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天赋是对生活浑然不觉

陈思呈

思考人生什么时候成了件丢人的事

在飞机上看到梁文道的一个访谈，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文艺”如今成为一个丢人的词了，大家都不敢承认自己“文艺”，比如窦文涛，明明最喜欢中国字画，不工作的时间都在家里看书，但是在电视上他说“啊，优衣库这个啊，我也想搞一个啊”，这样大家就说他是真性情。如果你真喜欢金文的书法，不能讲，一讲就是“装”了。

说“文艺”是个丢人的词，似乎也不是什么新话题了。我倒突然想起，除了“喜欢文艺”丢人，还有一个词也是像个笑话，即是：思考人生。

这是因为，一些好词被它们的赝品给拖累了。真迹被市场上的伪造品毁了名声。

但是，确实，好学、较真、努力、勤于思考人生，看起来姿态是不够漂亮。它们过于严肃，在这欢快的时代里显得笨拙又僵硬，还有点“装”。这真奇怪。在久远以前，不是这样的。那时人们特别以好学多思为荣，圣人孔子都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他多么自豪于自己的“好学”比“忠信”更加突出。他不但爱思考人生还爱跟人讨论人生，“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

常常觉得儿童与古人有相似之处。儿童也很爱思考一些严肃较真的大问题，我从哪里来，我死后去哪里，我们的生活公不公平，如此等等，还不分场合地发问讨论，要是录下来，也是文绉绉酸溜溜。儿童很少觉得自己的思考自不量力，也不觉得“想这些干吗”，他们觉得思考理直气壮。其实他们的思考没任何效果，既不能服务社会，也不是任何人要求。当然也不可能是“装”。

前不久看了小说《万物的签名》，书里的主人公阿尔玛就是这种勤于思考的人。她的思考同样显得笨拙，（思考人生这件事，本身难免笨拙！）比如当她遇到她的男人，安布罗斯，啊，她竟然没有办法直接与他乱搞，而是，困难地、冒险地、注定失败地，向他的灵魂各种未知领域挺进：“安布罗斯，我有个可怕的习惯，凡事都要追根到底。”

安布罗斯与阿尔玛的脑袋中，有一种差异。安布罗斯相信神的启示，而阿尔玛信仰的是科学的证据。可是，友谊和爱，使阿尔玛必须去了解这个与她截然不同的大脑。她不停顿地想，不停顿地看书，不停顿地交谈，“安布罗斯，争论是我的第一个保姆。争论是通往事实最坚定的道路，唯有如此，才能对抗迷信的思考或是懒散的定律。”

这是很可笑的努力吧？一种完全不曾启动性魅力的爱情。可我很感动，不仅这样的人际关系（事实上，阿尔玛几乎与任何人的关系都基于她对对方无穷的探究和兴趣），阿尔玛整个人生都让我很感动。并非因为她做出了什么感人的大事，而是，她如此笨拙地持续了一生的较真和思考。因为太爱思考，她的舅舅嘲笑着说，我的天，孩子，你现在想当牛顿啦。而她只是纠正着说：“我想要正确。”

为了不把这篇文字写成一篇书评，我要略过阿尔玛所做的事。重要的是，在她年老的时候，她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其实她的人生充满缺憾：没有性爱，没有子嗣，没有财富，曾有过唯一一次可能获得成就的机会，却因为她过于热爱思考而失去了。但是，她仍然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人生是个谜，往往还是一种考验，可你若能在其中发现一些知识，你就应该坚持下去，因为知识是最珍贵的东西。能说这种话的人，都过着幸运的生活。”

这么一个人，听起来很迂是不是？尤其是，对于成则王败则寇的人们来说，若她的思考不是为了某件成果，则更无聊可笑。可是，阿尔玛不会觉得可笑。她无暇顾及可笑不可笑的事。一个真正处于文艺中的人，不会觉得文艺可笑。一个真正处于思考中的人，也不会觉得思考可笑。文艺和思考本身，都是好东西，是让我们自己更快乐的东西。人们即使嘲笑，也远不足以抹杀其带来的快乐之万一。

