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王国平
《花园》,载于1945年6月第二卷第三期《文艺》杂志,汪曾祺写道:“荷叶上花拉花响了,母亲便把雨伞寻出来,小莲子会给我送去。”
这么一句,让我遁入回忆。
南方的雨,说来就来,不打招呼的。小时在老家上学,出门天气好好的,上课中途,往往雨就开始下了,铺天盖地,不由分说。这个时候,“母亲便把雨伞寻出来”,小莲子换成了我两个姐姐中的一个,“会给我送去”。
姐姐们说,天一落雨,母亲神色就慌乱了,不管她们俩手头有什么事,责令赶紧放下,稍有迟缓,还要骂上几句。在她的心目中,给儿子送伞是第一位的。于是,下雨了,于我而言,意味着很快就有人推开教室的门,喊一声“细佬”,把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节奏打乱。这是屡试不爽的,而且送伞的队伍中,她们多是最先抵达的。
当时觉得这太烦人了,让同学看笑话。有时伞夹在腋下,淋着雨回家,让路人看笑话。
如今,母亲离开已有九年。三千两百多天,我这个没有娘的孩子,一对肩膀,扛着一个脑袋,在人世慌乱前行——恐怕比母亲的神色还要慌乱吧?
《北京的秋花》,汪曾祺说,他的母亲去世前患上了肺病,怕传染给别人,就在一座偏房耗着日子。房子外边的两三棵秋海棠,令他印象深刻,“花色苍白,样子很可怜。不论在哪里,我每看到秋海棠,总要想起我的母亲”。
“母亲便把雨伞寻出来”,这一句,让我想起我的母亲。
《泰山片石》,汪曾祺感慨:“人的一生,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之中,艰难辛苦,受尽委屈,特别需要得到母亲的抚慰。”
如今,我时不时感觉焦虑,惶恐,没有着落,没有依凭。
被天狗咬过一口的月亮再清朗也是一轮残月。
失去了母爱亲抚的人生再荣华也是浮萍飘荡。
闲翻《天津诗人2016夏之卷》,曾经写过《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诗人梁小斌,在诗评中引用了一位他忘了名字的黑人诗人的句子:
清晨,微香的风轻轻吹过
地上,人们在那里种下稻谷
地下,我的妈妈已经睡熟
那些失去了母亲的孩子,请时刻铭记:不要惊扰大地的安宁。
《沙岭子》,汪曾祺写的是1958年到1961年“我”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果园里干活的事。当时主要工作是喷波尔多液,也就是硫酸铜加石灰兑水,果树防病所需。
果园有一本工作日记,每天由果园组组长填写。这个组长写“葡萄”,把里边的“甫”和“缶”给省了,剩下的两个“字”一个样子,但读出的却是两个字音。汪曾祺说,不知道什么道理。
这道理,似乎他在《新校舍》中自己解答了。读西南联大时,每月一号,都要举行一次“国民月会”,全称是“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但没有人用全称,“实在太麻烦了”。
一个事。“葡萄”,又不是“芍”,按一点就完事。里边的空间本来就逼仄,还要塞上“甫”和“缶”,太占地儿了。
日常生活中也能遇到的。那天,大街上,饭馆前,六岁的儿子指着“歺厅”,问:“爸爸,‘夕厅是什么意思?”
我看有人患上了“职业性省略症”。
那天在武汉火车站候车。身边一位大姐跟一个年轻姑娘聊天,口口声声“renzi”这样不好、那样不对。我还以为这是个人名,这两位在嚼舌根。偷听了半截,才得知,人家说的是人力资源部门,正在沖着单位吐槽。
当你到银行办点业务,有人问你“要死还是要活”,你猜想一下自己是个什么表情?
这是银行业的行话,存款分活期和定期,其中定期俗称“死期”。
节省了两个字,生生把人的血压蹿升两位数。
当我得知,“柴氏”指代的是大胡子柴科夫斯基时,一时适应不过来。
你说这让柴姓家族如何是好?
害得每次读到刘长卿诗句“柴门闻犬吠”时,感觉怪怪的。
还有“陀氏”“莎氏”“卡氏”……是不是有点玩坏了?
