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大我”与“小我”兼涵的历史咏叹

何寄澎

近一二十年因着学术研究与交流的需要，我多次赴大陆著名大学访问，也几乎定期参加唐代学会、宋代学会，以及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因而得识大陆中文学界的诸多俊彦，其中有些亦成为君子之交的朋友，对这样的缘分，我个人是极为珍惜的。在这些学界俊彦中，李浩先生相对沉静而内敛，虽蒙其赠我大作若干，但彼此交谈不多，算不上熟识，我从他的著作知道他研究杰出、成果丰硕，心中始终是佩服的。

去年（2019）秋，李先生来台客座，因而有机会小聚，知其已撰就《摩石录》诸稿，当下叹服不已。盖金石之学，牵涉的知识太广，需要的涵养太深，李先生写来旁征博引，井然有见，虽初试啼声，功力已然不凡。各篇所涉课题包括：唐初乐律学，唐初政争，士族转型，贵族女性崇道、崇佛风气，中唐以后石刻技艺的集团化、家族化，以及唐代与域外异族的交涉等等。各篇或补史之不足，或拓学术新视角，或揭一己独特新见解，而莫不裨益学术，诚有足多者！阅读上述诸篇大作时，我个人虽不能赞一辞，却勾起久远的记忆。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浏览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便爱不忍释，动念他日当就此深入研究。然因生性疏懒、专精不足，始终不敢纵身其中，仅于偷闲之时，反复翻阅以为餍足而已。有关《集古录》，欧公虽说：“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集古录目序》）但我个人总觉得对自我生命、对他人生命，乃至对历史、现实一以贯之的关切与深情，才是欧公对金石遗文怀抱无限热情的关键。试看《后汉杨震碑阴题名》曰：“……汉隶世所难得，幸而在者，多残灭不完，独此碑刻画完具，而隶法尤精妙，甚可喜也。治平元年中伏日书。”显示的是日常生活的爱悦与适意。《唐湖州石记》曰：“（颜鲁）公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自可以光后世、传无穷，不待其书然后不朽。”显示的是对颜鲁公人格、气节的崇仰。《魏公卿上尊号表》曰：“右《魏公卿上尊号表》，唐贤多传为梁鹄书，今人或谓非鹄也，乃钟繇书尔，未知孰是也。呜呼！汉、魏之事，读其书者可为之流涕也！其巨碑伟字，其意惟恐传之不远也，岂以后世为可欺欤？不然，不知耻者无所不为乎？”从“未知孰是”的知性辨证到“可为之流涕”“不知耻者无所不为乎”的感慨与凛然，显示了欧公对历史正变、是非的关怀。《唐韩覃幽林思》曰：“右《幽林思》，庐山林薮人韩覃撰。余为西京留守时，因游嵩山得此诗，爱其辞翰皆不俗。后十余年，始集古金石之文，发箧得之，不勝其喜。余在洛阳，凡再登嵩岳。其始往也，与梅圣俞、杨子聪俱;其再往也，与谢希深、尹师鲁、王几道、杨子聪俱。当发箧见此诗以入集时，谢希深、杨子聪已死。其后师鲁、几道、圣俞相继皆死。盖游嵩山在天圣十年，是岁改元明道，余时年二十六，距今嘉佑八年，盖三十一年矣。游嵩六人，独余在尔，感物追往，不胜怆然！六月旬休日书。”字里行间，死生无常、际遇难料、人事多变之感慨，充然在目。《唐华岳题名》则在人世百端之外，尤深致叹惋于“世变多故”，其文曰：“开元二十三年丙午，是岁天子耕籍田，释大赦，群臣方颂太平，请封禅，盖有唐极盛之时也。清泰二年乙未，废帝篡立之明年也，是岁石敬塘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门，废帝自焚于洛阳，而晋高祖入立，盖五代极乱之时也。始终二百年间，或治或乱、或盛或衰，而往者、来者、先者、后者，虽穷达寿夭，参差不齐，而斯五百人者，卒归于共尽也。其姓名岁月，风霜剥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独五千仞之山石尔。故特录其题刻，每抚卷慨然，何异临长川而叹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后一日书。”在对人命终归澌尽泯灭而已的感叹中，尤透露出一己对治乱盛衰有常无常的惑与不惑。要言之，从上引诸篇《集古录跋尾》，固可见在“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的核心旨意之外，欧公更藉此表现其兼涵“小我”“大我”的抒情咏叹，而后人正由此可窥见欧公动人的内在情怀以及笔下特殊的文字风格。我因此想到，李先生的石学研究，何妨在庄严的学术层面之外，渐渐添入个人浸淫此种种史料当中的所思所感、所体所悟？则或许因之别开李先生另一新胜场，亦未可知。书名《摩石录》，我个人反复揣想，莫非其中亦已有如欧公嗜好、把玩的心情与趣味在？则李先生对我上述的发想，何妨兴乎而为此。但愿不久之后能见到《摩石录跋尾》这样的书写，是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