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耀日记

时间：2024-05-04

◎ 徐光耀

1951年10月2日

昨天下午，听康濯通知，叫李季、菡子和我去丁玲那儿陪爱伦堡夫妇和聂鲁达夫妇。

下午3点半，我与李季、菡子坐三轮出发。近4点，到多福巷16号丁玲同志处。我们见了她就诉苦，说没有经验，紧张得太厉害，不知怎么才好。她告诉说，不要怕，越随便越好。“怕什么呢？你们不是要到苏联去的吗？”

我于是放了心，就屋里屋外参观了一阵，又打了一阵扑克。这时逯斐、葛琴、甘露、贺敬之也来了。丁玲同志和我们聊天，谈到爱伦堡的热情和世故，确实是很动人的。

在上海去晋谒鲁迅墓，爱伦堡在墓前整整沉默了10分钟没有说话。临下来，爱伦堡要求和丁玲去谒拜也频墓。丁玲同志一难过也哭起来。于是要求他们不要去了，只她自己去吧（可见丁玲也是既热情又世故的）。爱伦堡答应了，但他立即从车中拿出一捧花来，要丁玲代他献给也频的墓（前天，他只听丁玲说了一下也频的事，如今便不声不响带了花来，说世故也是极深的世故，说感情也是最高的感情）。

丁玲陪她们回来，下车分手时，爱伦堡夫人竟落了泪，这也是在中国十分少见的感情。

陈明蛮招待，在我和李季、菡子身上还强迫洒了一些香水。我们都在被洒时像挨了一防疫针一样，不习惯得很。

爱、聂二人错过了约会时间，7点40才赶来。我本来少穿了一件衣服，冻得已经发抖。他们来了一紧张，便更加抖起来。不过丁玲在介绍时，也都是半抱着。在众人之前，十分之尊重，我还挺过来了。

今日聂鲁达谈得极多，爱伦堡谈得较少。我与爱（伦堡）坐得较远，他的翻译又不积极，一句话翻半天，接不上茬，所以很把爱伦堡冷淡了。

9点开始吃饭（吃饭前各人送礼，我只送了一本书。丁玲同志送他二人各一齐白石刻的手章，他二人十分高兴。聂鲁达当场答应送我们每人一本诗集，上面就盖了这个章），吃了近3个小时，17道菜，还有蜜饯、冬瓜汤之类。我喝了一杯葡萄酒。和苏联大使馆的萨福隆同志熟了起来，他勉强可说一般中国话，我们不断在桌上谈谈，还互相碰杯祝了一次健康。他是个时刻都害羞似的有着玫瑰色脸蛋的漂亮青年，样子很朴素、很老实、很厚道。交这样的朋友是高兴的。

吃饭时，聂鲁达说了很多话，滔滔不绝。丁玲同志说他把爱伦堡的话也说了。爱伦堡说，他把上海的十八罗汉的话也都说了。丁玲说他话多是因为喝酒多。陈明说，连爱伦堡的也喝了。爱伦堡说，大概连十八罗汉的也喝了。

吃罢饭兴奋起来，爱伦堡提议让“害怕他们”的李季朗诵诗，有人就提议让贺敬之唱一段。结果还是贺敬之先朗诵了，又唱。一唱，翻译刘群也合起来，这更使聂鲁达兴奋。聂要求他夫人唱，鼓着掌欢迎了半天。他夫人不肯，于是他唱了一首西班牙革命时期的歌，让翻译陈正民和大家一起和他合着唱。（大家）颇为诗意地联欢了一大阵！

直到12点半才散了这个小型家庭聚会，丁玲派汽车把我们送回家来。

1951年10月10日

4点回来，坐在办公室内正无聊，丁玲同志来了。（她）谈了一大堆外国的风习，也说到苏联人的“生活趣味”，这使我愉快了些，但情绪中有什么在作怪，它尽力妨碍我的情绪扭转过来。——我一面笑，一面仍是很勉强。等我把她送走，又感到自己待人的呆板、愚蠢，大大生了自己一场气。