然而回到前文，为什么“思考人生”会变成一句迹近于笑话的话呢？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人们的胆怯。我自己，和很多人一样，如果坦言思考人生之类，必用自嘲的语气，表达自知之明：我知道，我们一思考人生，上帝都笑坏了。

人们很难忍受自己思考之后得出昏庸的答案，也很难忍受另一个思考者同样昏庸的答案。既然如此，还不如用调侃语气来说：人生有什么好思考的，人生就是来吃喝玩乐的，人生就是用来虚度的。谁思考人生了，你才思考人生，你们全家都思考人生。

我们以不屑，掩饰笨拙和胆怯，以及思想的懒惰。

思考是艰难的。平庸的普通人类，无法求出生活中的无知面积总和。思考启动了对无知面积的探求，结果却往往无效，乃至平庸混亂。思考也是可怕的。人可以结伴做很多的事，唯有思考，只能孤军奋战。思考势必会让你看清你是一个人——单独的，孤独的。而人们却害怕“自我”，害怕与他人不一样——这对于从群居生活进化过来的我们来说，是很危险的感觉。

正因如此，敢于思考、敢于坦言思考才更幸福。像阿尔玛那样，无暇顾及美丑，轻松超越繁琐，对丢人不丢人的完全无感。她的思考也很艰难，她不是上帝，上帝一定也为她发笑了吧。她为了啥呢？啥也不为，过程就是奖励。

对待好的事情，就应该像儿童般理直气壮。嘲笑的人，想必是因为没充分享受过这个奖励。然后，又因破罐子破摔，反而有了潇洒气概，成了英雄。

表演欲就是生产力

大理这地方我很喜欢，但有一点百思不解。大冬天的，古城的衣服店——几步就一个——卖的全是棉麻袍子、大花长裙、布衫，飘飘洒洒的。外面下着雨夹雪，这些完全不抗冻的衣服怎么卖得动呢？事实证明，就是卖得动。经常看到穿着这类衣服的人，从街头的寒风中飘过，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也跟着买了一件。

这是因为，打扮也是有暗示性的。穿上一件这么文艺的宽衣长袍，就觉得自己与那个穿着旧羽绒服上蹿下跳的自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像她们那样放慢脚步，媚视烟行而毫无违和感了。虽说，宽袖子长围巾，其实对于举止很不方便，但，美总是不方便的。方便总是普通的。这点不方便使人脱离常规状态，此时，在表演的，不是以前的自己，而是一个“在别处”的自己。endprint

难怪古城里的衣服店约齐了似地都卖这么文艺的衣服，我们的表演欲决定了它们的市场。

表演欲是一种娱乐。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有个重要角色叫吴摩西，吴摩西本来叫杨摩西，杨摩西本来叫杨百顺，他是个懦人，却喜欢舞社火，“心里痒痒不光图个玩，而是比起琐碎的日子，舞社火有些虚，舞起社火，扮起别人，能让人脱离眼前的生活。当年吴摩西喜欢罗长礼喊丧，就是因为喊丧也有些虚。”

他最初是喜欢听罗长礼喊丧。罗长礼平时是个做醋的，却更喜欢喊丧，也最会喊丧。场子越大，他越精神，一排排奠客往前移动，罗长礼喊得又响又好，调动得纹丝不乱。这罗长礼就是杨百顺在世界上最大的偶像。

罗长礼的喊丧，扮演的不是做醋的自己，吴摩西的舞社火，也一样。丧礼虽然不是舞台，但是用自己的喊声调控全场，全场就无形成为他的舞台。吴摩西和罗长礼，都是需要另一个自己的人，他们享受自己的表演欲。

服饰、远方、气氛和舞台，都能催生表演欲，但最能催生一个人的表演欲的，想必是恋爱。在恋爱中，表演欲不仅是娱乐，它本身就是生产力。

看《围城》中，方鸿渐给苏小姐写那封撒谎的信，写到一半就停下来，怕玩笑开大了。但他一想到唐小姐会欣赏，会了解，这谎话要博她一笑，他又欣然写下去。写完后除了寄给苏小姐，又抄一遍寄给唐小姐，他理想中倒不是苏小姐在读它，而是唐小姐在读它。