看过一篇文字,有人提出要发展“汉词”。就“发展”举例,这是“两字一词”,说可以取“展”的部首“尸”,下面再写一个“发”,组成“一字一词”。再比如“空白”,“穴”下边加个“白”就可以了。“祖先”,“示”字旁加个“先”就行了。
他觉得,这样一来,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记忆了,用着也方便,还可以节省三分之一的书写时间和至少三分之一的印刷空间。
还说,“我已向国家汉字改革委员会写信建议,成立‘汉词研究机构,我乐意去充当打工仔”。
这也叫“创意”?
这些人,太正经,不如我老家的人有幽默感。
不知是个什么原因,在老家,上一辈取名字,喜欢用“滚”字:森滚、星滚、春滚、夏滚、秋滚、冬滚、牛滚、华滚、元滚、林滚、艳滚、花滚、菊滚……还有东滚、南滚,但不见南滚、北滚。而且“滚”字身手比较灵活,可以两边自由“滚动”,就拿“金木水火土”来说,有金滚也有滚金,有水滚也有滚水。不过,木滚、火滚、土滚都有的,但不见滚木、滚火、滚土,搞不清是个什么规律。
我哥在乡里的供电所上班,按月收电费。我看他的用户登记表,“滚”字只写右边“衮”字的上半部,三分之二都省了。
还有节省得更彻底的。高中数学老师姓陈,名述道,上课时,渐入佳境,板书的间隙,左手大开,右手紧握成一个结实的拳头。大开的左手用力摩挲这个拳头,拳头随之扭动,就像两个相嵌着的零件在友好地合作,确保机器有效运行。讲着讲着,劲头上来了,语速加快,声调抬高,手与手摩挲的频次与力度也欢了。这么大的动静,惹得我们这些学生听课难免走神。更令人诧异的是,他板书“幂函数”,把下边的都省了,只写一个“冖”,按笔画算,省了六分之五。
当时觉得这也太懒了吧,有损汉语书写的完整性与纯洁性。现在回想,蛮有趣味。同学聚会,也是一则谈资。endprint
老家是个出故事的地方。话说有个屠夫,不识字,平日都是搭伙的记账。一天人家有事,他一个人撑起肉铺子。写数字没问题,卖了多少肉,直接写就是了。“2”就是两斤,“1”和“5”中间按一点,就是一斤半。卖了肠,又卖了肝,问题来了,容易乱。
怎么办?他就画个河流状,中间打个结,这就是“肠”。画个树叶状,中间画几道虚线,有点儿“肝”的意思。
这已经不是省事了,他在创作了,要是如今挂到金碧辉煌的展厅,那就真的是“艺术”了。
《观音寺》,汪曾祺说的是在昆明北郊一所中学教书的事。师生合作演过话剧《雷雨》。演周萍的老兄叫王惠,一上台就晕头转向,站错了位置。导演着急,在布景后边喊:“王惠,你过来!”他以为是提词,就在台上大声嚷嚷:“你过来!”同台的演员当下就懵了:不是这么个套路啊!找不着北。
事儿巧了。我打小也听说过这档子事。
我老家在江西九江鄱阳湖边上,之前叫星子县,现在更名庐山市了,所在的苏家垱乡又划归共青城市了。这里有土戏,叫“西河戏”,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徒弟戏”有师傅传授,台上正式演出,有人光明正大地在一旁专职提词,我们那里叫“报本”,戏班师傅说一句,台上的徒弟唱一句,就像自带回声,或者准复读机。
有一出戏,这个登场演出的,按说要紧冠、捋须,他给忘了。师傅着急,轻声提醒:“紧冠啊!捋须啊!”人家的心思都在师傅的嘴巴上,反应敏捷,无缝对接,很见韵致地跟了一句,“紧冠……捋须……”师傅当下就懵了:不是这么个意思啊!莫名其妙,台下哄笑一片。传开了,代代传。
据说还是这出戏,唱着唱着停电了。一团黑,戏班师傅朝后台喊:“拿油灯来!”这位的精力还是高度集中,紧跟着念起韵白:“拿只油灯而来!”
细心琢磨,人家还是很用心的。“紧冠啊!捋须啊!”很口语,他没有照搬,而是把“啊”给抹除了,更紧凑,更纯正。“拿油灯来!”属于祈使句,他略加改造,“拿只油灯而来!”韵白的味道更浓了。
得承认,人家还是讲究,紧绷着,始终在戏的状态,一心追求“戏味”。
这是否符合布莱希特的“间离”学说?
