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笔记

张炜

理性的生长

诗人屈原所处的时代，是诸子百家极为活跃的战国，是一个理性发达的历史阶段，其中影响最大的也许是儒家和道家。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很是特殊的时空中，诸子纵横捭阖，辩理说难：墨家的“兼爱”和“尚贤”、儒家的“礼乐”与“仁义”、老庄的清静无为、法家的以法治国、方士神仙家的玄思幻想、纵横家的雄辩滔滔，构成了一个思想鼎沸的社会格局与精神风貌。在这个无可比拟和千载难逢的时代，将有许多人从中领受恩惠。

齐地神秘的方士文化与楚地诡谲的神巫文化可谓接近，它们互为补充，声气相通。在国与国之间时而对峙时而联手、分分合合的角逐中，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民族生存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在相当程度上匡正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个政治家更需要清醒的理性，所以屈原思想与艺术的生成，恰好具备了肥沃的土壤。

就屈原的身份而言，儒家思想对其影响深重，在他的诗章中，忠君、用世的痕迹处处可见，君臣、等级、礼法和秩序，一直被遵奉和恪守。诗人像孔子一样尊崇周公，并有最高的礼赞。在《天问》中，周公的形象比其辅佐的那个君王在道德上要高出许多，从中可以看出诗人仍旧继承了西周的正统思想。“列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足周之命以咨嗟？”“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国？迁藏就岐，何能依？”（《天问》）在诗中，他强烈地怀念那个逝去的时代，赞许它的规制和道德，将其作为王权时代的典范。他认为战国时期的动荡，特别是楚地的诸多乱象，主因就是背离了周公美好的治理传统。这是诗人的理想，它与整部诗篇的浪漫主义紧密结合，在精神取向上是一致的。

治理的思路需要清晰的理性，实用主义的思维与楚地神巫精神格格不入。前者让诗人直面现实的惨烈，吟哦中回荡着强大的理性。一旦那根理性之弦在社会政治和现实生活中不能奏响，诗人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最痛苦的时刻。他眼中的楚怀王和顷襄王之所以踏入迷途，其实就是一种昏聩，是理性的迷失。诗人是清明透彻的，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在支撑他，但是在表达这一切的时候，诗人却使用了极度浪漫的手法。从审美上看，这场想象特异的茂盛生发，正源于理性的根柢，它深深地扎入现实的土壤之中。

诗人参与政务，时刻忧心社稷与民生，容不得机会主义。在他眼中，那些阻挠楚国政事的佞臣小人，却无一不是投机者，是一群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宵小。诗人始终坚持从社稷出发思考问题，联合与分裂、忠诚与背弃，都与国家利益紧密相系，这时候的诗人似乎一点都不浪漫。他那里没有奇妙的幻觉，也无飘乎的梦想，更非偏执的迷狂。正因为这些理性的贯彻和坚持，诗人才有了难以摆脱、纠缠不已的痛苦，而这一切，最后又加剧了漫无边际的想象。诗人无法收拢思维的触角，任它们茂长和狂舞。最紧迫的时刻，诗人似乎想抓住什么，想拥抱或抛弃。这种无法忍受的痛楚全部来自内心，那里有一个理性的硬核，是它在时时硌伤他，使他不知所之，无所适从。

正是这种矛盾与焦虑，让诗人不能自抑又无可奈何，因为他完全不是一个富有机心的政客，也不像一个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伟男。诗人越来越像一个迷途者，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迷途者却是他心中怀念不已、一直牵挂的那个“美人”，即那位君王。庙堂里的争执糊涂一坨，完全不受理性主导。“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离骚》）后来，这些悲苦难言的回忆只能加剧诗人的痛苦，如同在迷宫里团团打转、找不到出口。至此，世上大概没有一个人会将诗人看成是可靠的实用主义者，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宫廷生活中，本来就不该有他的位置。他的离去是自然而然的。

诗人那些放肆的吟唱和离奇的想象，宛若一串串不断喷吐的璀璨花束，险些将他掩埋。他不像一个果断英武的男儿，没有那种杀伐决断，也没有那种身躯体魄。似乎所有现实主义的人物都应该是冰冷的，有着钢铁一样的外形和毫无情感的言辞，所有表述都要阳气十足，而不该是阴性的、忧郁的。那种抑郁的神采、多情的顾盼、绵绵不尽的诉说和无限的留恋，绝不屬于一个王国。在诗人这里，一切都有点悖反，有点乖谬。他应该是一个被深深误解的理性主义者，最后又因为理性的淹没变得迷茫焦虑。

