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是一个人的远方

◎ 陈思呈

陈思呈 专栏作家，多家媒体签约作者。著有《我虚度的那部分世界》《神仙太寂寞，妖怪很痴情》《每一眼风景都是愉快的邀请》《一走就是几万里》等。

你是否参与过集体的恶意

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描写来自人群的恶意。比如严歌苓有一个短篇叫《耗子》，写在一群漂亮活泼的文工团女兵里面，有个女兵叫黄小玫，有不少小毛病，邋遢又虚荣，还爱撒谎，种种原因使黄小玫成为女兵集体轻侮的对象。甚至连黄小玫自己，也成为她们的帮凶，每次面对其他女兵的捉弄，她便又赖皮又轻贱地笑个不停。她急于与别人结盟，所以倍加配合地把自己变成被取笑对象。

黄小玫有个悲剧下场，她最后疯了。实际生活中，少有冲突这么激烈的悲剧，但很多集体，都会天然地汰选出一两个被排挤的人物，他们没有黄小玫那么明显的毛病，他们甚至完全没做错什么，只是因为笨拙、内向，甚至只是出现的时机不对，便成为集体恶意的倾斜对象。

绿妖的小说集《少女哪吒》有一篇《寻人启事》，就写到两个被集体排挤的人：李小路和赵海鹏。赵海鹏是因为结巴，李小路呢？“我试图混进人群，但我惊人的笨拙成为所有女生的笑柄。我跳皮筋、踢毽子都不行……我额头好像有一行隐形大字，写着‘请来欺负我’。从小学到初中，我总是轻而易举地成为班里最可笑、最笨蛋、最没有朋友的人。不光因为我戴眼镜，我是二饼。时至今日我仍没弄明白，但现在我知道人是有恶意的，这恶意总要去向一个地方，像水往低处流，我就是人群中的洼地。赵海鹏身上也有那行字。”

是的，李小路比黄小玫更无辜，也更常见。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就遇过不止一个的李小路，或者说，我怀疑自己一个不小心，就会成为李小路，在这种可能性发生之前，我得加倍小心。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们班上来了一个插班生，因为是新来的，她的一切被挑剔的眼光放大，包括她带着某乡特有的语音和用词习惯。人们传说她因为父母离异而转到我们学校，传说她因为妈妈不要她了所以长了满头的虱子。我们害怕被传染虱子，其实是害怕被传染她的孤立。所以我们参与这些传说，在交头接耳中爆发出同盟者的欢笑。

那时候上体育课，经常需要两人配合，做一些仰卧起坐之类的活动。一般来讲，都是由队伍相邻的两人一组。所以，站在这名插班生旁边的那名女生，一到需要合作的时候，就会各种找借口，有时不舒服了，有时想休息了，如果不得不勉强完成动作，也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担心过于合作了，会跟这名插班生一起，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幸运的是，我们体育课排的队伍经常调整。不幸的是，有一次，排在这名插班女生旁边的人，是我。

那节课是二人三足的比赛，我多么喜欢这个比赛，可是我要和这名插班生搭档，与这名传说中满头虱子、谁靠近她谁就会被嘲笑的女生搭档。以前经常有人会换搭档，比如要好的朋友私下互换，但是我知道，没有人会跟我换的。

沮丧的心情让我磨蹭，磨蹭，我的搭档没有催促我，似乎知道这磨蹭的意思。最终，我们各自的一只脚还是被绑到一起，跌跌撞撞向前冲，结果我们竟还赢了。

阿弥陀佛，我没有受牵连被孤立。但故事没完，后来，我在课间收到这个插班女生的小纸条。那时候女孩子之间流行传递小纸条以表示友谊，具体内容不记得了，具体内容也不重要，不外是想成为朋友的意思。我忙不迭地、不屑地把那纸条扔了。我把这当成一个笑话告诉了我别的朋友，于是她更加成为笑柄。

谁都可以自诩善良，事实上，人性的势利，我不止一次地在自己身上感到。而且，我也可以肯定，很多人都会像我那样。人们需要抱团，因为集体才安全。排挤同一个人，可以使一个小集体更有向心力。是的，我们也许不会主动去伤害一个弱者，但是以强者的意愿为圭臬、向强者示好，却是本能。

