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扎干遗址大墓

◎ 海未平

时代之潮

生活一直波浪前行，时而波峰时而波谷。

2012年是王建新事业的低潮。前往中亚考古的计划一直无法实施。经费无从落实，两边的合作也找不到合适的渠道。这件事情就像一颗坚果，翻过来覆过去，看似把握在手，却始终找不到破壳的纹路和方法。

当然了，2012年也并非了无收获。

这年8月，喜讯从东天山巴里坤传来。马健主持发掘了巴里坤西沟遗址一号墓。西沟遗址位于东黑沟遗址西侧两公里处。西沟遗址一号墓是一个统治阶层的高等级墓葬，存在殉马和人牲现象。墓葬结构为侧室墓，墓坑填土石，夹杂人骨，葬具为石椁包木椁。墓室存有制作精美的虎形金饰牌和盘羊首形金饰牌等黄金制品。这是一个具有巴泽雷克风格的墓葬，特征与东黑沟遗址的大型墓葬一致，时间属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这个时期正是月氏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时间段。墓葬出土的陶器、玻璃器等器物显示，这一人群与河西走廊、甘青地区、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和西天山等周边地区发生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文化融合与交织显著而深刻。相较于巴泽雷克出土的文物，这个墓葬出土的文物更具有东方“本土”的味道。西沟遗址一号墓的发掘，再次证实了“月氏”与巴泽雷克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

这一年，王建新的学生梁云从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部调回西北大学工作。这位出生在新疆阿克苏的四川小伙子，十七岁便考取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1993年本科毕业之后，回新疆工作一年，接着又考取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跟随王学理、王建新两位老师学习秦汉考古。硕士毕业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了三年，又考取了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师从李伯谦先生研究商周考古，三年拿到了博士学位。2005年，梁云加入南开大学朱凤瀚先生团队进行博士后研究，主攻方向为青铜器和古文字。博士后出站之后进入国家博物馆工作。这是一份学霸的履历。履历上的每一行字都在说明梁云受过系统正规的学术训练，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而他的上进心、恒心和毅力不由得让人心生钦佩。

不仅如此，梁云还有着丰富的考古实战经验。他曾经在甘肃东部长期开展田野考古，发掘过礼县鸾亭山、清水县李崖、甘谷县毛家坪等遗址。凡是他打过的探方，几乎没有落空过。考古队送给他“金手指”的美誉。而这其实是在考古工地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锻炼出来的职业敏感和专业素养。

敦实而儒雅的梁云，眼神自信而坚定，浑身充满力量感和判断力。他在秦文化研究方面已经崭露头角，颇有影响。2001年他和王学理先生合著的《秦文化研究》出版之后，被人评价为“继林剑鸣先生《秦史稿》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把秦文化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08年，他的另一部著作《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视野》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2004年夏天，梁云曾跟随王建新前往马鬃山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他对老师从事的西北游牧文化考古研究兴趣浓厚，从那时候起就有意步入这一领域。从北京调往西安，梁云放弃的不仅仅是优渥的生活条件，还有京城里更为便利的学术条件、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和更多的学术机会。在常人眼里，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选择。但梁云跟从的是自己的学术志向和内心热爱，虽然伴随而来的还有艰苦和清贫。

王建新团队因为梁云的加入，年龄结构和梯队层次更为优化，实力也极大增强。

2012年是西北大学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西北大学侯伯宇教授被推选为全国重大先进典型。9月27日，侯伯宇先进事迹报告团进入人民大会堂做首场报告，随后巡回全国各地，宣讲这位罹患绝症痛失儿子和孙子却依然坚守科研第一线，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不放弃的老科学家的故事。10月15日，西北大学迎来了她的110周年华诞，凤凰卫视播放了120分钟的校庆纪录片，著名歌手许巍出演的校庆晚会烧红了整个西安城。

王建新的事业却稍显沉寂。但中亚考古的准备工作并未停歇。所有的困难都无法阻止他前进的步伐，因为他发自灵魂深处厌恶平庸。

他和我们一样无时无刻不在质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困扰在于不清楚以什么名义质问和考量人生。我们错把索取和占有作为衡量人生的标准，所以经常迷失在患得患失之间无法自拔，焦灼、沮丧、颓废，缺乏进取的原动力。而王建新以事业、国家、民族的名义反观自我拷问人生，他把生命的价值定位于奉献，用奋斗和行动构建人生意义。当人生的意义与国家民族的事业紧密相连的时候，被推向历史的潮头就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2013年，王建新被推向了时代的前列。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全面阐述中国对中亚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政策，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其作为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主席还深情地讲道：“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中亚各国积极响应，而国内更是热情高涨迅速行动。