1951年10月12日

中饭前，丁玲同志随便谈起出国经验。她主要鼓励我们把胸怀和气魄放大，不要缩手缩脚，不要怕犯错误。苏联没有资产阶级，说错一点不要紧的。作家代表团就是作家代表团，不要搞成文艺工作团。要有勇气使别人了解你，也要有勇气跑入别人的灵魂中去。不要给自己筑防线。你自己有什么可保卫的呢？你把自己和人隔离开来，你就成了个孤独者。孤独者就一定不会再进步，因为他固步自封，他的胸怀狭隘。胸怀狭隘的人，对一切事物的标准都是太严格的。这样，不合他标准的事物也便太多了。不合自己标准的自然要排斥，于是，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你吸收呢？没有营养吸收，生命便不会延续的了。只能延续生命，不够发育的，人也便成了废人了。她再次深深强调每人都要把胸怀放大，要容纳很多东西，要关心别人。别人有一件事业，要去帮助。成功了，自己要高兴，要喜欢；失败了，要痛心，要替他难过，要帮助人尽可能成功。——不要不冷不热。别人有一件事情，告诉了你半天，你不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怎么成呢？这算个什么人呢？

1951年12月23日

听孟君说，丁玲建议作家们还应到朝鲜去，去搞出一些东西来。田间说，丁的意思，田间和魏巍都还应去，他二人并邀好做伴。我问田间，文研所学生是否去。他说，这次去人是要搞出东西来的。——时间也还相当远，恐怕过一两个月后再说。孟君说，他今日听古立高谈，徐光耀可能最近去朝鲜。孟冰和朱东也无意中流露，你去朝鲜可以到你爱人那个军去嘛！仿佛他们已知道我一定要去的了。

今年，我很可能去一趟朝鲜。我为这事感到幸运。

1951年12月28日

晚上去电影局看电影，和丁玲同志坐在一起。她首先说陈登科：“你这次出国，大家对你印象都不错。”随即返回头对我说：“徐光耀，有些人可能对你有些意见。”我点头，承认：“这次我搞得不大好。”她马上问：“为什么，你想是什么原因？”我一时回答不出。她说：“你还是禁不起捧！”她又重复了一次：“还是禁不起捧！”

我很难过。

丁玲同志是可感激的。她严肃但是认真地关心人的态度和做法，不能不使人猛醒。

可悲的是，我竟没有感到自己是怎样骄傲了，我是什么地方骄傲了呢？

难道真的为我过去所想的：已经骄傲起来了，而自己还不自觉吗？

在我想念着芸的时候，这更其增加了我的难过。她在那里苦斗，我却在优越的环境和巨大幸福中受批评。她假如听到了，生我的气还好，难道她不为我难过吗？

我已答应丁玲同志要好好想一想。她也提醒我，今后应好好注意。不但应表现虚心，实际上也应该虚心。一部作品的成功很有限，而且没有别人的帮助也是不可能的。她让我学习古元，说古元被提的比一切教员都高，可是，他还是非常虚心的。

还有什么东西妨碍我理解自己呢？关于个性的解释吗？

我真是难过。

1952年1月18日

下午，开大会，丁玲同志首先自我检讨。她讲到自己没有办好文研所，心情很沉重，感到对不起大家，便哭了起来，好几次都哭得讲不下话去，使我也十分难过，热泪也几次涌上来。她感情是十分丰富的，为人也热情尽心。她是实实在在想关心我们，并愿意一下子把我们培养好，而且党性,对国家的责任心也很强。她今日有一句话也很触动我，她说：“20年来，我只有现在才自觉到，我应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姿态工作，而过去，我仅仅是以文艺工作者的资格做工作了！”——那么，我呢？我却还从未有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对待过工作，我连一个文艺工作者也难够得上！我常常是或大部分是以个人主义者工作着。以后，把个人撂开吧！撂开这一切苦恼的总根源吧！难道不愿做一个快乐的永是愉快、乐观的人吗？

