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世界的边缘，心灵世界的中心

赵飞

赵 飞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现就职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曾在《文艺报》等期刊发表有文章，参编有《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等。

“世界的世界”，这样一个念上去有些拗口的题目，是李达伟散文新作的名字。我很好奇，这位一向擅长用长篇散文书写云南边地和云南少数民族边民生活的作者，这一次又会为我们展开一个怎样的“世界”？

李达伟出生于云南剑川，是一位土生土长的“85后”白族小伙儿，在那片海拔2000多米，山地面积接近90%，以白族和彝族为主要人口的土地上，李达伟度过了自己开始文学创作之前20多年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纵观李达伟“出道”以来的作品不难发现，几乎每一部都是作者在那片土地上生活和思考的记录，都与那一片边地和边民紧密关联。《隐秘的旧城》写的是剑川县城老城，《潞江坝：心灵书》则把目光投向了云南保山潞江镇一带，他曾在那里教书数年，也正是从那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后来的《暗世界》和《民间》，也一脉相承地书写着作者行走在云南大地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而这一次，李达伟再一次，却也是第一次把凝视的目光直接对准了那片高山草甸上不同“世界”之间的碰撞，用李达伟自己的话说，他和族人是生活在山脚的白族，有着白族人自己的世界和对世界的认知，而生活在山上的高山彝族，则有着他们的另一个世界和对世界的认知。看似一个整体的高山草甸，山脚和山上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于是在独处的时光里，李达伟便萌发了创作这篇散文的初衷：“想呈现两种民族不同的生活状态，关于人类生存的不同经验，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与我们生活状态的变化，想对这两个世界里不同的生活状态、生存经验，进行一点个人化的思考。”

可作家自己的话往往不大可信，先入为主的阅读往往是危险的，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作品自己到底说了什么。

一、父与子、人与人的两个世界

“我意识到已经不能以纯粹的牧人身份再次出现在那里。我远离了那些高山草甸峡谷很长时间。我在种植中草药的人中看到了父亲。”《世界的世界》以在学校教书的“我”假期回到父亲身边开篇，让人以为又是一篇书写父子关系的散文。似乎确实是这样，文章的开篇，当“我”和父亲分别了很长时间再次相见的时候，横亘在父子之间的是一道巨大的、无法消除的鸿沟。这道鸿沟，有身份上的，“我”作为一名回乡的教师，牧人的身份只是暂时的，“我也意识到自己只能短暂地帮父亲分担一些事情，而时间这么短暂，其实并不能真正分担什么”。也有年龄上的，“我”离开的这些日子，父亲渐渐衰老，“开始接受了一些现实，他感觉到了身心俱疲”。当然，还有父与子之间天然的隔阂与代沟。所有这些组成的鸿沟，把“我”与父亲二人隔成了两个世界。“我”与父亲长时间的无话，在黑暗中，与父亲躺在两张正对着的床上，“很想掏心窩子一会儿”，但终究，两人都感觉到了横亘在两张床、两个人、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感觉到了打破这道鸿沟的无力，以及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的无奈。

二、白族与高山彝族、族群与族群的两个世界

父与子、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困难的，但作者的思考和想要探讨的显然不仅于此。在讲述完“我”与父亲尴尬的父子关系之后，作者的目光随着“我”放牧的脚步，来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世界”，“我”在高山草甸上加入到了自己族人放牧的队伍中。从开始时的沉默，到后来的滔滔不绝，喋喋不休，“我”很快就消除了距离感，融入到了自己的族群，那是一个“我”原本就很熟悉的世界。但在放牧过程中遇到的高山彝族，却是与“我”的族群有着不同生活习惯和放牧方式的另一个世界。放牧过程中的长时间接触，让两个族群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他们互相学习，互相模仿，互相融合，也互相影响，从饮食、语言，到放牧方式，再到对世界的看法和认知。这是两个族群、两个世界的交流与碰撞，这样的交流与碰撞，在作为个体的“我”的内心产生了奇妙的感受：“有那么一会儿，我忘记了山下的世界。”对山下原本属于自己族群的世界，“我”暂时没有了牵挂，甚至感觉到如果没有人刻意指出，“你将会看不出我们之间的区别”。