生命的终点很快逼近了，越是接近那个终点，诗人越是加重了芳草和鲜花的披挂，越是让思维狂舞。那种不可遏制的悲凉和愤怒，连同不可思议、千奇百怪的幻想一块儿涌来，将诗人再一次缠绕和包裹起来。他挣脱而又陷入，趋近却又逃离，矛盾重重。时而松弛，时而紧张，急促的脚步将他引向高处，意外的发现带来狂喜，一路踉跄奔往大江。久久凝视波涛汹涌的水流，有了一个可怕的打算。只是在付诸实施的一刻，他忍住了。不能放弃的思辨和追寻仍然存留心底，那里发出一道道强光，这是理性之光，它照彻诗人，让他变得通身明亮。“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九章·怀沙》）

这个时候，那个生命的炽热内核再次活跃起来，烈焰升腾，日夜焚烧，直到诗人的躯体再也无法支撑。这个过程非常晦涩，似乎没人愿意拨开层层花草的覆盖，去找寻那颗孤独的、悲苦之极的灵魂。

独立于世的吟唱

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开始焕发出一种勇气。他不再回避自我，而是愈加强化了个体的存在。对比《诗经》，我们会发现由于歌者（创作者）已经发生变化，“诗三百”的客观性与群体性要远远大于《楚辞》。《诗经》的基本主体“风”是民间创造，是众手合成，而《楚辞》的主体却由屈原等个体创造。“诗三百”的某些篇章虽然也凸显了个人性，但就总体看，这声音远不够昂扬，而作为群声却是那样地浑厚和强烈。《诗经》中单独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这既有歌者的不同，又有时代的特质。

屈原的抒情是对自我的全方位加强，这种毫不犹豫的大胆放言、吟唱，开拓了后来抒情诗的音域，甚至成为中国自由诗的源头。一再言说自我、强调自我、突出自我，这是对客观世界的一次次大声倾诉，成为中国个人抒情诗的发端。至于更后来，比如现代自由诗的狂妄和放肆，却导致它走向了畸形。个性的张扬一旦离开诚挚与淳朴，离开那种沉迷与寻觅的气质，就会变得虚空无力，不再可爱。其骄狂之气会拒人于千里之外，成为一种极不自信的嚎吼，背后仍然是一个渺小的我。另外还有一种“抒情”，其作用不过是一种外部修饰，实际上是对庙堂或强势的依附，是帮闲者的欢歌和呼号，说到底不过是对利益的追逐。这类阿谀的颂词没有什么价值，不仅没有真正的个人性，而且连个人所汇入的那个群声都是虚妄的存在。因为缺乏个体灵魂的群声是虚拟的，无法构成生命的千姿百态。一片深广无边的心灵的海洋消失了，我们所能够感受和记忆的，只不过是一群庙堂拉拉队，是它制造的时代噪音，而不是歌唱。

屈原是一位遗世独立者，他从群声中走出，从庙堂中走出，进而又从楚国大地上那些纵横交织的民间吟唱中走出。经过一场浩大遥邈的跋涉、穿行，他的歌声变得有些苍凉，但雄浑有力，心中涌动的源泉更加激越，因为这一路的润泽和吸纳给了他力量和勇气。这时候他甚至有些孤注一掷的孟浪和生猛，将原来的忧虑和牵挂抛置一旁，自顾自地向前走去，目不斜视，只认准一个方向，吐出一串心声，把看到、听到和想到的都收入思想的囊夹，酿造之后又如数倾出。只有这个时刻，诗人才真正地由软弱变强悍，由宫墙内一介不见阳光的文臣，变成了大地上栉风沐雨的奔走者，变声变调，声音趋于粗犷。他甚至尝试着学习楚地各个角落里的声音，从祭祀的歌唱中借取词汇和音调。这时诗人的吟唱又混同、交织了自身生发的畅想，伴随脚步越走越远，终于走出了大山，走出了人群。“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九歌·少司命》）

