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俱乐部”是怎么崛起的

谭保罗

2021年，中国共有24座城市突破万亿元GDP大关，被人们称为“万亿俱乐部”。

12这个数字的倍数，总是对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比如12生肖、24节气。同样，万亿城市达到24座，也可以看成中国城市化或者说大城市化的进程，已经来到一个新阶段。

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居住人口来看，这些城市都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核心城市群体。除了中国之外，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找不到数量如此众多，纬度跨越幅度和区位差别如此之大的核心城市。

数字24，其实是一种偶然。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可能到2022年，万亿城市的数量就是25或者更多。然而，站在24座万亿之城浮现的时间节点，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城市不断进化和分化的一些隐秘逻辑。

城市的能级

24座万亿城市，可以分为四类，这种分类折射了它们崛起的逻辑。

第一类是一线城市。上海（4.23万亿）、北京（4.03万亿）、深圳（3.07万亿）和广州（2.82万亿）这四座一线城市，在经济总量和质量上，依然是中国所有城市的排头兵。

此外，重庆和苏州双双晋级“两万亿俱乐部”，GDP分别达到了2.79万亿和2.27万亿，尤其是重庆的GDP正接近广州，但考虑到区域面积、人口数量，特别是城市内部的产业结构等因素，重庆暂时还很难说是一线城市。

同样，苏州的GDP近年增幅很快，但作为一座工业城市，它的“能级”和北上广深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实际上，苏州的快速崛起和它长期接受一线城市上海的辐射正是密不可分的。

除了一线城市之外，其他万亿城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直辖市，天津和重庆。天津2021年的GDP为1.57万亿，排在了南方四座省会城市成都、杭州、武汉和南京之后。即使用GDP除以常住人口得出人均的GDP，天津的排序和这些南方强省会相比，也并不靠前。

直辖市和强省会在经济上的崛起，一定程度上的确得益于行政地位为城市带去的资源优势，这是一种行政地位的能级。

重庆作为最年轻的直辖市，总给人一种很“生猛”的感觉。在产业发展上，重庆的确可圈可点，并非完全是因为地域大、人口多才显得经济总量大。仅以笔记本电脑为例，到2021年，重庆已经连续7年产量全球第一。近年来，这座城市每年都生产了全球1/4到1/3的笔记本电脑。

相比而言，同为直辖市的天津，近年来在产业发展上则“低调”很多。实际上，天津有传统的工业基础，在1990年代更是吸引了摩托罗拉等一大批全球巨头前来投资。此外，天津临近海岸线，区位优势也不比深处内陆、位于四川盆地边缘的重庆差。在这个意义上讲，天津的确有点特殊。

第二类万亿城市，是省会和计划单列市。

在南方省份中，主要的经济大省如江苏（南京）、安徽（合肥）、福建（福州）、浙江（杭州）、四川（成都）和湖北（武汉）等的省会，都成功晋级万亿。在北方，只有山东（济南）、河南（郑州）和陕西（西安）三个省的省会进入万亿之城的行列。

山东、河南拥有巨大的人口基数，两省分别为我国第二和第三人口大省，人口分别达到1.02亿和9900万。我国人口第一大省是广东，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1.26亿。作为山东和河南的省会，济南和郑州自然可以积聚全省的资金和人口，崛起为强省会，经济总量走高并不意外。2021年，濟南和郑州的GDP分别达到了1.14万亿和1.27万亿。

西安比较特殊。陕西的人口只有3900多万，不到山东、河南的一半，但西安的GDP却和济南、郑州相差不多，为1.07万亿。为什么西安这么牛？最主要的原因是，西安并不完全靠省会的政治优势集聚全省资源，而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业底子。

在1950年代，“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中，西安市一座城市就达到了17项，占比超过10%，成为全国安排苏联援助项目最多的城市。西安成为“幸运儿”的重要原因，很大程度在于深处西北内陆，在国防意义上比较安全。

在这些工业底子之上，西安成为了北方重要的军工城市，其电子、航空等产业尤其强势。而且，近年来，这些产业愈发受到国家的重视，一直都是国民经济中的强势产业。

相比而言，沈阳、长春等东北城市同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幸运儿”，但它们以钢铁、汽车等传统产业为主，在动能转化的时代，转型会比较吃力，而西安却可以做到“恒久弥新”。实际上，沈阳、长春、哈尔滨和大连等曾经的东北工业重镇，的确没有一座城市在2021年晋级万亿俱乐部。