那一个多月，方鸿渐文思泉涌，给唐小姐写了十几封信，每封信都要写到纸不尽书。虽然根据钱钟书复述的那些信，似乎写得乏善可陈——这点真不如我的朋友小Q。我朋友小Q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写了两本书三个专栏，据她自己说，写每一篇文章，都想象对方在读，因为每天都想让对方欣赏自己的奇思妙想，所以产量奇高，谁也挡不住。后来她结婚了，像我们每个人一样，飞快地到了不惮在对方面前暴露最丑陋一面的阶段，而这时她的表演欲彻底退潮，什么也写不出来了，于是专心带孩子去了。

方鸿渐后来对赵辛楣感慨，很多人等到结婚后，才觉得结婚的与谈恋爱的是两个人。但他紧接着又感慨：因此谈恋爱没啥意思。前半句很好，点明了表演欲的真相。后半句却又矫枉过正了。我们不能因为结果而否定过程。王小波那句名言怎么说来着？人仅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仅有此时此地也是不够的。表演欲就是让一个人变得不只是一个人，让一辈子似乎变成了几辈子。

但我也遇到过完全没有表演欲的人。我的伯母年轻时长得很漂亮，身体的协调性很好，被挑到宣传队里，经常要上台表演。这是让人，尤其是让女孩子们很羡慕的事：被镁光灯追着，被掌声哄抬着，被鲜花华服簇拥着。但伯母说起这个事，倒有个很特别的观点。

她说每次在台上跳舞，都羡慕台下摇着扇子的观众。自己在台上挥汗如雨，而他们则在台下悠闲地翘着腿打节拍，她就很想成为那些无名观众之中的一名。

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时，我简直大吃一惊。因为，同为女性，我觉得站到舞台中间是很能激发肾上腺素、多巴胺、荷尔蒙的事情，尽管挥汗如雨，但光线、音乐和观众的眼光成就了另一个她，那个时候她发出了超出自己既往所有的光芒，一个人该淡泊到什么程度，才能对此无感呢？

但慢慢地，我通过伯母，了解到另一种人性的版本。在她这里，安稳比别人的赞美更实在，隐藏比暴露在聚光灯下更安全。在她这里，她害怕戏剧化，不需要、甚至避免“与别人不同”，她愿意舒适而平凡，不被看见，也不要幻觉带来的愉悦，以及危险。

她没有虚荣，由此可以少很多烦恼，但是，也许也是一种缺失。因为这份低欲，屏蔽了一份想象力。表演欲的驱动，带来的，其实不只是那一时刻的快乐，而是像“热刀片切冻猪油”一样，化开了舞台前后那些天的时光，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觉得自己光彩照人，对生活充满期待，我们暂时成就那个陌生的自己。我们由此得知，原来我可以这样，那么也许，我还可以那样。

表演欲也许未必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但它，确让我们生活得更丰富。现在“诗与远方”似乎成为一个讽刺的词汇了，其实表演欲，岂不就是让我们用瞬间转移法，不动声色到达诗与远方么？作为凡夫俗子，既无害他人，又有益身心，演演也好。

有种天赋是对生活浑然不觉

我特别喜欢邻居郑姐来我家做客。因为，她每次来我家，总是一边与我聊天，一边帮我把家里收拾一遍。我们谈房价时，她帮我摘菜；我们讨论装修时，她在抹厨房的墙；我们讲各自家乡的美食时，她教我用收纳法对付冰箱；当我们开始讲彼此家人的坏话时，我家里已经明窗净几了。