上面的故事发生在小学快毕业那一年，当时我们还算是孩子。但孩子的世界像浓缩的成人圈子，事实上，直到上大学甚至参加工作的初期，我都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可以说，哪里都有黄小玫，哪里都有李小路，哪里都有插班生，即使本来没有，也会被创造出来。

现在，因为没有任何集体生活的缘故，便忘了这些事了。但是某天，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标题叫《圈子不同，不必强融》。实话说，在这篇文章中，我又看到了那种似曾相识的集体的恶意。

文章讲的是，在某公司，一个叫SUNNY的人刚从毛衣组调过来，她向这群新同事不断示好，吃饭时帮忙订团购，说到周末聚会也主动插嘴，但是她往往热脸贴了冷屁股，大家会因此中断话题，还觉得她莫名其妙。她在别人的微信朋友圈里总是评论，但是她们组的同事从没有人回复她，甚至于旅游时分房间，与她分到一组的人要求重分。这风声传到SUNNY耳里，她只好找个借口不参加了。

对这样明显的集体恶意，文章的作者竟全无谴责之意，反而借文中一个叫“王爷”的同事之口，说明了SUNNY不值得同情：“可怜吗？她是把社交友谊看得太廉价了，哪能吃吃喝喝，随便搭搭话就和别人成为朋友呢？虽说感情的事，要付出才有回应，但是付出之前如果连对象都不看，那就是自讨苦吃。”

看之心寒。SUNNY完全没有做错什么，她只是急于融入集体，以致没眼色，她忍受不了孤独是一种软弱，但忍不了孤独就要被恶意对待吗？一个人再不可爱，再不识趣，她的付出也应该被礼貌地对待，而不是集体排挤之，更不是对这种排挤理直气壮。再说，SUNNY之所以被恶意对待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她不可爱，而是因为，在集体中，她是弱的那一方。

所以果然，这个SUNNY后来在这个组待不下去，想办法外调，并很快地成为主心骨。当她作为海外事务所代表回来的时候，以前那些同事，突然都拥上去问东问西，好像迎接归国友人一样了。此时，仍然是这个“王爷”，再一次提出了她的见解，无非是说“朋友不可强求，没有朋友时要耐住孤独静候”之类。

第一，我看不出这样的集体抱团，如何能称得上“朋友”。第二，我也看不出为什么这些同事的恶意，可以成为一种“天然合理”，可以被振振有词地复述。这种“弱者就应该被鄙视”的心态，被很多鸡汤文热捧，令人觉得心寒。

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有一大波年轻人踏上工作岗位，成为一群陌生人的新同事。不知道在他们之间，会不会出现一些SUNNY。而还有另一大波更年轻的人，则在即将来临的九月，到一所新的校园去，与陌生的同龄人度过朝夕相处的四年。这些即将处于各种小集体的年轻人，也有可能遇到以上我叙述的那些事。如果要利用一下“过来人”的身份，我能想得到的是：永远保持自省，尽量争取强大。保持自省，是尽可能对自己的恶意有所觉察。而争取强大，是因为，真正强大的人，不会轻易鄙视和轻慢他人，鄙视和轻慢都是暴戾之气，是对主流的取悦。真正的强大是自由，既不需要集体给你安全感，也不害怕孑然独立。

歌声是一个人的远方

八九岁的时候，我跟着外婆住在江边一栋房子里。那房子叫“江务所”，也许因为外婆当时在江务所工作，房子是单位的宿舍。房子是什么样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个窗户，正对着江水，晚上江面上会行船，轮船的汽笛声传来，像极为辽阔的喟叹。

暑假某天，外地工作的舅舅带着表姐回来探亲。表姐十来岁，长发如瀑亭亭玉立，她眼光往我身上一扫，完全没兴趣跟我搭讪。我虽贵为表妹，惜乎民智未开，性别模糊，正垂头丧气地在饭桌的一小角落里做着别人早就做完了的暑假作业。

晚上，外婆不顾表姐满心不情愿，安排她跟我睡在一起。表姐继续不屑理我，趴在窗户边往外看。夏夜江风吹拂，吹拂她的长头发，传送来“蜂花洗发水”甜蜜的香气。她对着窗外的江水，也不知看了多久，一边断断续续又反反复复地哼唱着一首歌。

那是那年每个人都看过的电影《少林寺》的插曲：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野果香，山花俏，狗儿跳，羊儿跑。举起鞭儿轻轻摇，小曲漫山飘，漫山飘。

