庵赵庄上的诗情

周荣池

庵赵庄是里下河平原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

她的普通在于自身并没有什么有案可循的过去，就连这有些古怪的名字也没有人去琢磨。在小城人看来，庙里住的是和尚，庵里住的应该是尼姑，但庵赵庄的庵里住的是和尚。而“赵”作为这个村庄的姓氏，被安插在庵的后面，从语法和日常看来都是有些怪异的。怪异却没有人去琢磨或者改变，这就足可见庵赵庄的平凡之极。

但平凡有时候也是深刻的。这一点和她所在的平原秉性非常相似。平原以一览无余的平坦被河流分割，它所涵养的过往和秘密并不比高原或者其他形式上奇崛的地理来得简单。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平原简朴形式下的内质更加令人敬畏。平原上的乡土村庄当然也和其他的民间日常一样朴素、安宁、生动，但在这看似平铺直叙的外表下，却有着令人惊叹的诗性意义。

汪曾祺就被这种诗性所感染，进而成为这种诗性本身。

一

庵赵庄如今还安卧在平原的角落。她的名字已经在行政区划调整中被省略，只在老人们的口口相传中保存。作为汪曾祺文学地理版图中的一个重要地名，她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村落和文学地标。她的意义已经超出现实本身的存在，足以抵抗时光对她的忽略。这样一个普通的村落在平原上存在着，就像是一个个生龙活虎的人一样，不计较条件，野蛮生长，即便到了垂暮之年，还有令人动容的倔强。

在《受戒》中，庵赵庄是一处人间净土，是一个如小明子一样的青葱少年，在水边的草木人间组织着她的日常。即便是荸荠庵这样的佛门净土，也充满着温情的烟火气息。这种气韵和汪曾祺的文字一样，有通过日常而抵达日常的方式和气息。汪曾祺选了庵赵庄这样的氛围，也用文学的方式固化了这种气息。这个村庄用这样的才情和诗性打动一个少年的文学心灵，并且幸运地通过这个见证者的转述和表达成就了自身的存在。

庵赵庄和荸荠庵在文字里就好像弥勒佛的笑容一样平易，人间和佛国在这个村落被日常所归纳统一：

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不知是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弥勒佛背后，是韦驮。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龛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一花一世界

三藐三菩提

村庄里的庵，也是庵里的村庄。庙是家，家也是庙。这样看庵赵庄的荸荠庵就不会有神秘和隔膜，更容易让人们以及后世的读者抵达。这样再来看荸荠庵中和尚们的种种行为，也就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他们僧俗与共的生活正是这里日子的常态。这也并不是这一个村庄的常态，而是平原上生活的日常。在世俗日常中，和尚并不完全表达一个人对信仰的虔诚，而是一种普通的职业。普通到什么程度呢？在《受戒》中是这样的：

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庵赵庄、小城以及它们所在的平原上，和尚就和劁猪、织席子、箍桶等手艺一样，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需要世俗的关照的，并没有任何特权可言。这也是日常的伟大力量，它可以打通任何界限与阻隔，即便是去当和尚这种本应该庄重的事情，也终被日常消解掉本身严肃的意义。

庵赵庄虽然平凡，但也有它的深刻之处，那就是生机勃勃的日常所养育的风俗。风俗的内在原则并不是科学，而是天时地利约束下人的认识，最根本的规则就是吃饱肚子的生活。这是底线，也是能够养育一个村庄有迷人风俗和诗性生活的物质基础，没有这种养育，一切都是无本之木。即便是当和尚，也被日常定义出许多的好处：

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拜梁皇忏，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

如果从信仰的角度出发，为了这些“好处”做和尚，用庵赵庄的俗语讲是要 “响雷打头”的，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危险举动，但实际上人们既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这和信仰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联系，或者说，人们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土地有着自己的哲学，这种哲学既是养活村庄的哲学，也是使村庄自行运转的哲学。这就像是汪曾祺与庵赵庄的关系：他选择了庵赵庄作为自己的文学养料，庵赵庄也给了他的选择以长久的养育和滋润。

当然，庵赵庄的日常更为有意思的是，虽然做和尚和其他手艺一样，是谋生的手段之一，但对于做和尚这件事，却是有明确的条件和标准的。也就是说，虽然做和尚是为了谋生，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和尚的，这就是做和尚“高”于其他手艺的地方：