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去郑姐家做客。在她自己家，她也是一邊与我聊天，一边收拾家里。当我们谈房价时……好吧，好像我们天天谈房价。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习惯谈文学的人，之所以与郑姐谈房价谈得这么开心，是因为我喜欢看她边聊天边干活。我多么喜欢看这手不停织、地不停耕的生活景象。而她似乎没觉察到自己在干活，一切轻松得仿佛不需要力气，又像严歌苓笔下的王葡萄，“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我刚认识郑姐时，想象她应该很累吧，连聊天都在不停歇地干活，怎能不累。后来我发现，她一点也不累，反而是我，一个懒得令人怜悯的人，很累。因为对我来说，要干一件活之前，先是调动“我要干活了”这样一个意识，然后开始付出“那么我一定很累”的心理成本，以上心理活动进行了一遍，才硬着头皮去干一件小活，还没开始，已经累坏了。

郑姐则刚好相反，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活，就已经把活给干了，轻轻松松，羚羊挂角，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她像风一样的自由。她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干活。她甚至不耽误聊天，不耽误她谈论房价和装修。她是一个在干活中浑然不觉的人。不管是在她自己家，还是在朋友比如我家，这是她的常态，她既不觉得自己有多勤劳，也不觉得有多热心，当然更不觉得忙碌。

就在我几乎要用“禅意”之类有文化高度的词句来概括郑姐的生活状态时，我想到另一个浑然不觉的人——我的伯父。他的浑然不觉的方向，与郑姐不同，是他对物质环境的感觉。他们这代人的节省习惯是很普遍的，不需我多说，读者自能想象。我特别需要举一个例子，在广州燠热而漫长的夏天，他竟然，可以不用空调。endprint

刚开始我也像多数子女一样，觉得全无必要。因为子女皆经济良好，他本人更是早早实现了财务自由，不存在买不起空调的可能性。而他看起来近乎自虐的节省，简直就是陷子女于不孝。

但是伯父这人脾气奇倔，行事颇有魏晋之风，子女强行给他购买的东西，他坚决不用，既不惮拂了子女一片好心，也不在乎显得无情。出于对这种个性的欣赏，我好奇他对空调一事的真实感受。很快我的调查结果出来了，他，确实，真的，不觉得热。

其实要理解这点还挺难的。空调把我们带向更舒适的生活，这唾手可得的舒适，有什么理由不呢？这是多么不自然！这简直是反本能。再说了，辛苦工作一辈子，不就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吗？要不赚那么多钱干吗？这么过日子有意思吗？这是俗称的“抠”，还是以过度朴素来表现另一种虚荣？

但我知道，我想多了。没那么复杂。他就是对热无感罢了。在最热的那几天中午他会用清水擦一遍竹席子，再拖一遍地板，然后打开一把立地风扇。我在炎热的午后拜访他，只见他怡然自若，愉快清爽，全无我想象的“这天气没空调一定汗出如浆狼狈死了”的局面。他并没有强忍燠热，他只是觉得“没你们说的那么热”，他不需要“更凉快”，即使这个“更凉快”很容易得到，他也不去刺激自己这个欲望。

我于是猜想，自己之所以觉得热不可忍，是因为我已经唤醒了这种欲望。我没有伯父那种浑然不觉。

一个浑然不觉的人多么幸福。他轻松放弃，不需要经历我所揣测所设想的困难。他也可以不以别人的感受为参照物，因为他自己的浑然不觉就可以另设坐标——没必要因为别人都说热，所以你就真的热起来。

我们从小听到的那句老话“无欲则刚”，我总以为是在形容牺牲者，其实是在形容享受者。他们享受了自己因为低欲而变多的自由。

你会说，要是人人像伯父这样，我们的社会经济怎么发展？文明怎么发展？是的，用我一个研究生物学的朋友的话说，要是不肯定人类的物欲，人类现在还在树上趴着呢。但人类是多么复杂多么丰富的生物，人类的魅力就是在于欲望和思想的双重旺盛。

与其说我在为节欲者辩护，毋宁说我赞美钝感。经济发达使我们敏感，我们因为体会更多、见识更广而不断地提高要求。敏感使人丰富：可以感受更多、看到更多。钝感也令人有另一种丰富：可以因为浑然不觉而不受阻挡，故可行走更多。

