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从棣花到西安后的回归

◎（英）罗宾·吉尔班克

◎胡宗锋 译

家人

2017年3月的一个晚上，著名蒙古族演员斯琴高娃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的系列节目《朗读者》上，她的朗诵迷倒了哭红了眼睛的观众。十分钟的朗诵在忧伤中娓娓道来：

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二十天，我妈就三周年了。

三年里，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而且还觉得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常说人死如睡，可睡的人是知道要睡去，睡在了床上，却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睡着的呀。

在讲述这位耄耋之年老人的最后时光时，朗读者的声音像一片易碎的枯叶。老人离开她最熟悉的乡下，在城里的单元房里生活了十四年。这位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没有任何遗言，当她最后一次躺下的时候，她只是让小女儿为自己洗一下擦脸的毛巾。朗读者斯琴高娃围着一条绿色的围巾，坐在仿佛是作家书房里的一张写字桌前，声音没有一丝颤抖或嘶哑，一直朗诵到最后一段：

三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棣花了。但一回棣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肆流，长声哭泣啊。

罗宾·吉尔班克 Robin Gilbank，出生于1981年，英国北约克郡人North Yorkshire，中世纪英语文学博士，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助理，从2008年起在西北大学任英美文学专家。出版有专著《最美丽的谎言家》（2012 年）The Pret tiest Liar，《外国人看四川》（当代卷），《罗宾博士眼中的陕西》《华夏风，英伦情》。与人合作翻译的有贾平凹的《废都》《土门》，陈忠实的《害羞》《舔碗》等。曾经获得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三秦友谊奖”和“第二届四川散文奖”特别奖。

光是那文字就够感人的了，而播出的场景（伴随背景音乐的也只有舞台旁边一把空荡荡的柳条摇椅）更让人动容。

有人告诉贾平凹说，他看一次哭一次，都哭了三次了。贾平凹说：“这不是说我写的有多好，每一个人写他的父亲母亲的时候，他们都是有真情实感的东西，他们在读的过程中，可能是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母亲，最重要的就是斯琴高娃朗读得好。”

斯琴高娃开始朗诵的时候没有提文章的作者，而有的观众可能一下子就猜到了这是贾平凹的作品。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遭遇世人皆知的作品被禁，到后来以《秦腔》《老生》《极花》等作品红遍中国，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风头一直盖过了他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此实乃一大憾事。斯琴高娃恰逢其时地证明，贾平凹具有无与伦比、用千把字的作品凝练动人情感的能耐。年过花甲的他依旧宝刀未老，记性好的人可以看出《写给母亲》像他早年的作品《泉》，那是在惋惜老家门前一棵他喜欢的树被伐倒了。

贾平凹先生的传记很有名，那倒不是因为他的自传《我是农民》。幼年在商洛丹凤县被伯父看管的时候，他就领略到了在一个大家族里的滋味。小学上课时，他不得不把“家里的劈柴拿来一根，在前后的柱墩上掏出窝儿架好，骑在上边”，因为家里没法给上学的每个孩子都做一个像样的板凳。虽然大腿和屁股时不时地被树皮磨得疼，但独特的环境却激起了他丰富的想象。多年后，在散文《我的小学》里，他忆起的就是在那间教室里上课时的独特感受。一间还俗的祠堂，木制的苍穹上依旧跳跃着龙的影子。

进入青少年时代，贾平凹有意把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改了。他不再是“平娃”，而是槽型的“凹”了。这个字他现在依旧爱在作品里用，意思颇为神秘，可以指命运起伏，也可以说是人生有峰回路转。这个字为什么适合他，他的两个知己文友各有解释。穆涛注意到“贾”字的象形是由“西”和“贝”（西部之宝）二字组成，故意味着若要成大器，命中注定要待在中国的西部。而较为俗一些的是路遥，“路遥在世的时候，批点过我的名字，说平字形如阳具，凹字形如阴器，是阴阳交合体”（见《土门》后记）。