10月20日，星期天。这天晚上，西安市新城广场陕西省政府大院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省政府周末讲座正在进行。这次讲座的内容是丝绸之路专题，主讲专家是时任西北大学校长、历史学专家方光华和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考古学专家王建新。丝绸之路的起点陕西，敏锐地察觉到重大历史性机遇的到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丝绸之路与长安总是并蒂相连。“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陕西、对西安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担当，当然不能缺席也不可缺席。省政府所有领导和各厅局的一把手都静静地聆听专家的讲解，他们把目光聚焦到丝绸之路的历史，渴望从历史发展的脉络里寻找启迪与启示。

王建新讲解的题目是《丝绸之路的历史与重建丝绸之路》。在报告结束时，王建新介绍了自己在中亚的工作和存在的困难，并且举例说道：“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单位和蒙古国相关机构组建考古队在蒙古国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他们没有经费，自治区政府给予了支持。”

王建新讲的这件事情发生在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国家博物馆建立合作关系，联合开展了“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先后发掘了回鹘、契丹及柔然的墓地，填补了一系列考古学空白。这是中国考古学家最早的国外考古工作，当时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经费资助。

援引此例，王建新最后请求陕西省政府对中亚考古工作也给予支持。主持这次周末讲座的是时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江泽林，他当场拍板应该给予支持。第二天，财政厅的同志就联系王建新研究预算和财务管理的细节问题。因为有2009年、2011年的两次实地考察，所以王建新对于中亚考古工作已经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工作方案和经费预算。有了这个基础，经费支持方案的研究虽然严格而慎重，但却效率极高而富有成效。不久，每年200万元连续支持三年的经费方案被研究通过。

2013年12月，王建新和张良仁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冬天的撒马尔罕清冽得像无云的碧空，城中为数不多的俄罗斯人点亮了圣诞树上的灯珠，贴上了圣诞老人的图卡，这座古老的伊斯兰城市这时候却闪烁着淡淡的东正教的色彩，飘散着几丝节日的气氛。这一次他们不是为了开展考古工作，而是参加一场外交活动。

时任副省长庄长兴带领的陕西省代表团随后抵达这里，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是成员之一。撒马尔罕城举办了一场隆重的签约仪式，双方签署了陕西省与撒马尔罕州友好省州协议、西北大学与撒马尔罕大学合作协议，和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合作协议。

中亚考古的渠道终于畅通了，而王建新也已经整整60岁了。这个重大机遇是赠予他花甲之年的一份厚礼，上苍从不薄待奋斗者。“2013年之前的工作，是一位考古学者的个人学术追求。而在此之后，这项事业是为了服务国家战略。”

2013年的最后一天，王建新返回西安。新年已经降临，西安沉浸在一派节日的喜庆之中。新年新气象，对王建新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工作起点。他马不停蹄地组建了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这支团队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8名教师、12名学生组成，先后吸收国内外19家合作单位的59名成员参与。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将在中亚大地上留下中国考古人的足迹、汗水、智慧和善意，并用东方视角去叙述发生那里的历史故事。

考察“三河流域”

2014年4月，中亚考古队成员王建新、马健、习通源、任萌，中科院古人类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周新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陈爱东，郑州大学孙危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他们与乌方同行组建了中乌联合考古队，乌方的主要人员为国家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穆塔力夫教授。

中乌联合考古队召开了几次工作会议，确定了工作思路，制定了工作计划。

王建新从国内十几年的考古研究实践中，总结形成了“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工作模式。面对中亚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他将工作思路调整为“走马观花式全域调研”“区域系统调查”“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三步走。2009年和2011年，王建新他们已经跑遍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对两个国家的文化遗址有了一个宏阔的了解，也对中亚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空间有了一个基本概念。这等于已经完成了“走马观花式全域调研”，下一步就是开展“区域系统调查”，为“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做准备了。

考古队将目光瞄向了泽拉夫善河、卡什卡利亚河、苏尔汉河流域。泽拉夫善河与卡什卡利亚河流域属于粟特地区，苏尔汉河流域则属于巴克特里亚地区。三条河的水流从西天山的河谷中奔流而下，把强劲的生命力注入广袤的荒漠和空阔的盆地。从而，那些绿洲，那些城池和村庄便生机盎然，人间烟火世代不息。三河流域是中亚文明的心脏。如果把阿姆河和锡尔河比作大动脉，那么泽拉夫善河、卡什卡利亚河和苏尔汉河就是包裹心脏，为文明搏动提供能量的冠状血管。