散会后，当场宣布我、孟冰、陈孟君、胡正、玛金、李纳、陈淼、兰占奎、李方立、潘之汀、陈登科、周艳如、孙迅韬、王谷林、雷加等十几人为“入城”人员，立即到会议室，听丁玲同志讲话。她号召我们发扬新英雄主义，争取立一小功，预备夜以继日地苦干，甚至被子也不必带，文章也不要写，要改造世界、改造自己，要参加进去，不要旁观。

1952年1月31日

陈淼说上午丁玲来了，她以为“三反”比土改还伟大，可以写一部辉煌作品。她说，这是毛主席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又一典范运动。这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确实是万分复杂，又十分微妙的。

1952年2月23日

今日有两大荣幸。

第一大荣幸，去青年宫看了影片《政府委员》。这使我满心欢喜。第二大荣幸，我见了丁玲，请求了去朝鲜的问题，她基本上同意了。她不仅给了我很多教育，精神上获得了支持，而且，我还获得了一条新的发展的道路的可能，我预备着一部新的作品的产生。同时，我也获得了在战地与我亲爱的芸相会的可能。我该是多么高兴！

孟冰来了，诉衷心之苦：“五反”吧，没有兴趣，生活又不熟悉；留在家吧，朝鲜的东西不让写，更没有意思，浪费时间。他猛然道，还不如去朝鲜呢！我说是的。胡正来亦说：“对！”顷刻之间，灵机一动：走，去找丁玲同志谈谈，看她怎么说，同不同意？

由我给丁玲打电话，丁玲同志说：“好，你们来吧，多来几个人！”

我急忙抢上电车，7点多钟，到了多福巷。丁玲同志正和她妈妈下跳棋。一局结束，才跟我们谈话。

棋快结束的时候，她说：“你们干什么来了，我一猜便猜到了。”这使我感到有趣：“你猜吧，我们干什么来呢？”“还不是要求到朝鲜去。”这真使我惊异，她的脑子真快啊！一给她打电话，她便想到我们是来做什么的了。这如何不主动。

丁玲同志不从我们的要求谈起，却首先给我们商量文研所的学习和教学方法问题。她首先提出，去年的学习方法还是必要的，但今年应该变一变。把文研所真正变成一个研究所，能写的就写，愿下去就下去，愿看书就看书，大家研究。不要只是依靠上课、开会，不必全体依照一个计划。发挥各自的主动性、积极性。她问这样好不好。我们说好，只是怕有些同志自己抓不起来，教务处的组织要加强，要更细致、更精确。而她原先的计划却以为教务处的工作可减轻些。

后来，她说：“你看文研所的谁有前途？谁能写出东西来呢？”我们说了几个，她又问谁根本没有前途，这些同志怎么办？她很发愁。你劝他不要搞下去了吧，他会难过的；继续让他搞下去吧，将来能有个什么结果呢？

她以为，中国的古代小说实在应该好好学学。那真是迷人哪！一看就不愿放下。语言实在流畅，有感情，看起来舒服，这内中有很多奥妙，我们实在非好好学学不可。她举《水浒传》武松杀嫂一节为例，说武松把刀一插：“你们如有一字说差，我这把刀要在你们身上要几十个透明的窟窿。”这多有劲，多有感情啊！而我们“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总是这句话，不行的呀！

谈到苏联和西洋文章，她劝我好好读一读《星》，写一篇介绍文章出来。至于《日日夜夜》，她不大喜欢，以为我们稍做努力，亦可达到那种程度。人物写得少，头绪纷繁。沙布洛夫就是从《俄罗斯人》中移过来的。

她又劝我多看看果戈理的书、普希金的书。她再次谈到《上尉的女儿》开头实在写得好。她说，果戈理在110年前就说过：“我不是个作家，我是为人类的灵魂说话。”这实在是伟大作家的心灵，任何一个伟大作家，都没有个人目的在内。他都是为了真理、为了人类的。他们实际上是在做革命。见着不平就呼喊、就揭露，这不是革命是什么呢？她再次重复：没有伟大的心灵，就不可能写英雄。英雄与作家的心必须是相通的，你才能表现出他来。她早已断定孔厥是不可能成为什么伟人的，如今果然。