“对立平衡”（此乃道家思想），即相反相成乃贾平凹散文中常见主题。他悼念母亲的文章很短，这完全适合于一位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而父亲去世后他写的《祭父》文字是《写给母亲》的六倍。《写给母亲》集中在失去亲人和把孩子与亲人拴在一起的琐碎感情细节上。《祭父》叙述的则是人生动荡的沟沟坎坎。他父亲贾彦春六十六年的岁月，几乎没有过过一天安然的日子。孩提时，三个哥哥被土匪绑票，为了凑赎金，家里不得不卖掉所有的家具。上学吃了不少苦头，当上小学教师后才“成为贾家第一个有文化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其父亲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被关进了“牛棚”。两年里，他不停地给上级写信，要求为自己蒙受的冤屈翻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儿子的作品，至少在《人极》里，就是以还人清白为主题的。读者不禁感慨，小说中蒙冤的亮亮，受过红卫兵迫害后来被平反了，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作家想到了自己的个人愿望。在小说中，这个消息一下子传遍了商南，人们乐观地认为毛主席以后的中国将会朝着更加开放和更加负责的方向发展。现实生活却显得更加琢磨不透，贾彦春虽然被平反了，但他却喝酒喝上了瘾，也越来越担心势头很好的平凹，怕手里的笔给他带来麻烦。后来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虽然有些不合时局，但二十六岁那年，他的《满月儿》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作品英译文也常常出现在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如1978年第3期刊登的《帮活》，1979年第4期刊登的《满月儿》，1979年第6期刊登的《端阳》，1980年第11期刊登的《林曲》，1983年第7期刊登的《七巧儿》和《鸽子》，1987年夏季号刊登的《蒿子梅》等）。

商洛

从西北大学毕业以后，贾平凹全力以赴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他走遍了现在商洛地区的六个县。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格言是“地方的才是”，用这句话来形容贾平凹非常恰当，他踏遍了那里的小镇、村庄和溪流，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从某种程度上说，读者能一下子看出他文字后面的深邃思想。《丑石》就是又一篇图腾式带有道教理念的作品。文章写的是他家乡村里的一块石头，石头丑得无人动，无人用，但却因此神秘地保持了完整，将其破开似乎有点亵渎神灵。读者不禁会思量这块石头带来的悖论，一块“连墙也垒不成，台阶也垒不成”的丑石，村里人却不敢破开它。这颇有《道德经》第五十一章中的语气：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这块石头在人们眼里，到底是一块笨重而丑陋的石头，还是一块貌似丑陋但却价值不菲的宝石呢？

《丑石》被选进各种文集，一次又一次地被选为教科书中的文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很多中学生为了考试不得不背诵这篇文章，好多人到了中年依旧能大段地背诵。而另一方面让人有些失望的是，人们却对他同期的作品如《商州三录》（包括《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和《商州再录》）看走了眼，直到他在1987年出版了小说《浮躁》。贾平凹的这个三部曲虽然没有后来的作品成熟和老道，但其中的一些作品到现在还禁得住时间的考验。如《小白菜》，描写的是来自山阳县漫川关的当红秦腔演员小白菜的悲惨遭遇。小白菜在舞台上的柔情形象深得当地人的喜爱，然而还未来得及在大城市里一展身手，这个年轻女子便就在沾污了其清白的风言风语中倒下了。作者没有明确说是否真有这个人物，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是在揪出“四人帮”前后。故事扑捉到了这出特别的悲剧：一个无辜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被“高大罂粟花综合症”毁了。（高大罂粟花综合症（Tall Poppy Syndrome）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个流行用语，用来形容一种在社群文化中，集体地对某类人的批判态度，属于意识形态表达的一种方式。当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达到某种程度上的成功的时候，便会惹来社群中不约而同的、自发性的、集体性的批评。这个用语源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著作《政治学》第5卷第10章与意大利历史学家李维 《罗马史》第1卷。把最高大的罂粟花顶部切去 ，意思即：“一定要经常将最成功的人铲除——译者注）

2014年11月，在商洛学院举办的（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贾平凹说他的所有作品，不论长短，不论写农村还是城市，“那都是文学的商洛”。他更简洁地说道：

其中大大小小的故事，原型有的就是商洛记录，也有原型不是商洛的，但熟悉商洛的人，都能从作品里读到商洛的某地山水物产风俗，人物的神气方言。我已经无法摆脱商洛，如同无法不呼吸一样，如同羊不能没有膻味一样。

（引自贾平凹《我的故乡是商洛》）

结尾的明喻贾平凹把自己比作一只羊，他并不是在直接说商洛有不好的味道的坏话，或者是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他，他接着说道：