莫道女儿娇，无瑕有奇巧。冬去春来十六载，黄花正年少。腰身壮，胆气豪，常练武，勤操劳。耕田放牧打豺狼，风雨一肩挑，一肩挑。

现如今，我和表姐已经跨越美丑的鸿沟，成为很好的朋友，见面各种嬉笑怒骂，插科打诨，互相挖苦。但是她留在我记忆里，对着江水歌唱的这个细节，我一直没有对她说起。这个细节浪漫得让人不好意思，如果她知道被我写出来，毫无疑问，我分分钟会被她打死。

在当时，旋律和歌词，以及少女的歌声，一起制造了一个远方。我的心在初尝飞翔，在旋律的婉转处，它腾空，失重，没有着落。人生最初的忧伤都是没有着落的，什么是远方呢？它不见得是一个期许之地，它也许只是没着没落的忧伤中漫无目的的所指。

妈妈在世时，很喜欢唱歌。九十年代初，家庭卡拉OK开始流行，妈妈傲立潮头，斥巨资购置一套环绕立体声，把我家客厅变成一个小型舞台。高质量的话筒修饰着我们的嗓音，音响和旋律都是合谋，一切都在帮助我们形成一个错觉：我们唱得真好啊！

这跟纯粹互联网公司不一样，比如视频网站只要服务器还在，原来的版权还在，公司都是有价值的，就能拿到救命的融资。O2O行业很难，以前有个做上门按摩的公司，融资的时候预计的钱没有到，延后了15天，按摩师傅没有拿到工资，一瞬间日单量几乎变成0，投资者根本不敢投这样的公司。

那真是快乐的时刻，当《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最高音的一句被成功地唱出来时，当百灵鸟从空中飞过，当抬头望见北斗星，当打起手鼓唱起歌，当吐鲁番的葡萄也熟了，当月满西楼，当红军从咱家乡过，当妹妹找哥把泪流。我们不知不觉地，在同一首歌曲中，共同身赴他方。

回忆起我和妈妈在一起的幸福，总觉所得甚少。而但凡歌声响起，熟悉的旋律打着拍子一起唱，彼时彼刻，是这种幸福中最确切的一部分。

可是，家庭卡拉OK很快被淘汰，在家里用话筒引吭高歌对四邻是扰民。那个时候妈妈来广州，她成为白云山上练歌团中的一员。所谓练歌团，就是一些退休的老头老太，用唱歌的方式，训练肺活量、建立友谊、提高生活满意度。他们组织严密，有手抄之后复印的歌谱，人手一份，歌谱上的歌，我略有耳闻，多数并不熟悉。

妈妈生病之后，还经常在化疗的空当，参加一下练歌团。后来也许是身体确实跟不上了，她便从集体学习的模式，改为在家里自学成才——拿着队友复印来的歌谱，跟着播放机，坐在客厅里哼唱。

有那么一天，我在麻木忙碌中，突然福至心灵，注意到她经常唱一首歌。她背对着我，面对着墙，反反复复地唱着，尽管断续、颠倒，可即使仅是她虚弱的背影，我都能看到一种非常动情的表情。我停下来捕捉歌词，听到一句是：

央求你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我翻看她的歌谱，看到这首歌叫《父亲》，而被妈妈反复唱着的那几句歌词是：“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三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你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我觉得我似乎偷窥了妈妈的秘密：一个跟父亲久违了几十年的人，期待着下辈子能相遇，再次成为父女。这，大概就是妈妈最幸福的远方。相信有重逢，能与至亲的人重逢，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安慰一个临近死亡的人呢？

可是这份理解，作为两个近在咫尺的人，却只能通过一句歌词，千山万水地到达。

我没有遗传妈妈优秀的歌喉，但这不耽误我喜欢那些会唱歌的人。在所有的艺术形式里，歌唱，对我来说是最有感染力的一种。声音是有融化效果的。不像舞蹈，不像美术，后两者是等待，而歌声却是入侵。

小学时，教音乐的苏老师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女神。当她歌唱的时候，声音像河水开阔，光和蜜，缓缓流转，让人对世界深怀爱意。