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的号子：“格当嘚——”说是“明子准能当个好和尚，我包了”！要当和尚，得下点本——念几年书。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如此看来，做和尚多少还是先要有些身段和本事的，这便更显得乡村哲学的强势——到头来，好也罢坏也罢，全部归了碗里的口粮和屋子里的生计。所以，在庵赵庄或者说“这个地方”的平原上，做和尚也相当于一种风俗，不过算是一种有些品位的风俗。正是这些风俗让日子少了点俗气，竟然有了别样的情趣和滋味，最终能生出一种独特的才情和诗性来。当然，荸荠庵的僧俗生活也并非完全一池静水，也有涟漪起伏的时候，但一切都可以被理解，并且值得玩味。比如三師父平日里沉默寡言，其实他是一肚子“花花肠子”的和尚，但那也是符合人性的，并没有伤风败俗到令人不齿：

他还会放“花焰口”。有的人家，亲戚中多风流子弟，在不是很哀伤的佛事——如做冥寿时，就会提出放花焰口。所谓“花焰口”就是在正焰口之后，叫和尚唱小调，拉丝弦，吹管笛，敲鼓板，而且可以点唱。仁渡一个人可以唱一夜不重头。仁渡前几年一直在外面，近二年才常住在庵里。据说他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

平素的日子是乏味而寂寞的，如果再遇见常有的灾害，比如水患、田里的收成不好，手艺人便常常无以为靠，对付日子也就只有自得其乐地自寻“穷开心”。村庄里的不俗之举大抵都是生活逼迫出来的智慧和幽默，它们并不繁复奢侈，但足以化解苦楚的生活。苦与乐在心理上相互消融，“穷快活”的不雅便是可以被理解和包容的。再来看其他的风俗或者说人们日常的精神风貌，就能读到一种特别的意蕴，哪怕是最朴素的生活场景，都能够轻而易举地体味出趣味和诗情，更何况后来被汪曾祺的笔写出来呢：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这几件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乡土的僧俗世界汪曾祺经历过，除了庵赵庄之外，对于乡土他基本是陌生的，这与他市井生活的状态有关，也让他对庵赵庄的印象特别深刻。这既是童年记忆和经验的牢固，也似乎是一种天意：一个熟悉市井的孩子在一次偶然的遭遇中接受了乡土的昭示，日后成为他人生一个重要的节点。对于城里寺庙的生活，汪曾祺的见识更丰富一些，这在《受戒》等诸多文章中关于寺庙的描写里可以读到。在他的运河小城里，佛教源远流长如运河之水。据《高邮县志》记载，高邮在唐时即有寺庙。至清乾隆年间，高邮较大的佛教建筑有寺四十五个，庙六十七个，庵二百六十一个，塔院七个，殿八个，念佛林两个，念佛堂五个，塔四座，寺庙房屋六千余间。

但对于汪曾祺而言，他与寺庙的关系不仅是见识问题，其中也有一种非常深刻的缘分，他自己就曾是寺庙中挂名的弟子。从小生活在高邮的汪曾祺曾经深切追忆：“我的家乡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庙。我的家乡没有多少名胜风景。我们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便是这些庙。”这些寺庙对他影响深远，而荸荠庵则因为僧俗在日常里紧密地结合，对他影响尤为深刻。这些促使了他日后对寺庙和僧人世界的关注，也使《受戒》成为他文学世界里的一座高峰。

这些际遇固然非常重要，但对于汪曾祺而言，他自身与寺庙和僧人的关系也并不仅仅在于见识本身，某种程度上，他的生命体验中也有宗教的渊源和气息影响着他的人生与文学思考。幼年的汪曾祺生活尚算温馨，长辈们为了让他更好地成长，给他在和尚庙、尼姑庵、道士观里都记了名，还求取了法名“海鳌”。为他求取法名的帖子，一直贴在父亲汪菊生的卧室中。一张高八寸、宽五寸的梅红纸，中间写着一行字：三宝弟子求取法名海鳌，左边一个“皈”字，右边一个“依”字。

尽管汪曾祺在《受戒》的题目下写过一句“这个小和尚不是我”，但是文末的那一句“记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可以看出他对那段日子和那些人们的深情。在他的文学世界里，诸如《庙与僧》《铁桥》《鹿井丹泉》《复仇》中的许多僧人形象，大都是正面、智慧或是人性的。他的僧人形象似乎都有荸荠庵的某种暗示和影响，那里僧俗和谐的日常对一个孩子的精神生长是有巨大恩惠的，这也是乡土的日常生活充满魅力的地方。