考察的主要区域集中在河谷两侧台地上的山前地带，因为这里草场遍布，又靠近绿洲，是月氏这样的山地游牧人群的必选之处。考古队对已经发现的遗址进行了详细地测量勘察，对已经出土的文物反复进行研究。在草场和田地里寻找遗迹和遗留物，在修路、建房和河流冲刷所形成的断面上寻找文化堆积层的蛛丝马迹。

考古队进行了分工，王建新负责总体规划和协调，马健、习通源和任萌负责测绘和记录，陈爱东和孙危负责用探铲勘踏。周新郢主要负责环境分析和研究。这是一个专注而认真的学者。周新郢根据文化堆积层中的土壤变化和动植物遗留物研判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生态环境和人类活动情况，为考古研究增加了一条新的蹊径。这算是一次巨大创新。其实，王建新一直对采用新技术持有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甚至对开展多学科综合考古情有独钟。他热衷于学习国际考古学界最新使用的技术方法，对马健等年轻人提出的采用高科技手段的建议也从善如流。他们测定东黑沟遗址人骨碳氮同位素比值，分析发现东黑沟遗址先民的食物结构中肉类食物占比很高，说明其经济形态以游牧为主，农业和狩猎为辅。他们还采用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和激光拉曼光谱方法对东黑沟遗址和西沟遗址出土的玻璃珠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结果发现西沟遗址出土的玻璃珠可能是在中亚或新疆地区制作而成，而东黑沟遗址出土的玻璃珠可能是从中原地区传来。从而佐证新疆巴里坤地区是古代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而游牧民族在玻璃制品传播和交流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习通源是整个团队里的技术控，王建新鼓励他引入地理信息技术，建立大范围的区域文化遗址空间分布图谱，从中分析文化遗址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为了从空中以上帝之眼观览遗址的全貌，他还使用过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测量和绘图。

乌方专家穆塔力夫负责提供线索和与地方的协调。这是一个典型的图兰人，憨厚的东方脸盘上，长着西方的深目与隆鼻，身材不高却健硕得像草原上的骑手，而衣着和神态质朴得像打理田地的棉农。穆塔力夫是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田野考古经验最为丰富的考古学家之一，对乌国各地的文化遗存了如指掌，有着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存。

苏联时期，中亚的考古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苏联解体之后，大多数俄罗斯学者离开了中亚，加上独立之初的中亚各国经济不景气，考古研究得不到支持，很多专业人员也流失而去。中亚的文化大国、文物大国乌兹别克斯坦仅有考古研究人员50名左右，而设有考古学系的只有塔什干大学、撒马尔罕大学等为数不多的学校，考古学教育也非常薄弱。

在考察的过程中，王建新发现乌兹别克斯坦民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比较淡漠，许多文化遗迹都毁坏于推土机的铁铲之下，或为修筑道路，或为平整土地，让人心疼不已。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像我国一样，进行过多次全国性的文物普查，建有详细的文化遗址和文物收藏档案，更有系统的文物保护措施和文物保护立法。王建新希望通过三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为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一整套区域性的文化遗产档案，包括图文资料和测绘数据。把中国标准和中国作法引入乌兹别克斯坦，为乌国的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做出贡献。这是一名中国考古研究工作者的职业良知和专业素养所使然的责任。

中乌联合考古队乌方的一位小伙子引起了王建新的注意。这个小伙子叫比龙，是费尔干纳大学历史系的在校大学生。腮帮和下巴上青黑色的胡茬，让人觉得他的胡须应该和他的满头黑发一样浓密。身材魁梧的比龙，总是面带笑意，勤奋而能吃苦。比龙后来留学西北大学，跟随梁云攻读硕士学位。

2014年，整个第一季度，中乌联合考古队在泽拉夫善河流域做了系统而详细的调查。这时候正值春季来临，大地、村庄、城镇正从漫长而干燥的冬季里渐渐苏醒，草场上已经露出了薄雾般的绿色。农民们开始播种棉花，而考古队的工作也进展顺利。欢快的气息随着涓涓而流的渠水，以及大地灌溉后所散发出的湿润的泥土味道，弥漫在整个撒马尔罕盆地之中。

就在泽拉夫善河流域的考古调查结束之时，王建新他们遇到了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考古学家托蒂亚。

身材高大的托蒂亚是欧亚考古学的三大巨头之一，在国际考古学界负有盛名。和他的欧美前辈和同行们一样，托蒂亚在中亚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寻找古希腊和古波斯的城堡遗存上，他的团队已经在撒马尔罕地区做了15年考古调查和发掘了。中乌联合考古队调查的区域他们都已经勘察过了，托蒂亚坚信这些区域不可能再会有新的发现。

