子是他的小福星。”克里斯说,“两个孩子接受他的本来面目,无条件地爱着他。”当哈德森啪地取下自己的假体耳朵,然后说:“我听不见你说话啦!”孩子们总是被逗得哈哈大笑,孩子们还去问他们的朋友:“你爸爸能做这件事吗?”
2003年,哈德森继续做他的轮胎生意,他和一个合伙人开了一家新店。“尽管他面部被烧伤,但生意却一度非常红火。”他的雇员特拉维斯·麦克唐纳说。哈德森盖了一栋7000平方英尺的房子,他卖掉了原来的房子,然后和家人一同搬进了这间房子。“空间大得我们根本就用不完。”克里斯说,“他想要证明,无论发生了什么,他都能照顾好这个家。”
在局外人眼里,哈德森的人生似乎又回归正轨了。但是他的好朋友都看得到他生活里灰暗的一面。他一年差不多要接受7次手术,这让他经常没法上班,而且让他饱受疼痛的折磨。“他肯定会对止疼药上瘾的,”他的朋友吉米·尼尔说道,“没有这些药他就活不下去。”“羟考酮变成了家常便饭,”麦克唐纳说,“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上瘾了。”他的痛苦,朋友们都看在眼里。“我对止疼药上瘾的问题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判断力了。”哈德森说道。“他没办法再做生意了,”麦克唐纳说,“他已经自顾不暇了。”处方到达时限后,他想了别的办法来买止疼药。他甚至还因为伪造处方和拒付支票被捕过。
哈德森的人生急转直下。2007年,他宣布破产,失去了自己的房子。“我一直在努力,但是没办法,”他说,“我感觉自己还是失败了。”
第二年,在10年的婚姻生活之后,他和克里斯离婚了。哈德森对孩子享有共同监护权,但是,当孩子们离开家去学校后,他就闲下来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普通人根本感受不到消磨时间对我来说多么艰难。我每天都度日如年。”糟糕的是,因为没有眼睑,他的视力一直在衰退,后来甚至不能开车了。“我已经40岁了,竟然还需要我妈妈开车载我,”他说,“我现在还年轻,但已经失去了一切。”
他在2012年遇见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医生说,可以为他移植眼皮,来解决这个让他无比痛苦的问题。但是罗德里格斯还有更进一步的想法:为他换一张新的脸。有头皮,耳朵,鼻子,嘴唇。每一样他在大火中失去的都将重新拥有。“我要让你回归正常人的生活。”罗德里格斯做出了承诺。
但是哈德森必须先通过纽约大学的医学评估。这意味着他必须解决自己的麻醉药上瘾问题。罗德里格斯让哈德森承诺,不再从其他医生那里获得麻醉药,不然就不能进行手术。
罗德里格斯警告哈德森说,手术只有50%的成功率。这是有史以来最艰巨的面部移植手术。“我们必须去除你原来的面部皮肤,直到骨骼暴露出来,”罗德里格斯解释说,“一旦失败,没有任何补救措施。你很有可能失去生命,现在只有背水一战。”
哈德森的孩子被吓坏了。“他们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克里斯说,“孩子们爱他的本来面目,对孩子们来说,他就是一个正常人。”但是哈德森已经经历太多痛苦了。“街上的小孩子看到我被吓得不停地尖叫,逃跑,这感觉生不如死。”
罗德布
2015年7月22日,星期三。罗德布本来要去见萨斯吉亚,他的新女朋友。两天前他被解雇了,因为他经常旷工。“你技术不错,但是太不守规矩了。”格鲁克告诉他。那天晚上是他最后一次值班,他和另外一个同事一直待到9点,然后一起小酌了两杯。
午夜,罗德布骑着自行车往家走,在自行车道上高速逆行,他经常如此。这时一个行人突然出现,罗德布撞上了他,从自行车上飞了起来,头部着地。那天他没有带头盔。
医生把罗德布推进急诊室,打开他的颅骨,释放里面因出血产生的压力。一周后,他从昏迷中醒来,因为喉咙中插着管子,他没法讲话,但是他还能书写:“我爱这个姑娘。”他把写有这句话的纸递给了一个护士,那是他第一次对萨斯吉亚说出这句话。
苏醒3天后,他的情绪变得不安起来。他颅内还有另一处出血,医生移除了他的一部分小脑,希望能减轻肿胀。然后他又陷入了昏迷,这一次,他没能醒来。8月12日,他被宣布脑死亡了。
罗德里格斯
一天中午,罗德里格斯打电话告诉哈德森,他找到了一个可能匹配的移植对象。“我觉得这次相当有希望。”他说。然后他让哈德森赶上第二天头班飞机飞来医院。
哈德森之前被叫到过纽约一次,曾经有一个拉美裔人的面部皮肤可能和他匹配,他发色很深,皮肤是深棕色。本来罗德里格斯,这个古巴裔美国人反对给他移植一张不同种族的皮肤,但是哈德森不在意这些。可是在最后一刻,捐赠者的家属反悔了。然后又有一个女性的面部皮肤可能与哈德森匹配。睾丸酮能让它长出胡子来,但是哈德森却不同意。终于,最佳的匹配者来了,那就是罗德布。
8月14日早上7点半,罗德布被宣布脑死亡后的第二天。手术开始了。罗德里格斯首先小心地把罗德布半英尺厚的皮肤剥离下来。他从耳朵后面开始,然后是鼻子。手术先要去除多余组织,但是保留神经、肌肉、颈动脉和静脉。最困难的工作是移植眼皮。在此之前,罗德里格斯已经在自己的大脑里演习了无数次。他从内部着手,从骨槽中剪断线状肌,把罗德布的皮肤取下,花了整整12个小时。