二

汪曾祺在庵赵庄住过一段时间，这段本来惨淡甚至无奈的光阴是因为时局危险造成的。

这一年汪曾祺十七岁，尽管后来他自己也说这是一次偶然，但即便是偶然，也是他人生和文學史上一次重要的偶然。1937年暑假，日军攻占了江阴，隔江相望的高邮也处于危急之中。此时，就读于江阴南菁中学的汪曾祺不得不终止学业，离开母校，回到家乡躲避战火。不久，国军战斗失利，人心惶惶，于是他又随着祖父和父亲，到距离县城稍远一些的农村庵赵庄避难，一住就是半年多的时间。无论战争的铁蹄多么野蛮，乡间的岁月也并非桃花源般美好，但在汪曾祺的记忆里，这段时光却是独特的。他日后在《关于<受戒>》中记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乡下的小庵里住了几个月，就住在小说里所写的“一花一世界”那几间小屋里。庵名我已经忘记了，反正不叫菩提庵。菩提庵是我因为小门上有那样一副对联而给它起的。“一花一世界”，我并不大懂，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一种哲学的美。我那时也就是明海那样的年龄，十七八岁，能懂什么呢。

……

这个庄是叫庵赵庄。小英子的一家，如我所写的那样。这一家，人特别的勤劳，房屋、用具特别的整齐干净，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开放爽朗，身体姿态的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发散着一种青春的气息。

对于汪家，躲避在庵赵庄是时事风云变幻的偶然，但这次经历在汪曾祺的心里也绝不是他自己轻描淡写的那一句“我那时也就是明海那样的年龄，十七八岁，能懂什么呢”。小英子在庵赵庄是确有其人的，她在现实里是王家的“大英子”。赵家与汪家日后也颇有来往，虽然汪曾祺远走他乡后再也没有见过大英子，但是这件事不仅成就了“四十三年前一个梦”的名作，也成为汪曾祺心中一个美好念想。在《庙与僧》中，这个故事以及一些人们已然出现，到了《受戒》中的庵赵庄，汪曾祺的情绪随着自己年龄和心境的变化，已经将一切变得简静、和谐。这一段现实的记忆在汪曾祺内心也是不断地被重新认识且“再创作”的。

较之于汪曾祺城里市井的富庶生活，庵赵庄战乱中的生活除了躲避于穷乡僻壤得到的安全感之外，一定没有什么现实的美感可言，即便是《受戒》中的那些清新美丽的场景，也是被文学化了的村庄——而这正是村庄的魅力所在。正是像庵赵庄、大淖河这样的乡土阵地给了这位市井少爷更多感情与诗性的浸润，使他得以用文学的理性梳理这些情绪，并成为经典的存在。

庵赵庄在现实和精神世界里对汪曾祺都是有恩的。

据乡人陈其昌走访了解，大英子晚年还惦念这位当年被她称作“曾祺”的汪家少爷。大英子是王家的女儿，她有一个年长十一岁的哥哥。1938年夏天，汪曾祺随同家人到庵赵庄躲避战乱，农历七月十六，汪曾祺的后母任氏在难产多日后生下了弟弟海珊，七天无人带。汪曾祺嫁给董家的姑母就找到佃户大英子家，将十八岁的大英子“请”到汪家专门带海珊——类似今天的月嫂。日后，大英子又进了汪家大院做了“大莲子姐姐”。小城里对佣人丫鬟有一种特殊的说法，叫“帮人”，或者将女佣叫“大莲子”“小莲子”，这些汪曾祺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即便到了今天，在高邮的口语中也会有这样的说法，“帮人”也不全是当佣人，也有管家料理的职责，就像家里多了一个人一般。

暂住庵赵庄的汪家多了一个与汪曾祺同龄的漂亮姑娘，起初与其接触最多的是任氏。她说大英子和她母亲像是一个模子托出来的，身材健美、丰满，一身农村装束合身显体，尤其是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活灵活现。做起事来地道、勤快，而且聪慧，许多事一学就会。从庵赵庄到高邮汪家大院，大英子称汪曾祺从不叫“大少爷”，也不叫“黑少”，而是叫“曾祺”。除了当好海珊的保姆外，她对汪曾祺的照料也很周到。大英子收到并珍藏着汪曾祺少年时期的一张照片直到晚年。由于任氏的喜爱，大英子在汪家身穿旗袍，头发梳个髻，可以自由地与一位张姓未婚夫来往。她二十岁结婚前，即汪曾祺出外求学一年后才离开汪家。日后，大英子常去汪家看望任氏和海珊等人。她称汪曾祺继母任氏为“三少奶奶”，上城到汪家像走亲戚。1993年，汪曾祺的妹婿金家渝去京，与汪曾祺夫妇谈起这些事，说大英子有血吸虫病引起的肝病，常来城里，看看娘，也常问起汪曾祺大哥，还谈到照片的事。汪曾祺惊诧地问：“还有这回事？”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说：“在高邮时为什么不说呢？那我们再去高邮时一定去看看她，真难为她还记住这个老头儿。”汪曾祺若有所思地说：“那也好。”