在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看见王建新他们的时候，托蒂亚的眼里充满了诧异和狐疑。是的，近现代以来西方所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已经根深蒂固，就连这位世界级的考古学家也未免其俗。在托蒂亚的眼里，中国考古学极其落后，在国际考古学界并无声音也无代表人物。说到考古，中国是无座席的，充其量只是一位旁听的学生。而今天，中国的考古学家竟然也进入中亚，竟然也谈起了考古学研究。就像一位衣衫褴褛的邻居，一直卑微而潦倒，也一直被大家所遗忘，然而突然有一天却西装革履地坐在了绅士们聚会的咖啡屋里，和大家平起平坐。这不仅仅是资格问题，还事涉秩序和尊严，托蒂亚难以接受。

托蒂亚不无敌意地说道：“我们已经在撒马尔罕盆地做了15年考古调查了，你们来干什么？你们会调查吗？”

王建新只好淡淡地说：“我们的学术目标不一样，你们调查你们的，我们调查我们的。”应付几句之后就分手了。

2014年中乌考古队调查谢拉巴特墓地

当天下午，中乌联合考古队2014年上半年考古调查工作汇报会在考古研究所召开。参加的人员除了乌兹别克斯坦的专家之外，还有来自德国、法国的学者，以及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托蒂亚团队的师生们。托蒂亚本人并未出席。

王建新系统汇报了考古调查工作的过程，并详细介绍了新发现的几个游牧文化遗存，其中还有大型游牧聚落遗址，这些遗存国外的几支考古队都未发现。

听到消息的托蒂亚坐不住了。他立即改变了态度，约王建新见面相聊，并且很“中国”地邀请王建新和团队成员吃饭喝酒。这下，感到诧异和狐疑的反倒成了王建新。托蒂亚这种前倨后恭的巨大转变，让王建新也一时难以接受。王建新便说白天没有时间，托蒂亚说那就晚上吧，王建新无奈回复到晚上七点之后才行，托蒂亚当即同意。

看来不见面确实不行。坐在一起之后，托蒂亚说：“我们关于撒马尔罕盆地考古的报告已经出到第三部了，第四部是不是由你们来写呢？”王建新的大脑迅速转动起来，他揣测托蒂亚的真实意图是想将中国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纳入到他们的体系之中，而这并不符合自己构建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中国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的初衷。王建新说，我们愿意合作，但怎么合作还需要认真商议，这次时间太紧，我们马上就要回国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托蒂亚却紧追不舍，说他要派人到西安和王建新继续谈。

两厢分手之后，王建新感慨万千。通过这件事情王建新认识到，在游牧文化遗存考古方面，我们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并不落后于西方学者，甚至已经超越了他们。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王建新的自信心。

2014年下半年，中乌联合考古队考察了卡什卡利亚河流域。这次他们邀请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教师曹辉担任翻译工作。语言问题一直是王建新的一个梗。中亚各国独立之后，都将自己的民族语言确定为官方语言，而俄语却一直是通用语言。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调来的张良仁此时已经出国研修，团队里缺少既懂专业又懂俄语的人才。大量的涉及中亚考古的俄文资料无法阅读，而且团队内部中乌双方人员的考古工作交流也深受限制。这是一个迫在眉睫却又不得不耗费漫长时间去解决的问题。王建新希望通过招收俄语专业的学生和中亚留学生来逐步解决。

2015年上半年，中乌联合考古队考察了苏尔汉河流域。至此，三河流域的“区域系统调查”结束了，成果丰厚而喜人。图文资料和测绘数据让乌方专家赞叹不已，中国考古学家的学术水平和专业精神刷新了他们的认知。相处下来，中国人的谦让温和与友善协作更让他们如坐春风。

2014年中乌考古队在调查拜松遗址时的合影

考古队重点选取了撒马尔罕附近的萨扎干遗址作为下一步“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的对象。

发掘萨扎干遗址

2015年9月，中乌联合考古队进驻撒马尔罕萨扎干村，他们准备发掘萨扎干遗址墓地。因为根据文献资料推测，粟特地区有可能是大月氏来中亚之后的居留地之一。

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汇报工作时，有一段关于西域各国地理位置的称述：“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大宛就是现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妫水就是今天的阿姆河。汉代的一里地相当于今天的415米左右，如此算下来，大月氏之地应该在费尔干纳盆地以西800公里至1200公里之间，此处正是撒马尔罕地区，而它的地理位置也正好在阿姆河之北。张骞的这段称述记载于《史记·大宛列传》之中。