汪曾祺写有一篇《川剧》,以为川剧是真正有意识运用“间离效果”的,“不要求观众完全‘入戏,要保持清醒,和剧情保持距离”。他说看过一个戏,两个奸臣在台上对骂,一个说“你浑蛋”,另一个说“你浑蛋”,帮腔的高声唱道:“你们两个都浑蛋喏……”
要这么说,“举贤不避亲”,老家的西河戏全程“间离”。
专人提词、“报本”,就不说了。唱戏的过程中,演员有点小失误,比如帽子松了,胡须歪了,戏班师傅就直接上前协助整理了,而且是穿着便装,大摇大摆,没有什么忌讳的。关键是演员可能就停下来了,任凭戏班师傅处置,戏就中断了。这也没有关系,唱的、听的都不介意。
要说这属于旧制,叫舞台“检场”。1949年以后,推行“改人、改戏、改制”运动,把这个环节给取消了。但“西河戏”似乎免疫了,顽强地将之保留至今。
演戏跟过日子,感觉没有界线,“来去自如”。敲锣的、打鼓的,在戏台的角落坐着。谁家有人登台演出,他(她)的家属亲戚还有个礼节,就是给这些人敬烟,或者是送瓶饮料。戏照常唱,大家在台上来来回回、客客气气,有时还要逗个趣,乐呵乐呵,也是很自然的,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还有小孩子,大人穿着红的绿的在台上咿咿呀呀,他则爬上台蹦蹦跳跳、嘻嘻哈哈,不太过分大家视而不见,如果幅度太大,还要打打闹闹,就对大人的忍耐力构成挑衅,一把就被拎下戏台。
你可以说这很混乱,但也很热闹。
记得我爱人第一回看西河戏的演出,问:这是在彩排吗?
《学话常谈》,汪曾祺寄语写作者,要对各地方言保持浓厚兴趣,“能感觉、欣赏方言之美,方言的妙处”。
谨遵教诲,悉心留意,陡然发现,方言之妙,妙不可言,方言之魅,魅力无限。
夏季的一天,进家门时,汗流浃背。我丈母娘见了,说,“你看你,背了个湿脊梁”。她是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的,跟山西晋城相邻。听她这么一说,我觉得炎热程度降了一截。
还有一回,我家孩子闹别扭,“哼”了一声。他姥姥接话:“你这是耍脾气,用鼻子打人。”鼻子还能打人?有意思。
说完鼻子,该说脸蛋了。人脸上有些黑褐色小斑点,官方说法是雀斑。我们老家的先民没有采纳这么个说法,而是就近取材,名之曰“蝇的屎”。毕竟是渔乡,麻雀不如苍蝇普遍。是俗了些,但更具体、更形象了。
方言总是可感可触的。
比如,形容一个人身体健壮,我老家的说法是“结棍”。
我远房的一个堂哥患病去世了。我父亲感慨:“那么结棍的一个人,一棍子都打不倒。”
家乡话说“墓碑”,用的是“望山”。墓地多是依山傍水,“望山”点出了画面感和方位感。
喝粥,有时老家人说“吸粥”,并没有什么吸管,而且“喝水”也不说“吸水”,算是“专字专用”。其实,想想,粥真是用来“吸”的,而不是用来“喝”的。
老头子,我们家那边说是“老旦的”。我宁愿相信这跟戏剧里的“老旦”有关。有时逗孩子,特别是缺牙的男孩子,也说“老旦的”。我儿子在缺牙的年龄回老家,他一笑,老家人就说:“呀,一个北京来的缺牙老旦的。”
犯困,打瞌睡,老家方言过滤一道,成了“栽瞌睡”。想着人在公共场合闭着眼睛,神色肃穆,东倒西歪、左一下右一下的样子,用这个“栽”字,实在是妙哉!