大英子早汪曾祺一年离世，金家渝为此事写信告诉汪曾祺，汪接到信后立即给金打电话，说：“她去世了，我知道了，人老了。”

庵赵庄的一切对于汪曾祺太珍贵了。他在庵赵庄的那些日子，精神世界也在生长。据徐强《汪曾祺文学年谱》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暑假，日军攻占江阴，江北处于危急之中。汪曾祺不得不离开南菁中学，在家闲居，或随全家到离高邮城稍远的庵赵庄避难。闲居期间，自己读书，除了一些旧课本和从祖父书架上翻出来的《岭表录异》之类的杂书，还有两本“新文学”书：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一本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

汪曾祺在《我的老师沈从文》里回忆道：“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着的，就是这两本书。所以反复地看，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一方面也因为这两本书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我觉得这两本书某些地方很相似。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

汪曾祺认为在避难中反反复复读的这两本书，“和我的气质比较近”。这既是书中的情景和他眼下的乡土世界非常相近，也是书中的场景和人物强化了他对庵赵庄风景风情的记忆和认识，他在其中找到了乡土中国，甚至异国乡土与中国乡土的某种相通之处。

庵赵庄似乎是汪曾祺的“边城”，而小英子就是汪曾祺的“翠翠”。《边城》中的翠翠也长在水边：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被汪曾祺反反復复读过的《边城》，一定给他一种莫大的暗示。翠翠从边城的山水里走到现实中，便成为里下河平原上水边的女孩。战乱中的边城现实里未必真如纸上那般恬静，身处乱世的庵赵庄自然也并非安静恬然，但是到了人心里，到底就软弱滋润起来，成了充满诗性的梦境。朴素的村姑竟也让乡土的日常变得灵动起来：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

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汪曾祺一定也在心里“望”，这成为他日后一生念念不忘的乡土情结。

三

庵赵庄离高邮小城并不遥远，在现实里，她除了改换行政户籍外，还活生生地存在于平原的角落。平原上的村庄和日常有一种非常朴素的品性——安之若素的品性。不管是什么样的村庄，似乎都很遥远，而且都自成一个独特的角落。它们不会张扬，但却真实而坚毅地存在着。这并不是因为某个名人或者某本书光顾了它们，而是因为它们守住自己的角落和光阴，在默默的生长中找到一种强大的生存力。

这一点，乡土比城市更加坚强和自律。

如今，庵赵庄所在的地方叫昌农。这是一个有明显时代印记的名字，昌盛当然也是人们一直的朴素愿望。一百年前的荸荠庵，也就是汪曾祺考证是“菩提庵”音讹的地方，已然成为一种记忆。记忆是个好东西，比现实还要坚固，就像“非物质”有时候比“物质”的遗产还要具有生命力。当然，这也并非与汪曾祺以及《受戒》没有一点关系——人们对于庵赵庄的关注可能较之于其他平凡的村落要更深情而频繁一些，但庵赵庄仍然是一个平凡的村落，依旧坚守着一如既往的风土人情。

农耕依旧在田亩之中养育着日常，寺庙以及讨口饭吃的和尚还在，并且不在少数。

被认为是荸荠庵原型的慧园庵依然存在于庵赵庄的日常里——这并不是任何巧合或者精心设计，里下河平原的村庄和生活的组织形式一贯如此。如果说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乡土中固有的模式和氛围一直参与和维系着平原的生长，除此之外的确并没有什么惊人的秘密可言。

庵赵庄的慧园庵原庙拆毁后，在所在地上曾建过农村供销社，后又改建小学校。1988年，这所农村小学校被撤销，昌农村九组法号智隆的出家人赵久海领头买下这里的11间瓦房，得当地富户及村民集资，利用原有房屋改建成有庭有院的庵子，成为现在的慧园庵。慧园庵面南而居，门口一条大河，打谷场不复存在，进得庙门便是一尊弥勒佛，过了穿堂就是天井，种着几棵银杏树，地上种着些果蔬，大殿三间瓦屋，中间供奉佛像，西边是库房，堆放杂物，东边是住持念经礼佛的地方。院子东侧门有一功德碑，刻有“乾隆三年建，毁于民国八十三年（系民国三十三年之误），重建于一九八八年”等字样。