我想念那三十多年前的美好。为这想念，写过一篇文章叫《我曾听女神歌唱》。网络世界很小，文章很快被她读到。其实我们不需相认，我只需静静地看她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举手之际，音符滴落，双臂伸展，歌声随之而来，看她那曾相识的笑容感染更多的人，这样就很好。

苏老师的学生给我发来她们演出的视频。我再次听到苏老师的歌声：“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花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

好风长吟，好月破云。世界仿佛变成一个巨人，摇晃着身子与她和鸣。我感到歌声好像从我的胸腔里唱出，我们好像再一次地，举身奔赴他方。在这三五分钟的音乐里，我们不仅同行，而且相知。

音乐停下，同行的人们各奔远方。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可是我记得，有段路一起走过。世间诸事，大概莫不如此吧。

奴役才是生活的唯一法律

绝不是只有懦者弱者才受奴役，强势者所受到的奴役之苦更甚更多，并因其不自知而更加难以摆脱。诗人佩索阿说，奴役是生活的唯一法律。我们所有的人对自由怯懦的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我们的奴隶生活是如何与我们般配，因为一旦自由降临我们，我们都会将其当作一件太新鲜太奇怪的东西而避之不及。

就在前不久，与一个学者聊天，他说自己十年来不曾离开广州三天以上，原因无它，他唯有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才觉得自己是自己的国王，唯有像苦行僧一样生活才令他感到心有所属。他说，十多年来不止一次，自己的家人、朋友，更遑论陌生人，听到这种奇异的生活方式的第一个反应是：你过得太苦了。

他深感人们想象中愉快的生活惯有的模式，配备了常规化的和适量的休闲项目，配备了常规化的人伦享乐。而与此相反则是苦的。事实上这并不奇怪，在关于剩女之辩、单身之辩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见识了太多这种思维。这名学者所过的生活只不过是他个人适合的方式，像为自己关节粗大的脚选择一双非常规的鞋子。他的选择甚至谈不上像哲学家西蒙娜·韦伊的禁欲主义，“她煞费苦心的自我弃绝，她对磨难的不知疲倦的追求，她身体的笨拙，她的偏头痛，她的肺结核”——不，没有那么高大的意义，然而仅就如此偏离常规一点点的生活，人们的想象力已经无法追上。

最不为人知的奴役恐怕就是这思想的奴役，集体生活形成的桎梏环套在身，却毫无所知，自愿为奴，也许多数人是这样过了一辈子。所以佩索阿说，我刚刚表达了我对一个木棚或山洞的愿望，希望在那里解除一切事物的单调，也就是说解除我之为我的单调，我真正有胆量动身去那个木棚或山洞么？单调一直存在于我的内心，我知道并且理解这一点，我是否因此就再也不能从中解脱？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为奴的处境，认识到我们时时受到思维之桎，身为单调之奴，那么，活着这件事本身，也许可以变得更加容易，而非更难。在这个没有战争的年代，我所认识的英雄，无非是敢于挑战单调的人。我所想象的伟人，无非就是敢于向生活的神秘性伸出手，表示友好而非抗拒的生物。他（她）没有恺撒大帝的威风，没有秦始皇或者比尔·盖茨的霸业，但是他在观念中轻松脱茧，在处处壁垒的生活中自由穿行。自由，无异于另一种特异功能。

这几年的生活于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清醒只是认识到奴役。我只恨自己得知这一点为时太晚。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没有任何人能对此做出要求。在写作中，没有人能要求你哪些可以写，哪些不能写，这是一个写作者起码的骄傲的自由。你只需为“写得好”负责。在旅游中，没有人能要求你必须走哪条路，你只需要为“我能走”负责。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必须足够强大，这必须成为你唯一的野心。低欲和高能，是我们获得自由的两大路径。

在平凡人的生活中，其实只有一种奴役是真正的、必然的、无解的存在。那是死亡的威胁，疾病的奴役。在这把永恒的达摩利斯剑之下，每个人都可能被选中，你将在黑夜中忍受着对死的恐惧，在药物、吊针、消毒液的气味中日复一日地向世界乞求，留下我吧。只有这是最根本的奴役，且无可逃脱。

那一天随时可能到来，在你无法割舍之时，或者，在你还没有准备好要割舍之时。唯有那时，你终将明白，以前理所当然的禁忌——或是观念的限制，或是贫困的困扰——都已无足轻重。每个人终将明白，生活中唯有这个奴役才是永恒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