直辖市和强省会在经济上的崛起，一定程度上的确得益于行政地位为城市带去的资源优势，这是一种行政地位的能级，而另外两类城市则有更多的市场化色彩，一是计划单列市，二是超级地级市。

市场的力量

目前，我国有5个计划单列市，从北到南分别是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和深圳。其中，深圳作为一线城市，早已超越了计划单列市的能级，不在这里讨论。在其他四座单列市中，青岛和宁波进入了万亿俱乐部，而大连和厦门没有进入。

2021年，青岛和宁波的GDP分别为1.41万亿和1.46万亿，而大连和厦门分别为7825亿和7033亿。同为计划单列市，大连和厦门的体量几乎只及青岛和宁波的一半。尤其是大连和青岛两座城市，曾一度同为环渤海地带的两颗明珠，而如今的发展差距有点大。

即使排除规模因素，大连也明显低于青岛。大连的常住人口为700多万，青岛约为1000万，而后者的GDP差距几乎是前者的两倍，那么，就可以看出两座城市人均GDP的差距也非常大。

为何会有这种差距？经济结构和市场的力量使然。提到大连的产业，普通人很难想到特别出名的公司，王健林的万达或许算一个，但这家公司的实际总部其实已经在北京。另外，人们还可能想到大连承接了日本IT公司的软件外包。除此以外，大连暂时还缺乏在全国范围内有足够辨识度的企业或品牌。

青岛就不一样。提到青岛，至少可以想到海尔和青岛啤酒这两大品牌，还有知名企业家张瑞敏、周厚健。从1990年代到21世纪的前10年，差不多20年的时间，是中国家电产业黄金时期。深圳和青岛是全国主要城市中，最知名的两个家电重镇，深圳有创维、康佳和TCL三家，而青岛同样有海尔、海信和澳柯玛三家，和深圳势均力敌。

家电是充分竞争的行业，在这个领域做得好，至少说明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啤酒行业也遵行这个逻辑，没有市场保护，充分竞争，意味着企业的运营必须最大限度地市场化，才能生存。

超級地级市的崛起更多是基于一种来自民间的、平等的横向协同和资源共享，而非基于自上而下的垂直赋权或者资源倾斜。

在青岛，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曾被称为工业的“五朵金花”，到今天，它们所在的行业早已没有互联网和“硬科技”那样吸引眼球，但这些和消费者密切相关的行业，比如家电和快消品，所以有着一个巨大的优势——永远都有消费者需要它们。这意味着无论产业怎么变革，拥有这些产业的城市一直都会有较强的抗周期和抗风险能力。

青岛既没有强省会的人财集聚优势，也没有直辖市的政治能级，却在中国北方地区，于经济总量上始终稳居第三名。北方地区GDP的前两名，分别是两大直辖市北京和天津。某种意义上讲，青岛代表了中国北方的一种市场力量和企业力量。

最后一类万亿城市是那些超级地级市，它们屈指可数，主要分布在广东和江苏两大经济强省。广东的佛山和东莞，江苏的苏州、无锡和南通，进入了万亿俱乐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超级地级市都有着两个特点。首先，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地理空间上，无不位于一个巨大的城市群之中，接受着更高能级的城市（上海、深圳和广州）的辐射；同时，也和其他城市之间进行着协作，特别是产业转移，比如上海将跨国企业的制造环节转移到苏州或无锡，而深圳同样将一些硬件企业转移到了东莞，华为的东莞松山湖基地就是典型。

其次，它们的制造业都非常发达，每一座城市都拥有着辨识度极高的产业集群。佛山是陶瓷之都，除此以外，佛山下属的顺德，还拥有全球最大的家电企业美的集团。东莞更不用说，它是全球知名的“世界工厂”。

苏州是亚太乃至全球电子企业的集聚地，也拥有著名的向新加坡学习而建立的苏州工业园区。无锡则拥有庞大的纺织和五金产业集群，近几年位居我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南通的纺织集群也极度发达，早在1899年，我国近代著名企业家张謇就在家乡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

可以说，制造业集群和城市协作这两点，是超级地级市崛起的“双轮”，而且两者之间互为因果，互为促进。实际上，无论是制造业集群的崛起还是城市之间的产业协同或辐射，都主要是市场力量自身发挥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超级地级市的崛起更多是基于一种来自民间的、平等的横向协同和资源共享，而非基于自上而下的垂直赋权或者资源倾斜。

也正因如此，万亿俱乐部中的那些行政能级最低的地级市的崛起之路，或许最值得我们去观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