它让我几十年都在写它，它容忍我从各个角度去写它，素材是那么丰富，胸怀是那么宽阔。凡是我有了一点成绩，是商洛最先鼓掌，一旦我受到挫败，商洛总能给予藉慰。

（引自贾平凹《我的故乡是商洛》）

故乡在贾平凹的一生中不是反面的力量，而是他的创作密码和源泉。在其同行中，他当然不是唯一大力挖掘家乡方言文学属性的作家。商洛赋予了他一种平实的质朴，允许他勇敢地去接触这个社会。读他的《土门》，看到对云林爷形象的描述，如为了钱，云林爷拉着自家的公猪去给邻居家的母猪配种，他用手帮猪，完事后不得不在土里搓一下手，看到这我们会皱眉头。而更让人恶心的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准备把自己和未婚夫的关系更进一步的时候，却发现“在他坐过的床单上留着一个黄的圆印”。

我们难道认为这种卑劣是为了粗俗而粗俗吗？从特定的上下文来看，这些不入眼的场景是为了映衬那些原本就是农民，但却想摆脱农民皮显摆的人。城市化唤醒了很多农村人对财富、房地产、名牌服装和电子产品的梦想。贾平凹笔下的人物愈想无情地摆脱自己的根，甚至不惜回避亲戚，但其故事就愈加不幸。《土门》中的梅子，选择了她认为的都市光彩生活，那里随意打胎，流行减肥。但在把自己原来的“味”转化为法国香水味后，却发现她把自己陷入了一个更加污秽的个人泥淖中。失去了根，她也就失去了理智。

那些批评贾平凹先生的评论家常把他的所有作品简化为一种模式（这肯定不对），即虽然对农村人的价值观有善意批评，但最终却证明比城里人要好。这一观点也很难全部被否定。读了《土门》未出版前的最终样稿后，穆涛先生在给贾平凹先生的一封信中说：

这本书的别致之处在于您是正方位地去书写保守的一方，写他们正当或者不正当地抵触与抵抗，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无奈，以及最后的全军覆没。这部书让我震动的是，它形象地描绘了最后一堵士大夫围墙的崩溃与瓦解。

（穆涛《穆涛回信》）

贾平凹没有把自己划归到商界精英或政界圈，觉得自己只会从乡下人的视角在这部作品里描写城市化的过程。不懂的人可以把他和西方作家，尤其是托马斯·哈代联系在一起就全懂了。小说里所营造的世界从地域空间来说当然比较狭小，而小说人物要是理想过高，反而难以成功。

不能说贾平凹的作品是“旧瓶装新酒”，因为他的作品在同一主题上形成了变奏。四十多年后重访当年的村子，更加有力地奠定了他的地位。这犹如托马斯·哈代由十部小说和两部故事集构成的“威塞克斯小说”，被证明是富有启迪意义的。（威塞克[Wessex]是哈代家乡的古地名，哈代用威塞克斯的同一背景把多部小说联成一体，小说大多以威塞克斯的乡村地区为场景，展示了英国农村的恬静景象。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哈代既爱又恨的家乡。威塞克斯因此名扬天下，以至于人们常常把哈代以这一地区为场景，描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村地区渐受资本主义扩张影响的作品称之为是他的“威塞克斯小说”。——译者注）

贾平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大作《秦腔》，发出的声音就植根于商洛的土地和人。这部小说虽然在性描述上没有他曾经被禁的小说 《废都》露骨，但其中的一些章节依旧在吸引读者的眼球。到清风街来演戏的县剧团远没有省城西安的剧团有名，即便如此，在陕西东府人的眼里，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文化启迪。剧团里的老牌女明星高调出场，但没有化妆素面出现在乡村粉丝面前的她一下子就被打蔫了：

吴德旋：曹建[7]129-132认为吴德旋的帖学观念是在与好友包世臣碑学观念的碰撞中形成的，主要观点为扬董抑赵、取径唐人、崇尚晋韵。在嘉、道之际，吴德旋的帖学观念无疑代表着与阮、包所不同的书法艺术追求，而正是这样的追求，形成了清代不同于碑派的帖学体系，进而足以推翻清代“碑学笼罩”的习惯认识。

一直站在牌桌后头看热闹的狗剩往门口看了看，弯着腰就出来。狗剩是五十多岁的人，黑瘦得像个鬼，他把头伸到老女演员面前，突然说：“你是《拾玉镯》？”老女演员愣了一下，就明白了，笑着点了点头。狗剩说：“我的毬呀，你咋老成这熊样啦？！”老女演员变了脸。狗剩要和她握手，她把手塞到口袋里。