在第二间手术室,另外一个医生团队开始剥离哈德森的面部皮肤,切下来的皮肤全都被丢进了医疗废物垃圾箱里面。“现在这张脸已经不带任何个人色彩了,”罗德里格斯说,“我们面对的是一张最原始的面庞。”哈德森脸上唯一的人类特征,就是他那蓝色的瞳孔。“这次必须成功!”罗德里格斯反复对自己说。
罗德里格斯把罗德布的面部皮肤铺在哈德森脸上,他小心翼翼地摆好面颊和下巴的皮肤,用螺丝和金属片固定好鼻子的位置,来保持面部皮肤的完整。他把两条感觉神经贴在哈德森的唇部,连接到新的面部皮肤上。那里的表情变化是整张脸上最丰富的,其他部分的神经会自己再生。最后,理想状况下,哈德森的脸会恢复知觉。瘢痕组织会把哈德森的肌肉组织和罗德布的肌肉组织连接在一起,让哈德森能微笑,能皱眉。
一切按部就班,罗德里格斯正打算把罗德布的颈内静脉缝合到哈德森身上。突然发现哈德森的静脉尺寸要大一些。缝合失败了,哈德森在几分钟内大量失血。罗德里格斯立刻夹紧颈外动脉,阻止血液继续向脸部流动。然后他改变了策略,不再直接缝合两根静脉,而是在一根静脉的一端切一个小口,来改变缝合处的大小,然后再把另一根静脉缝合上去。30分钟后,他松开了颈动脉夹,让血液重新流进哈德森的面部。苍白的面部又有血色了。他轻刺了一下哈德森的嘴唇,嘴唇流血了。这是个好迹象。
现在,这张脸属于哈德森了。不过好像暂时还不太听使唤。整张脸开始肿胀,不过这也在预料之中。几分钟后,整张脸肿胀到了原先的两倍。“这张脸看上去就像是打了15场拳击的运动员。”罗德里格斯说。
整场手术持续了26小时才宣告结束。技术上来说,这场移植手术大获成功,不过罗德里格斯还是不确定移植的面部是否会被哈德森吸收。“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3天后,肿胀有所缓解。“我能看见他的眼皮有轻微的活动。”罗德里格斯说,这正是他所期待的迹象。
哈德森
术后两周,当我在医院采访哈德森的时候,最令我吃惊的是,他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轻。他被烧伤的脸满是伤痕,毛发全无,看上去像是70岁。而现在看上去就像是20多岁,正是罗德布的年纪,也是哈德森受伤时的年纪。他的脸仍然又肿又圆,嘴和面颊都没法动,所以完全看不出他的表情,猜不到他的心情。
他轻轻地敲打自己的耳朵,现在耳朵上的知觉还不是很灵敏,舌头也不灵活。颈部血管的手术让他舌头的功能有所减退。他说话的声音也很模糊,好像是来自他身体的深处,就像在表演腹语。哈德森已经没耐心了。他还能再开口讲话吗?罗德里格斯向他保证,他的恢复速度已经超过预期了。“微笑。”他说。哈德森的皮肤缓缓地移动了,罗德里格斯还想看到他更进一步的表现。“微笑。”他又重复了一遍。“我笑了啊。”哈德森说。
哈德森的余生都要服用免疫抑制药物。“即使是这样,”罗德里格斯说,“排斥反应还是会出现,只是时间早晚。”他预计,接受面部移植手术的患者,每30人里面就有3到5人在出现排斥反应后死亡。一旦哈德森发生了排斥反应,医生只能给他使用最大剂量的免疫抑制药物和类固醇,然后就听天由命了。与此同时,哈德森的面颊和额头仍然承受着疼痛。这种疼痛会持续下去。考虑到他过去对麻醉药上瘾的经历,医生小心地控制着羟考酮的用量。“我能忍受现在的疼痛。”哈德森向我保证。
哈德森术后的下一步,就是让家人接受自己。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在术后第9周,他在病房里拥抱了自己的孩子。他那新移植的眼皮下涌出了泪水。
“无论这次移植在医学上是多么大的奇迹,对孩子来说,都不容易接受。”克里斯说,“他们必须接受父亲戴着别人的面庞。”他最小的孩子抚摸着他的头发。“每次我看到这张脸的时候,我都努力去记住他,当我下一次看见这张脸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父亲。”他的一个儿子说。
哈德森花了很长时间思考。思考他看上去怎么样,思考他自己究竟是谁。那张被烧伤的脸对于他来说像是一个标志。那个标志可能比现在这张脸更好。一天,他从医院出来,走了几个街区,没有任何人盯着他看,没有任何人对他指指点点。当他把这些告诉罗德里格斯时,他的眼角泛着泪水。
罗德布的母亲说,她想见一见这位戴着她儿子面庞的陌生人。好像只要这样,就能再看一眼自己的儿子一样。但是,他的儿子已经离世很久了。我给萨斯吉亚看了哈德森的照片,她已经认不出来她曾经的爱人的脸庞。这张脸已经适应了哈德森脸部骨骼的外形。哈德森不想谈论罗德布,现在,这张脸属于他。这张脸上胡须的颜色和肤色都和哈德森原来的别无二致,仿佛生来如此。“这张脸就是我的。”他说。
[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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