他独立于旷野，仰望星空，在呼呼作响的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变成了独立的个体，各种各样陈旧的法度与规束悉数退却，心中的羁绊迅速解脱，诗人像一个不管不顾的思想的赤裸者，完全自由自在了。他将幻想和现实相糅，那些现成的旋律一会儿将他围裹，一会儿又被他撕碎，我者与他者组合，心灵与肉体交接，客观与主观、梦想与幻觉，就这样拼接连缀，无穷无尽。诗人的梦呓无所节制，做出一些远超预期的动作：有时候在突然冷肃和清晰切近的打量中喃喃自语，以至于惊住;这之后的停顿又换来更加疯狂的幻想，没有什么边界，吐露的言辞如披挂的花儿一样芬芳、华丽，又像脚下的岩石一样坚硬。有一些倾诉记不清是来自幻觉还是来自转告，或是内心久久徘徊的不吐不快，它们纠缠、堆积，脱口而出。有时候是一些纤细、柔和、委婉的歌吟，这时诗人的心情烂漫而柔软，双眼迷蒙，宛若一个纯洁的婴儿，沉浸在一种心绪之中，感受着往昔的全部呵护。

那是来自亲情、爱人，特别是母亲的怀抱。泪水夺眶而出，亲情渐渐逝去，眼前出现了那个“美人”，“美人”赞许地看着他。权力散发的魅力实在令人着迷，诗人再一次被吸引过去，陶醉于无所不在的庙堂的恩泽中。这是一种闪烁着浮华和高贵的色泽，但他知道在其褶缝和阴暗的背面，却是冰冷和污浊。那里没有一点洁净与温暖，全是肮脏和残忍。于是诗人转向澄澈明亮的天空，看悠悠白云。夜幕降临，星斗像闪烁的宝石缀满紫蓝色的苍穹，他寻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那几颗，与之久久对视，然后开始一场亘古难逢的大声追问，这就是《天问》。问天，问地，问变幻莫测的世事，问国家兴亡，问社稷前路，问偶然和必然，问族群、庙堂、个人，问他们的命运为何不同，又为何交织一体？

“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九州安错？川谷何洿？”“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兽能言？”（《天问》）从神山昆仑到大河源头，从共工撞山到禹的胜利。烛龙的眼睛灼灼发光，太阳等待升起，日落之处的大树发出逼人的光芒。哪里有长成树林的石头？哪里有会说话的野兽？这些思维不停地缠绕，让他困顿，又让他快慰。他感到极为疲惫时，又想到了传说中的那个不死之国。它在何方？那个国度里定居着一个巨人，他是一位看守，因为那里有神奇的植物，吐放璀璨之花。一条能够吞下大象的巨蛇，它的身子有多大？滔滔不息的黑水之地，染黑了人的手脚。传说青鸟居住三危山，那里有长寿不死者，那个地方的生命没有边界，所以同样是一种可怕的境遇。在这个时刻，诗人获取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权利，可以藐视君王，藐视社稷。他背向它们，遥望更大的世界。一个人和这个世界建立了联系，用歌声回应一切，这才称得上是一个大歌者。

神秘的使者和歌者

让我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一些人到底为何而来？他们或许是一些使者、一些歌者，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留下自己的声音。对于这些，我们似乎能够感受，但更多的时候又陷入迷茫。那些身影让我们迷茫、言行让我们迷茫，其生命轨迹让人感到阵阵心惊。这些歌者和使者面目不同，踏上的路径不同，与这个世界构成了独特的关系。有时他们被人厌弃，令人恐惧不安，因为他们触动了死水一般的生活;更多的时候他们令人振奋、激扬。这是一些勇者，不顾个人安危，向群体挑战，也向自己挑战。他们总是脚步匆匆地从乙地奔向甲地，无论中间横亘着多少激流险滩和崇山峻岭，都不曾畏惧和退却。他们忘记了世俗物利，也忘记了周边危难，一意孤行地奔赴目标。

关于那个目标，我们陌生而惧怕，对这些人的行为既感到不解又充满同情。他们行走在怜悯的目光里，直到不出所料地烧尽自己，消失在世界的深处。是的，他们的一生可以说是燃烧的一生，这热量就来自单薄的身躯内部，它们在那儿聚集，然后化成不可思议的火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在风中发出猎猎响声，令人不敢正视。