事后我听说啦，三十年前县剧团来清风街演了一场《拾玉镯》，拾玉镯的那个姑娘就是这老女人演的，狗剩爱上了那姑娘，晚上行房就让媳妇说她是那姑娘，惹得媳妇差点和他闹离婚。

（引自贾平凹著《秦腔》第二章）

总体说来，这部近五十万字的小说构思很有想象力。而小说中的秦腔戏文本来就是对当下社会的一种批判。通过这部作品，贾平凹将他的叙述焦点转到了那些看秦腔的农民身上，揭露的是农民的唯利是图和人性弱点。

从商州到棣花

我盯着那池塘的水底看了五到十分钟，想为什么就没有人费点事把它清理一下呢？后来才明白水底的灰白斑点不是路过的游客扔进去的瓜子皮，而是一种特别设计的瓷砖。商洛有一家国际饭店，而且很高档，这听来有点怪。对于那些期望更多地了解贾平凹，并想刨根问底的外国粉丝来说，棣花附近只有这一个住处。我虽然对贾平凹的故乡不熟悉，但却熟悉商洛的好多其他地方，商州国际会议中心值得一看。

2014年11月去那里的时候，商州县城本身似乎还是老样子，依旧是陕南卫星城中的丑小鸭。汉中有自己等级的市中心，那里矗立着排列有序的高楼大厦，让人一眼就看出哪里是城外。街道涟漪般地延伸到无数小巷和凉亭成排的死胡同，网络似的果园和茶园笼罩着周围的山脉。人口较少的县城如柞水和宁强则有一种简朴和静怡的气氛。乍一看，好像是因为有些闭塞；细看起来与地形大有关系。掀起旋涡、在早晨和半夜让人感到无比安逸的小河，蜿蜒流淌，限制了未来城市扩张的可能性。

从另一方面来说，商州也不适合外地人。驱车一过收费站，转过曾经隐居商山的“商山四皓”的雕像，风景就乱了。城市街区里崭新的高楼大厦与简陋的饭店摩肩擦踵，“中国电信”电话亭前面的防尘布下，身着蓝色夹克的小贩在兜售毛主席的半身塑像和水烟筒，街上的水果贩子就把水果堆在人行道上。一位家庭主妇型的企业家似乎开了家橘子银行，橘子摆的有三米宽，高过了膝盖，我不由得问她在这样一个背地方人能消费多少橘子。在这个错觉以前，我心里的念头是离开这个集镇的边缘到市中心去。又过了一次收费站后，汽车回到了公路上。车子不时地嘎吱着，有些农民违反当局的规定，依旧保持着在柏油路上碾轧谷物的习惯，觉得车轮是一种省力碾场方式。

人们肯定可以像贾平凹先生六十多年前出生时一样，商洛周围的山脉岿巍、顽强、难撼，然而，镶嵌在大山里的高速公路把以前其祖辈们要花费两周时间才能到西安的时间缩短到了不到两小时。当太阳缓缓地坠入地平线的时候，四周不是一片黑暗。远处黑黝黝的山麓渐渐地亮起了灯光拼成的花环，凸显出了村庄和有人居住的地方。人类的进步确实改变了乡村生活严酷的边缘地带，试想一下，附近的山沟里原来一直有狼出没，随时准备吞食那些把狼嚎当成了女人哭声的山民。

贾平凹先生的出生地棣花很难译成英文，其字面意思为棣棠花，在英国类似的有锦葵，是一种蔷薇科落叶灌木，开的花犹如鲜艳的矢车菊。英国人常称之为“犹太锦葵”或“单身纽扣”，是苏格兰人威廉·克尔（该花的拉丁学名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在清末的时候引进到欧洲的。他是皇家植物园的一位年轻有为的园艺师，但却很快陷入到了殖民者的麻木恶习，1814年因为鸦片成瘾客死科伦坡。

在棣花，我没有看到一朵棣棠花。除了常见的梨树和柿子树，最引人注目的植被就是村中池塘里像大象耳朵一样相互推揉的莲叶。有几位村妇在汇入池塘的小溪边上洗衣服和瓦罐，从二龙桥（曾经是商於古道上的，全长81米，是目前丹凤最大的石拱桥）上看去，刚刚翻修的水塘太似曾相识，很像毛主席家乡湖南韶山村里那宏伟的池塘。说到底，那就是这两个地方都在借最著名儿子的声誉来发展经济。