居住于粟特地区的商人，从汉代开始一直到宋代都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他们组织商队、建立商业聚落做起了货物转手生意，辉煌时期曾经一度垄断了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往来。后来有不少粟特人定居中国，数量以长安周边最多。粟特各城邦的王均称祖先来自于河西走廊弱水之畔的昭武城。所以粟特人又被称作“昭武九姓”，其姓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火寻等等。弱水就是今天流经张掖绿洲的黑河，水流最后消失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大漠之中。汉时，这里降雨丰沛，弱水下游聚水为居延海。弱水两岸和居延海周边蒹葭湾港，鸬雁滨洲，曾是水草肥美，稼穑兴盛之地。昭武城就在今天甘肃省临泽县鸭暖镇昭武村附近。《隋书·西域传》记述，康国“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关于昭武九姓为月氏后裔的传说，后人分析认为，这应该是粟特商人为了拉近与中原民众的关系而杜撰的附会之说。但传说总有起源，哪怕是草蛇灰线。而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当年大月氏的西迁曾在丝绸之路上产生很大影响，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撒马尔罕是粟特的中心，昭武九姓的传说值得在此考证。

撒马尔罕地区是一个东西走向的盆地绿洲，北面是西天山余脉努拉塔山，南边是泽拉夫善山的余脉卡拉图拜山，两山之间宽达100公里至200公里。清澈的泽拉夫善河从中穿过，撒马尔罕城就位于盆地底部泽拉夫善河的南岸。从撒马尔罕城向西南行进20公里，在卡拉图拜山的山前草场上坐落着一个规模较大的村镇，这就是萨扎干村。萨扎干河从南向北穿村而过，河流上游的山谷里有成片的丛林。这种地理环境符合山地游牧人群的生存要求，有草场、有水源，距离绿洲不是很远。一条东西大路穿过村子的南部，这是撒马尔罕通往卡什卡河州州府卡希尔的公路。沿着这条路可以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和伊朗。在古代，它是粟特前往呼罗珊的商路和驿道。

2014年中乌考古队调查撒马尔罕萨扎干遗址

萨扎干遗址环绕村庄周围，以西侧最多。根据观测就可以知道，整个萨扎干河山口扇形辐射区域应该存在着一个很大面积的古代文化遗址，这个遗址的中心位置被萨扎干村居民的宅舍所破坏和覆压掉了。看来有水源的地方自古都是人们首选的聚居之地。

2014年上半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对萨扎干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根据遗迹的集中程度，他们把整个遗址划分为五个区域。遗址中的墓葬以游牧人群墓葬为主，小型墓葬主要集中在村子的西侧，数量较多；大中型墓葬主要集中在村子的东侧，数量较少。而村子南边河谷西岸上则分布着中世纪以来的穆斯林墓葬。村北平缓的坡地上，遗迹破坏严重，仅发现数座小型墓葬。

其实，早在2003年，意大利和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就在萨扎干村南河谷山口的西侧小山丘上调查发掘过一座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小型希腊化城堡遗址。但他们却对叠压在其上的7座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游牧人群墓葬熟视无睹，直接忽略了。

中乌联合考古队着手发掘的正是这7座墓葬中的3座，以及附近的一座石围居址和村子西侧小型墓葬群中的两座。

为了解决语言问题，王建新想到了他的维尔族学生热娜古丽·玉素甫。乌兹别克语和维吾尔语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葛逻禄语支，两种语言有百分之六七十的相似度，几乎可以无障碍沟通。而且热娜是学考古出身的，在与乌方专家和技工进行工作沟通时，应该更到位更准确。热娜2010年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紧接着又跟随王建新攻读了硕士学位。这时候她已经回到新疆，在新疆大学任教了。王建新给新疆大学发去借调函，将热娜调来撒马尔罕萨扎干考古工地。这位像百灵鸟一样甜美聪颖的哈密姑娘，工作认真而负责。她也不负众望，把中乌团队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融洽而愉快。穆塔力夫教授竟然跟着热娜学会了西红柿炒鸡蛋。

王建新还调来自己的研究生刘欢和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兰博参与发掘。兰博本科读俄语硕士读考古，有语言优势。当然了，他的留学生苏荷不能缺位。苏荷在塔什干大学读的汉语专业，还是在校大学生的他给王建新的一次学术报告做现场翻译。这位长着波斯人脸型的英俊小伙，因为翻译王建新的报告而对考古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申请前往中国留学，师从王建新攻读硕士，2019年又继续读取博士学位。

乌方的人员除了穆塔力夫教授和比龙之外，还有塔什干大学历史系教授乌鲁别克。消瘦的乌鲁别克满头白发，眼镜后面充满笑意的眼眸和刻在脸颊上的皱纹，使他看起来始终是一副老学究的模样。考古工地上挖土方的技工都是从萨扎干村请来的年轻人，矫健活泼，像一群在草原上嬉闹的儿马。

