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压冬云白絮飞

程绍国 生于1960年，温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九间的歌》，散文集《双溪》《跋涉集》《暮春集》，代表作有散文体传记《林斤澜说》。

1948年，潘大平老师离开国民党军官的父亲，到温州山区藤桥、泽雅一带山上闹革命。他的父亲是个开明的营级军官，那时的国民党腐败，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对儿子追随共产党打游击，军官不予阻拦。这时潘大平老师17岁。

次年，他就风风光光走进市委机关工作了。天有不测，26岁时，官不大不小，他当上右派了。有个成语不是叫“风华正茂”吗，他就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背上墨黑墨黑的大石头。

1968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在一个黑蝙蝠似的从前的佛殿里，潘大平老师开始教我了。他那时是37岁。

潘老师当上右派的原因，我一直不知道，就是说，我50年来一直没问，不敢问。学生怎么敢问老师怎么当的右派，长大了不敢，是怕触痛他。再后来就是问也没意思了，反正就那么一回事。

老师的夫人林抗，不是右派却胜似右派，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罪名，像风中一枚橄榄，从法院树上掉下。本要把他们放到永嘉县深山坳底的，但我们村里人心疼，潘大平父辈是双溪村走出去的，潘大平好歹是我们双溪村的“读书人”，乡人强烈要求，才把他们要了过来。

潘老师劳动改造，却是我们的福分。那时的小学老师，多是小学毕业，没有像潘老师这样，是高中肄业的。我见过一个老师教体育，自己示范“一、二、一”，还左手左脚、右手右脚同时起来的。

潘老师教我什么呢？他教什么都不在话下。语文、算术、音乐、体育，我已记不得还有什么了，反正什么都包了。我记得平生第一节作文课，潘老师讲了一个“杨根思的故事”，让我们写下来。这下我们就有东西可写了，谁都不怕写作文，只有语法和修辞方面还存在问题了。他对我写作的培养，应该是最多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他已平反，在温州农校教书，今天中国文坛当红的小说家哲贵，就是他农校的学生。

我还记得潘老师教我们音乐。西方有人说，经济之上是政治，政治之上是哲学，哲学之上是宗教，宗教之上是音乐。对吗？不知道。老师讲解了《七律·冬云》的时代背景和歌词意思。潘老师一发音，我们兴奋得身心颤动，感到了一种神奇。他音质醇厚，音色雄浑，他的颤音使我们想象春天里瓯江的绿水，两岸的杜鹃，天空放飞的风筝。

“雪压冬云白絮飞。”潘老师示范着唱这几个字。“雪压”两个字为一拍，唱到“压”字的时候发重音，但稍纵即逝，给人那“雪”弥天在“压”，但“压”得无声无息。“冬云白絮”一字一拍，可“飞”字就长了，“飞——”仿佛整个双溪村是雪，满天是雪，鸭毛一般银白的雪跳着舞步飞飘而下，到处飞，飞，飞。

接着唱“花”。“万花纷谢一时稀”。大雪纷飞，天冷地冻，原野沉寂，瓯江无声。打狗不出门，猪羊躲在栏内，布谷鸟冻死在路边。不见青草荆藤，桃树枝头挂着冰凌霄，柚树都躲在白雪里。哪来的“花”？没有，没有，“万花纷谢”。又是“雪”，又是“花”，只是“雪”，没有“花”。我们凭空冷起来，像是冻死了一般，缩拢了头颈，但冷得舒畅，冷得激动，冷得美丽，冷得心花怒放。

音乐课，又是人生初始极好的文学课，更是美学课。潘老师在落难中，“改造”极其努力。他沉醉在自己营造的美学之中，忘却了困厄，忘却了苦难，忘却了悲痛。他必须努力改造，而他把努力改造真正当作美好生活来看待。

学校在村东，他的家在村西。他的房子是租住的，是一般农民不住的，可以想象是多么的寒碜。外观低矮，里头旧报纸糊着，一架木棍做的梯子能够爬上二楼，二楼仄逼至极，能放一个谷仓，他躺在谷仓上面睡觉。有一天如厕，他掉进了一个破旧的茅坑里去……这些就不细说了。

他那么几个工资，却要养活四个女儿：梅格、希白、幸东、端嘉。我有一回偷偷揭开他家的锅盖，全是番薯干，黑泥鳅一般密密麻麻。但是全家干干净净，条理清楚，看去非常舒服。林抗师母番薯丝刨得又快又好，而且能把即将发臭的鲢鱼做得非常美味。她是作家林斤澜的胞妹。