她问我《平原烈火》写了多久，我说初稿两个月。她连说不得了，不得了。继之，说她过去一天之间曾写过六七千字，有时上万。但后来不行了。猛然间，她问我们看不看巴尔扎克，喜欢不喜欢。她说，巴尔扎克实在应该看，也应该喜欢，巴尔扎克的书中有一股劲、一股士气。他曾连续写48个小时，这样的书是有看头的，也非这样子不可。她还说巴尔扎克的书往往是以一简单的故事或线索展开，看来很简单，但背后却展开了那么广大的一个社会。

她说，“三反”以来，她忽儿觉得学中国古代小说确实与当前运动联系得少。如只学技术那是可以的，如为政治服务，单学那些就不够了。因之，她愿意和苏联、和世界文学穿插起来学，各投所好。主要学作品、分析作品。至于历史、更古的东西，可以少学，有兴趣的自己可以看书。真正学起历史来，也还是读这几本作品。

又谈了很多很多。谈到孟冰的历史，谈到南方的盗贼，谈到人的感情和性格的变化。最后，她终于说，你们到朝鲜去，可以考虑的。应该去，多去几个人，把部队上几个都叫去，能赶上这一批也好，赶不上我们就单组织一批。搞到什么时候觉得应该写了，结构差不多了，就回来。或者一直搞到战争结束，和部队一起回国来。在文研所挂个名，在外面创作，这是很好的嘛！

我兴奋了起来。我不仅被答应了，而且受着鼓舞。她给了我们一切的方便从事文学事业！

她的眼真尖，孟冰咳嗽了几声，她便进屋去拿了几块止咳润喉糖来给我们吃，后来还烧了咖啡。

我给她说，“五反”中当组长时，见着努力工作的便喜欢，见着消极涣散的便生气。这种感情，正是实际工作责任上产生的。我想，我要当了组员，也会涣散的。她说，就是要锻炼成即使当组员也要有组长的感情。

她说她近不得生活，一挨近生活，便有创作的冲动。在获鹿土改时，她的收获太大了。她十分爱那些农民们，看他们一天天生长，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生长一样。过几天，会爬了；过几天，会说话了；过几天，能立起来了。就是这样的感情。她说，她常常经不住生活的引诱，她是理智了又理智的。不然，就要真的会改行，爱了什么就要做起什么事来。

她说她想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总觉得写不完。现在对她最有吸引力、最希望跑去写一写的有这样几方面：一是到王震的部队去，到驻在边疆的部队中去看看他们的生产和小的战斗；再呢，到东北的大森林中去，熟悉一下伐木的情形，木材是国家建设非常必须的东西，哪儿也少不了的；三呢，或者到湖南故乡的山上去看伐木者们的顺流而下；四呢，反映黄河，反映大规模的水利。她说她很喜欢有色彩的地方，很喜欢那些人们不大注意或不大爱去的地方。她说，曾有时是怀疑自己年纪大了，感情有变化。实际上不是的。她的爱，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进步，才更广泛起来了。

谈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说那是她创作上的一种试验。她尽量用几件小事情，把人物刻画出来。她尽量避免叙述，尽可能把人物放在行动中。她说，必须多多记住生活中的小事情，这些小事情记得多了，人物才能鲜明，才能活现。她说，《水浒传》，特别是《红楼梦》，看那里面的每一个人有多少小事情丰满着他们啊！再三再四地，她反复宣传着“写人物”的主张。

到12点15分，我才找到一个告辞的机会。她也不强留，我便和孟冰欣欣然走了出来。

1952年2月24日

中饭后，午睡了一小时，开始写日记。中间，记起丁玲谈《水浒传》来，便翻开《水浒传》，又把二十五回阅读了一遍，确是绝妙无穷，天才之作。

晚饭后，丁玲同志拖我到刘德怀屋里去。扯了阵“三反”，扯起文研所的小孩来，忽问我何时结婚，我说到朝鲜战争结束。她问我爱人是不是演戏的，漂亮不漂亮。后来说，演戏的，一定很活泼。

