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飞想象：人类增强与精英政治的黄昏

放飞想象：人类增强与精英政治的黄昏

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本文节选自《新视野》2023年第2期

当代技术正在直接改变人的存在结构，相应也会改变人的社会政治活动方式。建立在人的自然生理与心理差异性基础上的现代精英政治模式，在一个可以预料的时间段内，一定会受到这样的技术突破的全方位挑战。建立在人的天赋异禀与后天机遇基础上的精英政治，或许将面对人的自然禀赋与后天差异的技术敉平。而且，未来可期的、由技术保障的人的先天与后天条件的平等性，会对长期行之有效、视之当然的精英政治造成颠覆性影响吗？在技术增强人类处在加速度发展的当下，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紧迫思考的问题。

在技术未来主义视野中的人类增强技术疾速发展中，人的差异性会呈现一种迅速缩小的结果：在自然进化中让人的不同个体呈现出鲜明差异的身体素质会趋向一个共同的健康方向，曾经困扰人的先天与后天的身体缺陷、神经与精神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人的已然或未然疾患，似乎也都浮现出迎刃而解的光明前景。这是人类个体间显著差异性的一种骤然缩小。这将使人类建立在个体间身心差异性基础上的社会政治秩序面临一个结构性重建的问题。

精英整治最终走向终止的情况下，会呈现为一个走向衰落和终结的长过程：它会在受到撼动的初期阶段，不断地展开维护自身的尝试，并在这种尝试中维护既定结构；当然，在逐渐失去精英政治的存在理由，丧失维护地盘的种种资源的情况下，精英政治可能会走向一种替代其地位与作用的不同政治形式。两种力量的对冲作用，在长期的、有进有退的拉锯战中，精英政治的资源会渐渐耗竭，让替代性政治形态浮现出来，并最终取代精英政治形式。目前还看不出精英政治的替代模式的总体轮廓。虽说替代型政治的总体轮廓尚无法明确刻画，但逆精英政治的基本特点、替代性政治的过渡形式则依稀可辨：由于抗拒精英政治的民粹政治或平民政治，一直是以大众具备与精英同样的政治智慧与行动能力为取向，它也就预示了，倘若精英政治走向衰颓与终结，很可能会在反精英政治的想法与做法那里去汲取资源。因此，替代精英政治的政治形式，就一定会在平民政治那里吸取思想资源的同时，尽力凸显与精英政治所强调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不平等统治方式不同旨趣的政治平等性。

“上岸”偏好：一流高校毕业生走向体制内的就业选择—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

方洁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翁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研助理

本文节选自《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体制内求职，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绝不是一条臆想中的“退路”，更多时候已经成为了名校毕业生，特别是小镇青年通过考试来替代人生抉择的最优解。这个擅长通过考试来获得竞争胜利的群体往往又更为顺利地流向体制内的工作岗位。通过对该群体就业行为的研究发现：

第一，名校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就业，一部分人是在迷茫与困顿中顺势通过考试选拔流入了工作岗位，一部分人则是更为积极地结合个人性格、能力与知识水平主动走向工作岗位。第二，名校毕业生对资源价值、个体特质和过往经历的权衡是其做出最终就业选择的关键内部驱动力。第三，社会的制度结构、文化氛围和最优期待也同样形塑了精英大学生走向体制内的择业行为。

当前高校毕业生扎堆参加考公考编的体制内选拔考试的就业现象突出。在岗位有限的情况下，大批青年可能长期处于待业或失业状态，这无疑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与损耗。本文通过这些样本，折射出新时代中国青年在面对就业市场时的困境与冲突。我们尝试从高校建设、人才培养和就业指导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作为优化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环境的探索。

首先，在高等教育阶段，除了大力建设一流高校外，我国还需进一步建设高等職业教育院校，提升后者的层次与培养水平，吸引更多生源流入，避免就业前置阶段的互相倾轧。其次，学校、企业和政府合作共同培养人才，为高校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项目和专业对口的求职机会。更多实习机会的提供意味着学生在求学期间就能接触到真实的工作环境，为之后的职业规划和求职就业铺好道路。最后，在就业难背景下，帮助高校毕业生突破就业信息滞后甚至匮乏困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突破口之一。大部分学生在进入大学，甚至在毕业之际仍缺乏具体的、明确的就业规划，这对于毕业生就业是非常不利的。高校的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需要切实发挥作用。

超级企业与全球不平等

郑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

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信息越来越透明的情况下，为什么赢家通吃的局面反而成了一种全球现象？

首先是技术进步。相较于历史上的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更具颠覆性。这是因为信息技术具备两个特性：非竞争性和排他性。在通常理解中，私人产品如汽车和房产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公共产品则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但当前，具备这些公共产品特性的信息技术往往为私人公司所控制。信息技术的非竞争性体现在无限量消费，即社交媒体不会因为使用人数的增加而造成资源的减少，因此扩大规模的边际成本很低。比如ChatGPT推出后仅两个月，注册用户数就超过了1亿。而排他性则体现在信息技术的创新可以通过专利保护来限制他人免费使用和模仿，以保障技术创新的高回报率。这两个特性使得基于信息技术的创新公司具有更强的盈利能力和增长空间。

其次，全球化的生产和市场网络扩大了跨国公司的组织优势。现代产业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分工深化，二是集群化。在集群化方面，生产或市场一旦达到了关键规模，接下去就可以如同滚雪球一样迅速扩大，放大规模经济效应。这两个特征叠加导致全球供应链跨国集中布局，既形成了空间积聚，节约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又完成了资源整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的无形资产比重高，单位成本随着规模扩大而迅速下降，因此利润率更高。

另一方面，超级企业的形成也是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深度融合、相互强化的结果。一旦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取得了最初的领先地位，它们就会通过兼并扩大规模和拓展业务范围，同时发挥政治影响力提高市场进入门槛，减少竞争威胁。

经济学中通常用一个行业中最大的四家公司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CR4）来衡量行业集中度。这意味着，超级企业不仅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得以加强，而且它们的政治影响力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欧盟国家的超级企业也表现出相似的趋势，尽管它们的政治游说支出没有达到美国企业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