慧园庵的住持是智隆和尚，这些屋舍是他的住家。他所谓的“礼佛”更多的是到主家放焰口，平时庙内多是周边农人信众来烧香祷祝，并不设其他道场。村里人并不叫住持“智隆和尚”，依旧是叫他的俗命“赵久海”，或者按辈分亲缘关系称呼。他买下当年的公产房屋后改造为慧园庵，过着与《受戒》中的和尚一样僧俗与共的生活。他以出去做法事维持生计，平时在家种些田地，自给粮食菜蔬，日子过得平淡而轻松。他出家前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和女婿都和他学经，平日也靠做法事营生，可谓是家传的本事了。

他在一本《梦故乡》里读到了《受戒》。文章里所寫的场景和他小时候所了解的寺庙很相似。他所恢复的寺庙是不是与汪曾祺当年避难所住的地方，即小说中所提及的寺庙原型有现实的关联，还需要考证。时间已经让现实变得模棱两可，比如说智隆推论《受戒》里的小和尚明海的真实名字其实叫龙海，八十多岁了，又叫“四和尚”——事实上，小明子有无其人，是文学上的事情，无需作所谓现实与科学的讨论，但从意蕴上来讲，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现实，至少说这是一种慰藉和寄托。

赵久海1933年出生在庵赵庄，少时读过几年诗书，五十四岁开始学经文，1988年开始在当地做佛事。1998年7月，在甘肃省甘谷县大象山永明寺受戒。为了让寺庙更加完善，他曾八下江南请回大佛五尊。赵久海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宗教的信仰，他和小说以及平原上的所有和尚一样在为生计而忙碌，他的“受戒”不过是让自己的生计更稳定体面。这种判断并不是臆断，首先他的这种出发点在日常里来看是合乎情理的。他后来有去过城里寻找汪家后人以及化缘翻修寺庙的经历。原本平常人家的屋舍所构成的寺庙，被他改造出非常突兀的古式建筑山门，那辉煌的油漆和高挑的檐口成为周边的一处异类，让人有望而生畏的感觉。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些努力改变了本来朴素的意蕴——但这也并不能怪罪于他，这是他俗世的意识支配下的行为，是他个体内部的信仰。

而这种现状的存在以及人们的静默和包容，正是乡土在精神内质上强大的地方，一切形式上的完美或者残缺都被一种非常健康的诗性所统摄，所有现实的阻拒与对抗都臣服于这种与生俱来的诗意。当然，乡土世界里所有的朴素、平常乃至于邪念都也构成这种诗性本身，成为安慰人心的巨大力量。

如果只有小英子脸上的纯真和灵动是美丽的，那我们对于村庄的理解只能是一知半解，因为村庄还有绝大部分难以用形式上的美好归纳的东西。《受戒》中的和尚如果脱去僧袍或者拿掉这个身份便是一个普通的人，即便他们并不去掉这种身份，照样因为普通俗气的生活而显得非常真实。尽管仁山和尚罗列了做和尚的几个标准，那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律条，他希望小明子能够成为那样的和尚，而仁山、仁海、仁渡以及乡野里几乎所有谋生的和尚们都没有这样的品性，但他们仍让人觉得可喜：

仁山所说当一个好和尚的三个条件，他自己其实一条也不具备。他的相貌只要用两个字就说清楚了：黄，胖。声音也不像钟磬，倒像母猪。聪明么？难说，打牌老输。他在庵里从不穿袈裟，连海青直裰也免了。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下面是光脚趿拉着一双僧鞋——新鞋他也是趿拉着。他一天就是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发出母猪一样的声音：“呣——呣——”

他们身在村庄里的事实决定了他们只能是村庄的一部分。他们应该有和城里人以及大庙里的和尚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乡土的自持与本色，这种本色便是乡土应该有的样子。反观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在多样性和快速度的语境下，失去较之于得到显得令人不安，而城市经过许多光阴所凝练的诗情画意却被水泥所阻拒与掩埋。我们倒是反过来要反思，我们到底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如果乡土的生长所孕育的诗意已经无效，那我们就不会在一篇几十年前书写的文字里找到巨大的安慰。这种寻找在当下显得珍贵而迫切。这大概就是土地的魅力，看似走远的过去却又似乎越发地逼近我们的现实。我们坐在高楼大厦里，依旧能清晰记得那些普通村落的样子，从来不曾伟岸，但也永远不会消失：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

（责任编辑：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