又谈起作家来，她说苏联的作家都有诗味，都那么浪漫。接着她又说，不晓得为什么，现在的青年作家们都这么拘谨。我年轻时可不是这个样子，我是个狂飙派！常常在大庭广众之间，拂袖而去。不过，也不为些什么大事，都是些小事……

可惜，她刚刚打开话匣子，来电话就把她叫走了。

1952年2月25日

晚饭后，与陈淼闲聊，又说起与丁玲的会见，小小地透露了一些消息。我两人共为丁玲的热情、尖锐、善于细致地体贴人而叹佩，甚至有一件是我不应忘记的。陈淼听李纳说，丁玲曾对李纳道：“把你妹妹介绍给徐光耀吧。”她还不知道我有了爱人呢！但她这片心，我该感激的呀！

前日，她对乔木说，希望周扬早日回来。乔木说，你这便是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的事，想往别人身上推，尽量要自己少干点儿。这种剥削思想，还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吗？丁玲同志说，这话是很对的，一切把工作尽量推给别人，自己贪图少干点儿的想法，都是剥削思想。我们反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要反这些。

——我正写着上面的日记，忽而电话叫我。跑去一接，正是她叫我。这真也凑巧。

她首先说，文研所不是有一部汽车嘛，你坐汽车，马上到我这儿来。我应声“好”，就找汽车。但汽车坏了，已入厂修理。我只得坐三轮。在三轮上我就想，她为什么先说汽车，而且特别嘱咐要坐汽车呢？她一定是想到夜深，天冷，特别是遍地积雪，害怕我冻着了，或者担心道路太难走。

事实证明这想法完全对。她叫我并没有别的事，因后天她要和曹禺去苏联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明天一天要买很多礼品，叫我来帮忙筹划一下，买些什么好，从哪里买。此外无其他事情，而与汽车更毫无关系。

我帮助想了些办法，打电话问过荣宝斋各种文籍的价钱，谈到12点半，她让我回来休息。

1952年2月26日

今日在丁玲家强挣着值班，真所谓强打精神。头晕、头疼、恶心、关节疼，浑身疲乏懒散，坐下便不想起来。——我真不知今日丁玲同志对我是一种什么印象。

上午8点半，我到她那儿，晚10点钟回家来。先是看了两次家，最末又管了一阵账。

中午，丁与曹谈起果戈理和萧三来。她忽然叫着我的名字道：“徐光耀哇，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了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也只有几个学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怎样注意的。所以，真正地为人民所景仰不忘，永远记在心上，还是有几本作品留给人民，留给后人！”

同样的意思，我曾从陈淼那里听过很多，在李纳那儿也听过，她是宣传许久的了。

晚饭桌上，又提起朱东。她说，周立波曾亲听朱东讲过，一年多在文研所的学习，什么也没有学到。说罢，满面沉郁，十分难过，10多分钟不再发言。不难理解她的伤心压抑！我给她说，第一学季总结会上，朱东曾说收获很多的嘛！如他懂了形象等。她才慢慢吐一口气，说：“有些人说话，真是叫人难得……”她又咽住，沉默了老半天。

这样的话，多么让她伤心啊！

后来她又问我好多问题。有父母没有？家是否在北京？对后母也叫母亲吗？叫得出口吗？杀过人没有？过去有没有过很大的烦恼？有没有小的烦恼？——这有没有过很大很大的烦恼，使我回答颇踌躇，思之，无以对。她也未深追，算了。可是，她问我这一点的目的何在呢？

临出来，她同我握手。说她回来时，我也许已经到朝鲜去了。还叫我如愿下去，也可先下去。我想告诉她我在发疟疾，但终于不曾开口。我想说句祝她一路平安或健康的话，也没有说出来，就不声不响地出来了。——我愿意在我身体强壮时，再有和她相处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