方言总是把一个事情搞得很活泛,很有生气。
看到过一篇名为《湖北巴东话ABB型三音格固定语研究》的論文,得知在巴东方言体系,“ABB型”的说法很普遍。比如,“白丽丽”,用来形容动物毛色很白、很好看;“洗白白”,说的是愿望落空,空欢喜一场;性子急,火急火燎的,巴东人说“忙搞搞”;太胖了,怎么说?“胖挤挤”,例句是:“那个人长得胖挤挤的,身上的肉一堆一堆的。”肉都挤成一团了,肩摩袂接,能不胖吗?endprint
读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说在河北平山县,童养媳用本土方言讲,就是“屯香”。把“香火”屯着,踏实地等着抱孙儿。
“香”字一般都跟女人有关,比如香艳、香闺、香水,这里直接成了女人的指代了。“屯香”就是把女人储备着。男人被储备着就是“储君”,旧时代就是太子。女人被储备着,旧时就是童养媳了。
不过到了如今,在情感领域,被储备着的都叫“备胎”,这个不分男人女人。
《小说笔谈·语言》,汪曾祺说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他举例说明:
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播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在校尉营一派出所外宣传夏令卫生的墙报上看到一句话:“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再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语言。这样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
这两句“很好的语言”,估计是他在街上随机捡到的。正如他在《“揉面”——谈语言》中自问自答: “怎样学习语言?——随时随地。”
这的确是个办法。
叶燮在《原诗》中就透露了苏轼的一个秘密,也就是“师四海弟昆之言”。
既然是“四海弟昆之言”,就要用心搜罗。一用心,俯拾即是。
形容一个人犹豫不决,左思右想,朝令夕改,不笃定,应该怎么说?我有次听在老家农村生活的兄长这么说过:
“站一个主意,躺一个主意。”
我外甥写字不太好,让他干木匠的叔叔看见了,一通批评:
“你写的这个字,都要倒地了,撑杆不够用。”
传个话,难免要遗失几句、掉落一点,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某个部位描粗描重描黑,反正是走样了。对于这个现象,我老家的乡亲是这么说的:
“一碗水覆不了一碗水。”
老家冬天冷,湿冷。用汪曾祺的话说,“南方冬冷难耐,不如仍到北京吃涮肉为好”。以前,没有什么取暖设备,也没有热炕头。晚上上床,被子是凉的。早上起床,空气是凉的。我两岁的时候,爷爷王诗洪就去世了。他留下的一句话,至今经常被家人提起:
“冬天每天人有两死。”
大字不识的一个人,归纳总结却很到位。
我老父亲也大字不识,现在每次回家,他几乎都要跟我念叨这么一句:
“人不能只是盯着脚尖尖。”
转为书面语言,就是人要把目光放长远。
我视之为“家训”。
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语言。
有个老太太,名中医。看不惯年轻姑娘为了俊俏疯狂减肥。有瘦瘦的小媳妇来看病,不孕不育。她眼皮一抬,老大不高兴:
“地不肥,怎么长苗!”
后来得知这位大夫平时喜欢读武侠小说。
见过一个人,全程用浓郁的家乡口音吹嘘自己。他说自己开讲座,很受欢迎,现场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可惜他说出来的却是:
“驴鸣般的掌声”。
多妙的一个反讽。只是委屈了现场那些很有修养的听众。
跟一个朋友相见,他的朋友恰好也来了,还是我的江西老乡。聊得欢了,这位老乡开始冲着我冒金句:
“你跟他是好朋友,我跟他也是好朋友,我们俩也要成为好朋友。这样才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估计这位仁兄的语文课是数学老师教的。
跟一位从事宣传管理工作的领导接触过,他用一套“猫狗论”述说着专业的道理。
现在的舆论环境大不一样了。吃公家饭的,八小时内外都要走得直,行得正,不要干些乌七八糟的事,抱着侥幸心理,想着蒙混过关。这么个道理,这位山东大汉脱口而出——
“三个猫,六个眼”。
得知道,身边的“猫”不少,不是一只、两只,不仅在明处,还在暗处。而且三个猫,都很健康,一只猫两个眼,盯得紧,还心怀绝技,手机就是轻便“武器”。反过来说,行得正,走得直,不必心存寂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猫”都看着,心如明镜。
这么说话,不是耍小聪明,是大智慧。
2016年9月底,我到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卓洋乡庄里村采访。村支书周炳耀在抗击台风“莫兰蒂”时牺牲了。出事的那天,雨下得特别大,多少年一遇,最大降雨量多少毫米,数据确凿。
74岁的村民周传义不关心这些,他说:“你们读书人不是说‘倾盆大雨吗?那天不是这个样子。要我说,是‘倾缸大雨!”
当时,电视剧《西游记》龙王作恶的画面不由得在脑海中闪现了。
女孩子找对象,大致来说,要么找有宝马有豪宅物质条件好一点的,要么找无房无车但情投意合一起看流星雨的;要么找“我爱的”,要么找“爱我的”;要么找老实巴交的,要么找爱折腾的。
有个川妹子问:“你说我找男朋友,是找务实一点的,还是找务虚一点的?”
当时就给愣住了:还有这么说话的?