我也珍惜自己幸存的浑然不觉。郑姐浑然不觉的方向是干活，伯父浑然不觉的方向是物质环境，我则对脏乱差有着令处女座朋友抓狂的适应性。

有次与一个处女座朋友旅行，她不但能一眼看到垃圾，还能想象出看似卫生的食物可怕的来路。我觉得这份敏锐和想象力很有趣，一切感受丰富的人都令人欣赏。但与此同时，也默默庆幸我尚未扭动的阈值，它使我轻松地吃下各种可能被苍蝇叮过的饭菜，毫无负担。

每一次告别都是一场小型的死亡

有凤凰花的那一块天空，好像比别的天空蓝一点。这当然是一种错觉，物理学上可能是因为橙红色的花和蓝天正好是对比色。凤凰花开起来真是挥霍，一场大雨过后，地板落满花瓣，而枝头仍不见松懈。

凤凰花在五六月盛放，是毕业季的舞台背景。岭南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校园里如果没有一棵凤凰树，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当你多年以后回首，你能找到一棵什么样的树，去怀旧去抒情去热泪盈眶呢？只有凤凰树，这是多么适合长在校园的树种，纵情盛放的树冠和不计成本的繁花，正如我们对于当下，仿佛是青春的互文。

“五月凤凰花似酒”，是前不久看到的、让人惊艳的句子。时光刷一声拉到一九九八年的盛夏。那一年的凤凰花，擔得起酒的形容。花在枝头醉，酒在杯中转，在杯中度过的毕业季，回想起来，近乎眩晕。

到大四下学期我们基本就没课了。也许是有的，但是心理上觉得没有了。大家同心同德地专心致志地开始玩了。要毕业了嘛，毕业就不能这么玩了。要分别了嘛，分别前总要好好玩一玩的。

我被分配了一个任务，给毕业晚会写一个小品。要写小品嘛，当然需要合作者了，我赶紧把老王等几个要好的朋友拉来，形成创作小组。要搞创作，当然要开会讨论；要开会讨论，当然要出去吃饭；吃饭嘛，当然要喝酒。就这样的，不知喝了多少啤酒，小品长什么模样，反正我是没见过。后来有一次我终于急了，举着杯子指指点点：从明天开始，你，第一稿，你，第二稿，你，第三稿，最后，我审稿。话没说完，老王同学一巴掌打在我肩膀上：你，一个人去搞！

我喜欢和老王同学混就是因为她说话最刻薄。比如她讽刺我长得黑，说你晚上千万别出门，要不然会和夜色融为一体。我纵声大笑，她又说，笑也不行，夜色中只看到一副白牙飘动。

别看那时总是聚众喝酒，其实，我觉得酒挺难喝的，啤酒寡淡，白酒辛辣，有啥好喝。可我很虚伪，一直装出爱喝的样子。因为我喜欢的，是聚众喝酒的气氛，以及微醺之后言不成句的愉悦。我怀疑其他人也像我一样，只是把喝酒当作厮混的幌子而已。

老赵除外。老赵是真心爱喝酒。而且她爱喝的，是白酒，喝时表情珍惜，抿嘴品味良久，仿佛心事重重。她还说，看不惯电视剧里那些大碗喝酒的人，动不动把酒杯酒碗往桌面上一顿，酒能洒出来一大摊，喝的时候动不动又从嘴角漏出一些，这些人实在是不心疼酒。她很生气地用手指敲着桌面：“第一，酒好喝啊，第二，酒贵啊。就这么浪费？”

黄一苇同学没老赵那么爱酒，但她喜欢喝了点小酒之后就写诗。就像《围城》中的董斜川，大家一桌子混乱，她埋头在那里奋笔疾书，问她，您在干啥？她严肃端庄地说，我在写诗。我们就只好像赵辛楣那样释然地屏息期待了。写了之后还让我们传阅，问如何？我们能怎么说呢？能说不好吗？谁敢惹一个喝多的人呢？反正我不敢。说写得好，她接着问，那么好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好在哪里啊，我又不会写诗。现在想想也是疑惑，她喝的是酒又不是醋，为啥一喝就变得那么酸呢？