潘老师的衣着，从来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冬天扣着风纪扣，夏天袖扣不散。他从来没有迟到一分钟，而且备课认认真真，他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识一下子全给了他的学生。后来我读初中高中，全在“文革”，老师马马虎虎的多，有的老师讲闲话就占去了大半节课。便是我自己，教了19年的书，风格不同，但我的认真程度，和潘老师相比，差距太大了。他有自己的纪律和作风，什么情形之下，都不能改变他的“品”。除却自学，我觉得自己接受学校教育，在小学学到的东西最多，最受用。

只是他当年“迂”。他认为反右是对的，自己是错的，自己好好改造是应该的。“大跃进”时候，他相信粮食亩产能够达到十万斤。一个农民，也就是我的二伯父，凭着朴素的常识，对他说：“大平，你是读书读‘厥了，你勿听人骗。把你赶到农村来，也是错的。”但他并不改变他的认识，认为反右是对的，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对的。林斤澜几次来温州，与他对社会的认识有所交流，和我说起他，总是欲言又止，“你的潘老师啊……”我也知道林斤澜的潜台词，我无奈笑笑。

他对社会对世界的认识，改变得很慢。“三中全会”到来，双双平反之后，拨云见日，他才慢慢地、慢慢地有了些自由人格。说是有了些自由人格，但又不能与林斤澜相比。林斤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多沟壑，世事澄明。潘老师近30年在双溪这个村庄，几近井底之蛙，他听到的是广播，读到的是报纸和领袖的语录。我想，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的。最近十多来年，我们共同语言日多。听他说，当年国民党的确是凶残的、狰狞的，倘若放弃一党之私，实行联合政府，该是多好的事情！他怀念当年的游击生活，怀念温州解放之前他参加的最后一场战斗。在岙底田塘头，他的战友陈岩星、张文弟、周金连、吴考生、林岩彩、吴成云、周定法丢了性命。相比之下，他说他是幸运的。这是他人生一个节点，有惊喜，有光彩，别的节点他倒不怎么说话了。

我在报社，他要我到岙底田塘头去，把那个地方拍下来，把那场战斗写下来。我只好照办，做了整整一版。他的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不同的。这个沉重的版面，各取所需，他满意，我也满意。

我与潘老师的联系，学习、请教、探讨、交流，50年不断。他和我都向往祖国好起来，但怎么才能好起来，他和我是有分歧的。他明显有着有时代的烙印。他的人生，是积极的，向往光明的，忍辱负重的，堪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本。许多人只说约数，20年，其实1957年获罪到1979年平反，是整整22年。平反时，有人仍然蛮横地对他说：“当年给你戴上帽子是对的，现在给你摘掉也是对的！”潘老师胸口很懑，悻悻回家，但总算平反了，他明显已经满意了。他说党好，知错就改，就是伟大。

潘老师对政治感兴趣，即便沦落在村庄，他也紧跟目不识丁的村头儿。他先后不止十次对我说，一个公社副书记，在一个工地上当众表扬了他。我听得多了，每每心生寒意。原来的他，是有政治抱负的人，而26岁到48岁完全是人生最美丽的中段，中段完全被猫叼走，被狼嚼烂了。叼走就叼走、嚼烂就嚼烂吧，他有他的政治信仰，起码他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他的身板永远是笔直而昂扬的。

潘老师不幸之中有大幸，起码说，村庄农民对他这位“读书人”是尊重的，妻女始终在身边。不像其他多数右派，生离死别，受尽凌辱，生不如死，命断天涯。

我给他过80岁整寿时候，他已坐在轮椅上，他的生活质量大不如前，这使我非常心酸。从坐轮椅到躺下起不来，又是六年，这使我更加心酸。而我每回看他时，他精神很好，说自己还是幸福的。最后在医院，我和哲贵去看他，他插许多管子，眼神空洞，神智也不怎么清楚，但凭声音竟说我是“双溪猪”（我属猪），还说自己是幸福的。我有什么话可说呢？是的，他人生的基本色就是两个字：乐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救药的性格。当然，病重期間，女儿梅格、希白、幸东、端嘉始终在侧。我同我的老师有说有笑，我说什么他不一定明白，他笑什么我也不一定懂。而我，心里想望他早一点“走”，真的，九天也好，九泉也好，越快越好。我悄悄对幸东说，不超过一个月，后来我又对幸东说，不超过一星期，都被我说准了。

他是2016年2月28日去世的，他的骨灰埋葬在双溪村。埋葬在双溪村，我以为是最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