双方人员很快打成了一片，感觉不到民族和文化的不同，工作生活中也不存在任何隔阂。这是彼此尊重的结果。王建新他们有着发自内心的坦诚和诚恳，谨慎自律地尊重乌方的文化习俗和民族自尊心。而乌方人员也发自内心地尊重中方的工作计划和技术路线。合作关系融洽成了伙伴关系和朋友关系。

相处日久，热情好客的萨扎干技工邀请考古队去家里做客。葡萄和苹果摆上了，糖果和馕摆上了，手抓饭和手抓肉端上来了，煮好的砖茶倒上了，王建新他们盘坐在毯子上，真切体验了一把乌兹别克的热情和民俗。

村子里有一位老大妈，几次让热娜捎话，邀请中国教授去家里做客。王建新觉得这是一次了解当地文化的机会，欣然允诺了。

慈祥的大妈拿出馕和糖果，在庭院的葡萄架下迎接她的中国客人。老人的丈夫生前是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专门考证和研究过萨扎干村的村史。她说，这个村子也叫“萨热依”村，“萨热依”是乌兹别克语“驿站”的意思。老人讲到，村里的居民都是乃蛮人，祖先来自北方的草原。这让王建新惊讶不已。乃蛮是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族，曾经活跃在阿尔泰周边地区，被成吉思汗征服后，成了蒙古帝国治下的部族之一。后来，乃蛮部归蒙古金帐汗国统辖，金帐汗国衰落之后，乃蛮部成了哈萨克汗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哈萨克斯坦至今仍有乃蛮部。萨扎干的居民是十二世纪随蒙古大军而来，还是十六世纪初追随昔班尼汗而来，老人已经说不清楚了。她的教历史的丈夫早几年已经去世，随之而去的还有曾经清晰而现在又被尘封的村史，以及这个村子回眸自己过往的兴趣。端详起来，萨扎干村的村民大部分都有一张东方面孔。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村庄，但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村庄又何其之多，因为中亚的历史一直流荡在迁徙与征战之中。

老人说她的孩子们要么进城工作，要么去俄罗斯打工，都已离家而去。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有好多青壮年劳力都去俄罗斯打工，劳务输出是这些国家重要的经济收入和外汇来源。萨扎干村除了草场并无耕地，而草场上除了少量的奶牛也没有更多的牲畜，王建新一开始就疑惑村民们以何为生。现在，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考古队中方人员的驻地被安排在一所闲置的儿童夏令营营地里，乌方队员则住在村民家里。

沿萨扎干河向南进入山谷，在一处较为开阔而平坦的地方铺呈着一列二层楼房，这是苏联时期专门为当地少年儿童开展暑期教育和度假所修建的夏令营营地。跟那个时代的建筑风格一样，这幢楼四棱四角、中规中矩，高大坚固，除了米黄色的外墙和宽大的门廊，怎么看都更像一个仓库。楼内设施一应俱全，有厨房、饭厅、活动室、会议室和宿舍。周边环境也很好，有草坪、有小树，院子前边是萨扎干河沟，河沟里丛林密布，空气清新。

可惜，这座夏令营在苏联解体之后就闲置了。不得不赞叹苏联对教育的重视，这个距离莫斯科近3000公里的偏远地方竟然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中亚民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很高，这点也让王建新深有感悟。

将这里作为驻地，生活条件算得上很优渥了。唯一的瑕疵就是床不舒服。这里的床是为少年儿童准备的，有点短，个子高一点的人，躺上去就得蜷着。而且，这些床都是那种弹簧床，太软了。在工地上劳累一天，晚上蜷在床上休息一夜，第二天起床时，仍然感觉腰酸背疼。

发掘工作进行的很顺利。因为是第一次在国外考古，整个过程非常审慎。这里的土壤是腐殖质含量较少的白土，干燥的气候把所有可以软化它的水分都挥发而去，留下的只有坚硬的质地和随着铁镐扬起的飞尘。萨扎干9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开工不久，所有的人都被晒成了古铜色，没有了人种和肤色的差异。

很快，村南萨扎干河山口西侧希腊城堡遗址上面的石围居址被清理了出来。这是一个直径3米左右的圆形石围居址，一层排列整齐的石块围城圈基，居址内部有柱洞、灰坑和灰堆，也发现了陶纺轮和陶壶残片。很明显它是一个圆形帐篷居址的地面遗存，有一户古代牧民曾经生活在这里。当夜晚降临，火堆生起，女人们开始纺羊毛线，男人和孩子们则坐在一起嬉戏或者讲故事。他们可能会喝点什么，但奶茶的可能性极小，因为这个时候饮茶之风在中国才刚刚兴起，茶叶能否传到此地尚存悬疑。他们可能会啜饮发酵后带点酒精的乳品，缺了酒精的草原没有生命力，不喝酒的牧人不是真正的勇士。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帐篷下面有一座200年前的城堡遗址，那是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撒马尔罕地区之后的功业。这座希腊城堡里驻扎着军队，远离故乡的士兵们在这里度过日常生活，有喜乐、有忧伤，也有死亡与思念。而当城堡化为废墟，希腊人眼里的蛮族，那群放羊的牧民在它上面建立自己的生活时，一切又显得那么充满戏剧性和嘲讽的意味。历史就是如此，无名者被遗忘，自大者成为笑话。

