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实施第五年，这个地方什么样

祖晓谦

“我們这个地方，5.6万平方公里，7000万人口，2022年GDP超过了13万亿，以不到1%的土地贡献出11%的GDP，相当不容易。”

作为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参与者之一，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表示，自2019年2月规划公布实施至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非常快。

来到规划的第5个年头，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取得阶段性成效，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经济工作总思路。

今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视察广东，作出“粤港澳大湾区将是今后全球最有前景的增长极之一”的展望，并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提出了更高的战略定位和目标任务。

2023年4月19日，以“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新机遇”为主题的“读懂中国·湾区对话”专题论坛在广州开幕。

基于优越的资源禀赋与庞大的发展潜力，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新使命，成为本届论坛的讨论热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湾区科学论坛执行秘书长聂晓伟表示，专题论坛就像一张宏大的网络，将世界与粤港澳大湾区多点相连、纵横相接。通过“湾区对话”，世界得以深入剖析中国的“字里行间”；在国际格局正发生深刻演变的当下，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正在为世界带来新机遇。

正如英国工党影阁财政部发言人、议会上院议员戴维森勋爵在论坛中所言：“人类未来的兴衰也许取决于世界能否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式，大湾区是全球发展格局大变革下的一个合作范例。”

独特性

湾区是面向大海，由一个或多个海湾及临近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由于特殊的地理资源条件带来的便利性、集聚性和开放性，湾区经济作为重要的滨海或融海经济形态，往往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和全面创新的引领者。

在全球经济的版图上，粤港澳大湾区之外，纽约、旧金山和东京三大湾区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纽约湾区是全球金融中心，集聚了超过2900家重要的金融、证券机构；旧金山湾区形成了以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为支撑的硅谷，成为人均GDP最高的科技湾区；东京湾区拥有包括钢铁、有色金属、石化、机械、电子、汽车等产业在内的工业发展带，同时也是金融、科创和文娱的产业中心。

范恒山在论坛中表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资源丰富、市场经济发达，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从国际方面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从国内方面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国内环境都有利于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但与其他三大湾区不同，基于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无与伦比的独特性，一国两制、三法域、三种货币、三个关税区，其发展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探索性的事业。范恒山表示，当前必须正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无与伦比的独特性，一国两制、三法域、三种货币、三个关税区，其发展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探索性的事业。

经济结构方面，因地区产业同构程度比较高，在金融、航运、制造等多个领域形成了重复建设和资源争抢；创新要素方面，虽然创新人才众多，创新系统比较完整，但单位集聚度不高、协同创新程度不够，存在各自为政现象；动能整合方面，大湾区的四大中心城市各自影响力都很大，但合作联动不够紧密，协同互补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存在角逐互耗。

另外，大湾区内存在着体制与市场的分割，既存在不同行政区间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等的差别，也存在因局部利益导致的地区封锁、要素流动、设施联通、基本公共服务对接共享障碍。同时内部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力资源成本和资金物流成本不断攀升，也是大湾区面临的重要问题。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张跃国表示，过去我们一直将内部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市场互联互通水平不高等问题视作“大湾区问题”，但换一种思路，粤港澳大湾区外部差异化的表现和内部多样性因素，可能正是它的独特优势和未来的成长性所在。

张跃国在论坛中引入了演化生物学中的“生态位”概念，把大湾区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等等环境因素综合看成一个独特的生态位：“湾区的独特生态位蕴涵着蓬勃的生命力。”

在世界四大湾区中，粤港澳大湾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增长也最快，同时创新活动也日趋活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创新指数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二。比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枢纽”“学域”取代学院、学系的崭新学术架构，就是大湾区独特环境孕育出的新鲜事物。

基于这样的考量，张跃国指出，大湾区的建设内涵应该包括加快自身发展，深化内部合作，增强双向通道功能、构筑中国与世界对接融汇的重要支撑区，树立强烈的“跨文明”意识，为创造和生成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样本。

大湾区在规则机制的软联通方面还存在诸多挑战，但冲突和融合交互的环境，更能带来未来更大的想象空间。“相信自然选择、社会进化的力量”，互动选择、互相适应很可能推出更优秀的“基因”组合，张跃国表示。

大未来

如上所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之下的大湾区建设，开世界未有之先例。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广东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表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最关键的点就在于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如果做好互通互鉴，大湾区就会成为世界一流湾区，甚至最好的湾区。”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大湾区建设的难点，同样也蕴藏巨大的发展潜力。“不同制度、规则机制好像合作起来很难，但是如果利用好了，恰恰能够成为制度互鉴之利。”范恒山表示，“大湾区建设可以着力探索粤港澳三地制度规则的共同点，积极打造有机接轨的通行体制。同时，可有效互相借鉴经验，不断创新管理与服务模式”。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存在的问题，范恒山提出几点建议。他说，首先还是要全力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强化外部资源集聚吸收能力和内部投资创新的功能。他认为其中关键是两点，其一是从着力解决共性问题延展到解决个性问题，及时为企业排忧解难。其二是从“给方便”深入到“壮信心”，各级政府减少审批、优化程序等属于“给方便”，“但企业最需要的是政策稳定、制度公正，还需要‘壮信心，这个非常重要”。

人才去哪里，资本就去哪里，技术是人才的产物。

范恒山建议大湾区各地要协同推进产业优化布局，着力形成优势互补、链条相扣的具有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体系，以制造业为本，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协商制定湾区产业协同发展规划。同时着力构建开放联动的协同创新体系，探索建立有利于人才、资本、信息、数据、技术等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通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强化产权纽带和股权激励，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一体联动。“一定要把广深港澳真正联动起来，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来进行突破。”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对技术创新和产业配套亦持有相似的观点，他在论坛中表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通过技术进步推进产业升级。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目前，从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中国还处于中等技术水平。”郑永年指出。在他看来，要建成如国际三大湾区一样的世界科创中心，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实现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满足三大条件，即必须拥有一批具备基础科研能力的大学和机构、必须拥有一批能够将基础科研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企业和机构、必须拥有足够支撑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的金融机构。

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与这三大条件的满足不谋而合。广州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基础雄厚，不断优化创新；深圳发展壮大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培育发展8个未来产业，锚定制造业强市；珠三角在过去几十年间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企业在应用技術方面的转化能力颇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持续发挥在银行、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方面的优势，并拥有8所公立大学以及与之配套的人才制度和科研创新体系。

“要成为科创中心，需要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思想冲撞，人才非常重要，一定要抓住人才。人才去哪里，资本就去哪里，技术是人才的产物。”郑永年表示，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要加快融合发展进程，在科技创新、教育人才和金融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大家就都能在高质量发展中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