这些人到底由谁派遣而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大致知道他们奔往的方向，知道他们的结局。当然这只是表象，他们真正投向哪里仍然是个谜团，就像他们的来处一样永不得知。他们进行一场场忘我的言说，讲得口干舌燥，听者却一片茫然。或者根本就没有听者，他们只对着浩瀚的天空和苍苍大地疾呼，想用声音刺穿苍穹，与彼岸达成共识。我们偶尔看到具体的冲撞者，他们的躯体并不伟岸，却个个勇猛无比。这些执拗的斗士不顾一切地揪住他们的对手，与其说是用身躯，还不如说是用他们不屈的灵魂，展开了难以取胜的博弈。结局不出所料，就是他们遍体鳞伤倒在泥土上，闪动着没有信任、只有仇恨的目光。他们作为失败者喘息着恢复力气，准备再次站起。对他们而言没有胜败的权衡，仿佛生来就是为了搏斗。

诗人屈原出身显赫，是楚国皇族世家，血脉高贵，曾担任三闾大夫，掌管楚国三个大姓的宗族事务。而俄国的别林斯基来自边远乡村，荷兰的梵高来自一个平民之家。虽然这些特异的生命都非常具体地各有来处，这来处似乎只是一种简单而不重要的世俗遮掩，只用命运的雾幔稍稍掩饰了一下而已。或许他们的来路更为难测和悠长，令人无法追溯。因为仅仅根据来路去进行判断，就无法鉴定和猜测他们令人震惊的行为、他们的创造与表达，以及他们奋不顾身的勇气。那些惊心动魄的创造物和伴随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一切神奇，总是让我们不敢相信。

他们眼中的世界与我们看到的完全不同。比如梵高画笔下的呈现：星星硕大、炽热，不停地旋转和燃烧;向日葵仿佛一片狂舞的金黄烈焰，像巨大的眼睛一样盯视过来。他画的丝柏像冲向天空的烟柱，像巨人风中飞舞的油黑浓亮的长发，其强大的生命力显赫存在，傲视四野，深深地感召和打动人心。屈原仰颈遥望，视野中的天空与梵高又何其相似，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痛彻心扉的追问。他沿江河而下，吟唱不止，形同痴人，诉说的内容斑驳芜杂，时而曼妙如画，时而凄厉震耳。当年别林斯基在朋友的描绘下，其形象令人瞠目：没有血色的嘴唇因为忘情激辩而不停地抽动，最后用尽生命的全部力量，以至于气绝倒地。这只是一次关于文学与艺术的普通争辩，可对他来说，就像战场一样不可后退和逃脱，不由得勇士般扑上去厮杀，欲将对手撕个粉碎。

就是这样的生命，他们来了，他们参与了，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从此再无他们的声气与身影。是的，好像如此。然而，即便隔开了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人们仍然能从黑暗的天幕背后聽到滚滚的雷声。“薄暮雷电，归何忧？”（《天问》）这是他们的开场白，接着一个个身影出现了，我们的视网上将闪动这些人的形象：原来他们永远不会消失。

古今中外的这类人物可以一个个历数下去，从屈原到别林斯基，从唐朝的李白、杜甫，到法国的兰波和美国的惠特曼。“季风”一样的兰波，这位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这位“通灵者”，更像是来自灵界的使者，不承担俗世意义上的任何使命。惠特曼作为美国十九世纪的杰出诗人，只上过六年学，是一个印刷工人，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强悍无匹的歌声。还有那个在战斗中死去的英国诗人拜伦，天生残疾。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肩负着特殊使命，激情万丈，在这个世界上焚毁自己，化为一束绚丽缤纷的烟火。对普通人而言他们怪异极了，所以这些人的世俗身份并不重要，可以是屈原、拜伦这样的贵族出身、庙堂人物，也可以是一个大山缝隙中的伐木者、印刷厂的学徒工，或直接就是一个流浪汉。外在的形貌和身份一样，只是一层浅浅的遮挡。

时间的智慧帮助我们洞悉这其中的隐秘，我们惊惧、好奇地打量他们，一个个辨识他们的面目。可是最终仍无法化解我们心中的迷雾，不知道这些神秘的使者和歌者到底为何而来，又为何无一例外地匆匆离去？是的，这个世界由于他们的一次穿行而变得完全不同了，他们在平庸寂寞的荒漠里一声长啸，才让我们没有昏昏睡去，从麻木混沌中醒来，大睁双眼，然后开始有生气的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