村南和村西的5座小型墓葬也被陆续清理出来。墓葬等级不高，应该都是一些平民之墓。有竖穴墓和偏室墓，墓葬扰乱严重，遗骨散乱。陪葬品也不是很多，以陶器和铁制品为主，年代大概属于公元前后，但文化特征不好判断。小型墓葬的考古学价值不是很高。

发掘康居贵族墓葬

9月中旬，梁云来到萨扎干考古工地。看到这个局面后，梁云和王建新商议应该发掘一座高等级的墓葬，因为只有这样的墓葬才有数量可观的随葬品，文化特征更好辨析。正是这个决定，使萨扎干遗址的发掘最终有了重大发现。

萨扎干村的东边、公路的南侧有一座大院，那是村民卡米力的家。空阔的院子里有一座直径40米的封土堆。封土堆的北半部在修整土地时已经被推土机铲去，封堆下面的石围圈和中央南北走向的墓圹痕迹已经露出。单看封堆的大小，就能判定这是一座规格非常高的墓葬，墓主人的身份高贵而有权势。中乌联合考古队决定对它进行发掘，正在端来茶水的卡米力带着憨厚的笑容欣然同意。

现在，封堆的剖面已经不需要再做了，因为推土机已经铲去了一半。还好铲去的一半正好是北半部，与南北走向的墓圹形成一个十字型，墓圹没有被破坏。考古队对封堆剖面进行了整理齐平，并沿墓圹的走向从中间位置对封堆进行下切。随后，带生土台阶的墓道露了出来，墓道有二层台，墓道北端有一个洞室，应该就是墓室。梁云将这种墓葬形制称为端室墓。

2015年萨扎干遗址I区超大型墓葬发掘现场

时间很快进入了10月，国内正在欢度国庆节和中秋节。6日这天，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孙立杰前来萨扎干考古工地慰问考古队。孙立杰大使仔细考察了考古工地和生活驻地，称赞王建新他们是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先锋队”，鼓励考古队助力中乌人文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家深受鼓舞，晚餐加菜上酒祝贺了一番。

乌兹别克斯坦的气候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10月中旬以后天气就开始转冷。到10月底，天空就时不时飘起了雪花，工地上已经不能工作。山谷里孤零零的夏令营营地，这时候更显得岑寂和冷清。热娜和刘欢晚上甚至听见房子外面有野狼嚎叫，早上起来，在院子的雪地上发现了狼的爪印。

考古队停下当年的工作，留下任萌和习通源整理资料，其他人员陆续返回国内。

2015年对王建新来说，收获良多。中亚考古的第一铲已经打了下去，他对这里的自然环境、土壤性质和文化堆积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后面是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了。

2016年5月，中乌联合考古队再次进入萨扎干村，继续发掘村东的大墓。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吴晨被邀请参加。吴晨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文物保护专业硕士毕业生，在玻璃珠等饰品的研究方面学有所长。

王建新始终觉得，中国考古学家进入中亚，绝对不能像西方人那样进行掠夺式发掘，只要资料不保护文物。而应该像国内那样，边发掘边保护。对于萨扎干大墓的发掘，他就有意的为以后的文物展示和文物保护留下空间。他想到了建立一座保护大棚。

正好，撒马尔罕附近有一个韩国人开设了一座制造板房的工厂。考古队就从那里买来建材，在大墓的探方上建造了一个保护性的大棚。大棚内安装了中国自主研发的环境检测仪器和安全监控设备。整套系统可以24小时不间断检测遗址上的温度和湿度，还可以通过手机随时跨距离监控遗址的安全防护。这是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的第一次，得到了乌方文物管理部门和考古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赞扬。

王建新还要求考古队在发掘结束之后，一定要回填探方。中亚地区是大陆干旱性气候，生态非常脆弱。时间长了，那些不回填的发掘现场就像暴露在大地上的疮疤，沙尘飞扬，有些甚至引起周边土地的荒漠化。这种情况在中国考古队发掘过的地方绝对不能出现。有意思的是房东卡米力。他的相貌完全就是东方模样，如果让他进入中国北方任何一个村庄，谁都会认为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而不相信他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卡米力不但具有中国农民的淳朴温和、善良好客，也像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精明能干，是个过日子的好把式。他用考古队挖出的土方打土坯建房子，等到发掘结束的时候，他家的房子也建了起来。然而，当考古队要用土回填探方的时候，却发现土没了。考古队只能从别处买来10卡车生土进行回填。当然了，这都是后来发生的故事。