真好!
在江西九江的高速路上看到过一块标示牌:
“开车看手机,事故跟着你。”
直截了当,让人瘆得慌。坐车的也乖乖把手机放下,正了正身子。
还有更惊悚的。
从云南昭通市区到大山包景区的途中,有一个“U”形急转弯,侧面就是悬崖。路旁立着一个牌子:
此处翻车
死亡2人
当时我坐在车上,昏昏欲睡,一晃而过的这两行字,猛的,甩来一个耳光。
我老家赣北的方言很涩的,外地人听着都是懵的。自己说习惯了,也就亲切了。甚至有些字眼还令人着迷,比如“結实”。
“结实”,词典释义有二,即“坚固耐用”“健壮”,都是形容词。但在我的老家,“结实”化用为副词。典型的例子就是“结实好冷”。太冷了,冷到什么程度?用一个“好”不够带劲,再加个“结实”,寒冷的程度给加宽加粗加厚了,冷得密密匝匝、严严实实,横到底,纵到边,不留一丝缝隙。endprint
“风结实好大”“水结实好热”“他的学习结实好厉害”“这个人结实好差劲”“那只牛跑得结实好快”……
不承想,在汪曾祺的笔下,“结实”也化用为副词,而且力度更深了一层。
《故里杂记·榆树》,写侉奶奶一年到头,三顿都是喝粥,就着自己腌的、咸得发苦的红胡萝卜。
也有改善生活的时候。不过不是俗常意义上的节日,而是过继给她的侄子“牛”登门之时。侉奶奶都要上街的,切二百钱猪头肉,用半张荷叶托着,再买几根大葱、半碗酱,就着“牛”带来的三斤重的一块锅盔,“娘俩就结结实实地吃了一顿山东饱饭”。
就“结结实实”,杨红莉分析道,这个字用得“极其准确”。
一则,与照得见人影的稀粥相比,这顿饭本身很“结实”。
二则,传递出两人吃饭时投入专注的神态。
三则,写出了生活的悲苦,“只不过是锅盔、猪头肉、大葱、酱,就足以让辛苦、善良的母子‘结结实实地享受一回,就足以安慰他们的精神,他们对生活的期待该是多么微渺,他们的生活质量又该是怎样地低劣!”
结论是:“一个‘结结实实就将一个人、一种人、一批人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准确地传达出来了,同时,将一个丰满充盈的生活世界也暗示出来了。”
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是一台机器,任何一个零部件他都要自个儿设计、制作、打磨、清洗、安装、调试,全方位掌控、全流程参与,就是要让它们个个“生龙活虎”,在各自岗位上“意气风发”。
这就是为何“汪氏机器”运转得水灵、欢快、久远的原因。
汪曾祺在名篇《受戒》中写道:“这里的习惯,牛卸了轭,饮了水,就牵到一口和好泥水的‘汪里,由它自己打滚扑腾,弄得全身都是泥浆,这样蚊子就咬不透了。”
这事,曾经是我每到夏季傍晚的一项规定动作。
牛也知道的,撒欢的时刻终于来了。前往“汪”的路上,起初还有些矜持,悠悠然,低头款款迈步,闲散的姿态,偶尔抬头,望一望落日余晖洒下的金针银线,余光瞄一瞄我这个小主人,“昂——”,尽管劳作一天,身子也乏了,底气略显不足,但还是很有“牛教”。
眼看“汪”就在眼前,顿时就零乱了,脖子是直的,步子迈得急促、密实,打打打打打打打,惹得我手头的牛鼻绳一紧,牧童放牛的传统意境遭遇断崖式破坏,只能跟着跑了起来。
冲入“汪”的那一瞬,一声闷响,天摇地动。浊水混着泥浆,朝“汪”外四溅,蹦得几尺高。“汪”的近处,是备有大石块的。我速速把牛鼻绳系在大石块上,以防它中途逃窜。(要说,这是对牛们多么的不信任!又是多么的不懂“水牛心理学”!)再退至三五米开外,将它的“打滚扑腾”细细地看。
真是享受呵!左边身子来一下……起立。右边身子再来一下……起立。前腿跪着,闷头冲,撞墙般果敢、刚烈……闭上眼睛,晃晃脑袋,狠狠甩个几下子。
“吃——”——一聲长吁。
卸下千斤担,且忘心事稠。
夫复何求!
星星点点,咬碎黑幕,眨巴眼睛。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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