有些人喝多了会打电话去某个人诉说衷肠，有的人喝多了会鼓起勇气吐露心声，最可怜的是那些喝多了也没有什么心事要诉说的人。比如我。这个时候觉得人生没有一点爱恨情仇，真是不配喝酒。虽说世界上有“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文化传统，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强说愁，迟早总有一天会笑场的。endprint

但是也终于渐渐知道，爱情并不是青春的标配。在最好的年纪，也未必就能遇上最合适的你，在最能说情话的年纪，可能说的都是无主的情话。这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好时光未必需要对手戏。纵情欢笑，未必需要有多么复杂的情愫，那些无心无肺的友谊，有情有义的兄弟，未必不如卿卿我我的爱情更值珍惜。

天光迟迟不去，夏日漫长的黄昏。走回宿舍的时候，突然抬头看看住了四年的那个窗口。衣物招展，一切无情。这段时日，因为临近毕业而频密地醉饮，夜聊，狂歌和欢笑，数天后将结束，我将与这一切彻底告别——这个饭堂，这栋宿舍，这些拿着西瓜或者鲜花的人们……这一切。难言的恐慌和空虚，不知从何说起。谁能在二十二岁的年纪领悟到告别的真意呢？谁会知道我们在那之后，将会更频繁地经历告别，谁会在当年就理解到，所有的告别，都是一场场小型的死亡呢？

很多人在告别的时候哭了。对毕业告别这件事，现在的学生与当时的我们，感受可能不同。现在信息化使天涯真的若比邻，告别没那么可怕，人生永远在线上。但当时，却有一种永远不再的凄凉。

也许在那场盛大的告别里，我们隐约意识到，毕业意味着什么。毕业意味着我们将落到社会的大嘴里，任它咀嚼，毕业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那么理直气壮地矫情。伍迪·艾伦在他给毕业生的致辞里这样说：“以我们的衬衫大小和腰围，我们怎样才能在这个有限的世界找到意义呢？”探寻意义是那些衬衫大小和腰围仍很完美的毕业生可以做的事，然而，没有例外的，他们有一天变成这样的人：“总结来说，未来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陷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躲避陷阱，在六点钟前回家。”

从彻夜笙歌的人，成为在六点钟前回家的人。从毫无目的的畅饮，到珍惜每一份精力，规避每一份危险，绝不付出一分不必要的热情。这，都是今天的我，怀念毕业季的原因。

初初參加工作的时候，大概有点像宿醉醒来，迷迷瞪瞪中，奔赴一个美好或不美好的前程，散发一些明亮或不明亮的光。青春就像一场宿醉，醒来的时间，很长很长。很多年之后，醉意消失，再想到故人，想到那一年盛夏，走在东九楼下的，拿着鲜花或者西瓜的亲爱的故人，心里尤觉怀念。

老王还是那么刻薄。几年不见，她讽刺我老了很多，说，你怎么像莫泊桑小说时某个女主角啊？我问哪一个。她说是《项链》中的玛蒂尔德，以前是借项链之前，现在是丢了项链的十年后。

爱喝酒的老赵，却诡异地爱上了中医，想象她当年抿嘴喝酒的表情，现如今抿嘴喝的却是中药，也是醉了。

老邓是我们之中第一个买了房子的人，他买房子时，我们全到他家去蹭住。他虽然贵为买房之人，审美却十分令人担忧，房子里每个房间每个空间都贴着不同类型的地砖，所以四壁空空的同时，却又花花绿绿。老王同学又刻薄了，说，你家看起来像是卖地板的。

那天晚上我们没喝酒，一群人云淡风轻地聊聊天，各自倒地而睡。有的睡在沙发上，有的睡在地板上，有的睡在电视柜（电视柜是有了，但电视还没有）上。那并不是记忆中的盛夏，尽管花事已了，酒事不再，我仍想起那首诗：我们不知不觉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