萨扎干大墓

而现在，考古队要对大墓的墓室进行清理了。

墓道和墓室之间有一个土坯砌成的封门。墓室里边大有文章。棺木已经彻底腐朽，只留下一圈木炭痕迹和扣合棺木的铁合页、铁环。尸骨也基本上腐化殆尽，留下一个黄褐色粉末状人骨形状和四颗牙齿、两节指骨。随葬品却异常丰厚，除了两个陶器、两件铜器、两件骨器之外，共有金器88件。金器有金管、金泡、金钉、金环、金带扣等等。初步判断这是一个贵族妇女的墓葬。

在清理墓室的时候，梁云发现墓室的土壁上有一个神秘的大洞。用竹竿探测，这个洞非常之深，随之判断紧邻此处应该还存在着另一个大型墓葬。但这个墓葬位于保护大棚之外，现在发掘必须拆除大棚才行，考古队决定暂且放下。2019年，萨扎干遗址大棚拆除的时候，梁云对第二个墓葬进行了发掘。这是一个东西走向的墓葬，除了没有封土，规制与第一个大墓相当，时间却稍早一些。而且两个墓葬存在先后打破的关系，所以推测两个墓主之间应该存在亲属关系。

萨扎干大墓出土的陶罐和陶豆（杯）

公元前后的某一天，萨扎干草场上一个游牧部族的贵族家庭去世了一位女性，可能是妻子，可能是儿媳，可能是母亲，也可能是女儿。听到消息的族人们便开始张罗了起来，他们在那个背靠大山面向田野地势较高的台地上，找见埋葬着她的亲人的墓地，召集下人或者奴仆在旁边为她营建坟茔。先挖掘一个长五六米深三米左右的墓道，同时在墓道的南端凿出拾级而上的台阶，方便运出泥土和人员上下。然后在墓道北端的土壁上掏出一个深洞作为墓室。这个工作很快就完成了，这种土结构的墓葬开凿并不困难，工程量也不算大。但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这种坟墓已经非常讲究也非常复杂了。家里，女人们已经为遗体梳妆完毕。她们给她穿上华丽的丝绸裙衩，佩戴上所有的金首饰、金胸饰，扣上衣服上的金扣子。随着萨满巫师如泣如诉的祈福和祷告，遗体被装殓到棺木之中，再用铁钉和铁扣封好。这也是一般平民所不能享受的待遇。出殡的那天，送葬的队伍抬着或者用马车拉着棺木前往墓地。到了墓地之后，将棺木沿台阶送入墓室，将女人生前使用过的陶罐和陶豆（杯）放置在棺木之旁，然后用土坯封好墓室的洞门。最后，填平墓坑，按照传统用石圈围住墓圹，并从别处取土在墓地上堆起一个巨大的封土堆。高大的封土堆是为了彰显尊贵与地位，也是为了让来往的人们铭记和瞻礼。

萨扎干大墓出土的金环扣和金泡

那这个大墓是不是月氏贵族的墓葬呢？

根据墓葬的形制以及出土的随葬品，对照七河地区、花刺子模地区相同年代的文化遗存，王建新和梁云判断，这是一个康居贵族的墓葬，而并非月氏之墓。

康居，汉代西域大国，最迟于公元前2世纪建立政权。在大汉、匈奴、乌孙、康居之间的博弈中，对大汉时友时敌，但最终承认了大汉的宗主权，遣子侍汉。大汉西域都护府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这也是一个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游牧国家。

虽然这次发掘未能发现月氏的踪迹，但却依此掌握了康居的文化特征，如果按照排除法，又一种文化形态被剥离出去，这对寻找大月氏未必不是好事。除此之外，这次发掘还明晰了康居的疆域。公元前后，康居的统辖之地东至西天山，西占花刺子模，北迄七河，南据粟特。史书记载大月氏在康居之南，那么寻找大月氏的地域范围就越来越小，越来越集中了，这样也就离大月氏的居留之地越来越近了。而且，通过对康居文化的研究，也是还原中亚历史样貌必不可少的一环。

对于第一次前来中亚考古的中国考古队来说，这已经算是收获巨大了。然而，更为重大的惊喜随即而至。

2016年6月22日下午，正在乌国访问的***主席接见在乌开展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的中方人员。苏荷驾车将正在工地上的王建新、梁云和吴晨送往塔什干。

中亚考古，新的征程必将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