看起来简直构成一种反讽：个体与族群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反倒比个体之间有着血缘关系的父子来得容易。但作者的笔意显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随即对这样两个族群的融合产生了新的疑问与困惑：当两个原本不同的世界在时间的长河中变得越发趋于相同，比起无法沟通与交流，会不会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危机？更进一步的，这样一种危机，恐怕不仅仅来自于两个族群之间的融合，彝族火把节鸣枪的习俗已经消失，我们不再穿白族服饰，他们也早已不再穿彝族服饰，“只有在婚礼上，我们才看到仍然坚守的服饰上的差异”。而我们都不敢肯定——我们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三、自然与现代、山里与山外的两个世界

文章进展到这儿，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笔下更大的格局，“我”与父亲的隔阂也好，族人与高山彝族的趋同也罢，用作者的话说，都只不过是“小世界”。在这些“小世界”背后的，是更大的现代文明世界与农牧文明世界自然生存状态不可避免、无法回避的碰撞。

“外地人”作为一个新的存在，出现在了山里的世界，他们当中，有一些建造了风力发电塔，有一些则是来砍伐古木的。起初，“我”羡慕他们的状态，想跟他们谈谈，但建塔人把塔建好之后很快就离开了，回到了山外的世界，只剩下“我”一眼就看出了那座塔与眼前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无法消解的东西”。“我”羡慕山外的现代文明，但“我”清晰地意识到，“我”与那些“外地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对眼前自然世界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作为异质的现代文明的进入，为山里的世界带来了一个更为复杂和深刻的问题：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抗拒还是迎合？

但很快，“我”意识到这似乎并不成为一个问题，至少对除了“我”之外的大多数其他人来说，这并不成为一个问题。没有人告诉那个外地人不要砍伐古木，也没有人能阻止风力发电塔的立起和废弃，而牧人们早已不再到处转场，他们改变了放牧的方式，在山谷中建起了房屋，开始固定的“放牧”牛羊。甚至连一只鹰都很快适应了那座新建起的发电塔，安然地停在上面，只有“我”，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最后的、暂时的放牧中，孤独地思索着这些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仿佛“我”才是那座闯入的塔，“我”才是一个真正的异质者。而即便是“我”，当“我”凝视羊群的瞳孔时，也感觉到了某些“永恒的东西”正在“我”的内心慢慢崩塌，意识到了“放了这么多年的羊，总有一天是要与这个身份诀别的”。

文章就这样在“我”反复的、自言自语似的思考与“何去何从”的困境中戛然而止，而这些看似自言自语、完全个人化的思考，终于把“世界”的真正含义呈现在我们面前：“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在大地上孤独行走的悲观主义者——“我”一直都游离于也终将游离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之外，既不属于山外的世界，也再无法回到牧人的世界。原来，所有“世界”的对峙，都不过源于“我”的内心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对峙。于是，正是在那一片边地的高山草甸之中，在那些少数民族边民的生活之中，在现实世界的边缘，“我”看清了自己的位置，看到了自己与父亲、自己与族群、自己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触摸到了自己心灵世界的中心。

跳出作品的世界，再谈几句题外话。

常常听到期刊编辑抱怨，当下散文创作的同质化严重——故乡、童年、人情风物，无外于此，对少数民族或边疆地区的书写，又往往沦为符号化的猎奇或者个人情感不知节制的流露，通篇只读出狭小的个人关注和渴望倾听的焦虑与孤独。

诚然，对大多数写作者而言，原乡记忆都是无法抹去的创作印记、创作源泉，但问题是，如何让自己的故乡联通他人的故乡，如何用自己的世界打通他人的世界。跟上述那样的作品相比，《世界的世界》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可能的道路。但，同样的问题是：是停留在故乡的原地一直守望歌唱，还是应该继续前行，走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去？

难说，因为两条道路都危险，得看时势使然，也要看作家的造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想要看到更大的世界，就不能一直留在原地，凝视的目光和放牧的脚步，就要走得更远。如果做好了准备，那就不妨出发，因此我姑且大胆地希望，李达伟的下一部或者再下一部作品，也许能带我们看到一个更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