把棣花标榜为一个“主题公园”（思路也许是“贾平凹世界”或“贾平凹乐园”）还不成熟。吸引游客的不过是在费力地把当地的风景（不论是真的或假的）都和贾平凹作品中的细节套在一起。我们确实可以从《土门》中看出让棣花商业复兴的一些原型人物。在意识到仁厚村遇到的威胁（这威胁来自和乡村贫穷对立的城市化）后，新上任的村主任成义发起了一场有抱负的复兴计划，那就是开发云林爷的看病手段。村民们把他尊为“活佛”，这至少在短期内能吸引有肝病的人到这儿来，稳定大家的收入。

到这儿的人并不一定都在乎加给棣花的光彩，在后来修建的312国道的北边是商於古道，棣花古街现在根据贾平凹后来的小说《高兴》和《秦腔》中的描述被改名为清风街。游客可以从女主人公白雪家院子外边的小贩那里买甜瓜，或者是在喜欢白雪、怒斥社会不公的疯子引生开的茶馆里打牌和抽烟。

在《棣花》和《说棣花》等文章中，贾先生说这里曾经是边塞地带。不熟悉商洛的人以为商洛东边的几个县（特别是丹凤和商南）是陕西的，当然不全是这样。几百年前，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曾率部队经过这里。当地人至今好斗据说就是因为当年李自成的兵和当地姑娘通婚的结果。在近代史上，安徽逃难的人跑到了这里，也有湖北的。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灾害，更多的是因为季节性的河水泛滥（如贾平凹在其中篇小说《水意》和《倒流河》描写的那样），像冲走纸牌一样就冲走了房屋。在我的经历中，我清楚的记得一位朋友的表弟的遭遇，他在太原和临汾建筑工地干了几个月。一天晚上，暴风雨袭击了他家所在的十里铺；第二天早晨，邻居发现除了房架子在以外，门和窗户都不见了，里面住的五个人也没有了踪影。

贾平凹散文中的“棣花”有阈限，但也不是死的。比如，作者的一位叫白亮的朋友，“行为做事和人不一样”，就是因为有条鱼从天上神奇地掉在了他家院里（见贾平凹《说棣花》）。受吸引而来的游客当然觉得这个村子不一般，贾平凹家的老屋现在成了贾平凹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他出版的每一部小说，还有一副一米八高的他的硬纸板画像（而真人的他只有一米六五）。

在所有精心收拾过的乡村原貌中，令人欣慰的是还有一处院子，有烟熏火燎的厨房和蹲坑的茅厕。那就是刘书征的家，人们现在熟悉的他的绰号“刘高兴”。刘书征比贾平凹大两岁，两个人一起上的小学，两人的母亲也是脾气相投的好朋友。他一边看着在院子里活蹦乱跳的小孙女，一边给游客们讲贾平凹在小说《高兴》里是怎样演绎他的故事的。他确实去西安捡过煤球和破烂，但没有像小说中的人物那样为了钱而卖过肾。贾平凹也没有提起过他的这位老同学在西安上过两年的文理学院。

好像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刘书征会很高兴地在自己写好的书法作品上加上几个字。然后用他当年和贾平凹上小学时一起学刻的章子盖上印。他也知道他们两人当年虽然在同一个起跑点上，但两人的墨宝价格相差在五百倍。他对此似乎毫不在意，他当时的心思一直在自家的地基上搭一个阳台，准备开个茶馆。

在我顺道到过他家一年后，刘书征出版了他的一本回忆录《我和平凹》。据说到棣花的游客超过了四十万人，带来的效益有两亿多元。发财的故事很多，包括一位卖自家大锅盔的小贩，仅国庆节假日一周的收入就超过了七千元。

那些不容易来陕西，但却想更多地了解贾平凹的外国人，最好是从读他2017年最新出版的英文小说《土门》开始。这是他较短的一本小说，讲的是他所有作品中一贯的主题：城乡冲突。虽然《高兴》在2009年被改编成了电影，商业回报也不菲，但却给整成了一个喜剧。早在1994年，西北大学毕业的校友黄建新就将贾平凹的中篇《五魁》改编成了电影（其英文名为《木头人的新娘》The Wooden Man’s Bride），而电影的编剧则是陕西另一位作家杨争光。那是一部不寻常的历史剧，充斥着迷信和匪事。除了有些人说这有点像张艺谋在《菊豆》中表达的主题外，这部电影还是值得外国人一看的.故事讲述的是开豆腐坊的柳太太在自己的儿子死于意外的爆炸后，强迫未来的儿媳嫁给了儿子的木头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