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哪有什么穿越者

何子维

王莽的面目一直晦暗不清。作为古代中国最高掌权者中最特殊的一人，王莽是改革家、空想家，還是左派儒教士、早期社会主义者？自20世纪以来，因社会观念的激荡，他被不同评价拨弄为一只摆动的钟摆，甚至还出现了“欲言又止、矛盾反复”的状况。

新锐文史作家张向荣以其新书《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以下简称《祥瑞》），试图把被传统偏见钉到牢笼里的王莽释放出来，让其呼吸站立，举起火把，照亮两汉之交时代的剧变阴影。

透过光亮，辨认王莽的面孔是高尚抑或伪善，追梦抑或贪婪，深刻抑或急躁，开始变得可以被搁置。或者说，相比简单地贴上某某标签盖棺定论，被选中的王莽如何应对时代挑战，西汉与新莽政权之间如何碰撞、消解与嬗变，这个过程，更为惊心动魄。

符合逻辑的常人之思与坚实的历史事实陈列本身并置在一起，让《祥瑞》一跃成为2021年度历史佳作。虽然张向荣未曾预计写作的成功，但毕竟，重访那个传说中“王莽谦恭未篡时”的机会，谁也不应错过。

儒家思想的“猎物”

南风窗：能否先谈谈你的学思历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王莽和他的时代以及儒学的？

张向荣：2010年前后，我写的博士论文是以两汉为背景，谈汉代《诗经》，论两汉儒学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时便很容易注意到，王莽在两汉儒学与政治的关系中扮演的枢纽角色，但历史上，侧重从儒学变迁书写王莽的却很少。

时间悠悠，近几年非虚构写作的浪潮令无数前辈的历史非虚构作品在眼前展开，让我想到那一小段学术历程。时空的交错与启发下，《祥瑞》诞生了。

南风窗：写了多长时间？

张向荣：得益于部分内容在读博期间有研究基础，纯粹的写作时间大概一年多。我是名上班族，工作日的白天要养家糊口，写作只能放到晚上和周末。写书期间我的女儿出生了，有时候还得等到她入睡后才开始写作。

除了偶尔睡眠不足，写作的过程还是很开心。我一直期待写长故事的契机，期待将一个人以及那个人的时代掰碎了看透彻，这是个挑战，也是抵抗虚无的方式。

南风窗：随着研究的深入，王莽这个人物越来越立体地呈现在你面前，他会让你惊讶吗，最惊讶的是什么？

张向荣：印象里的王莽是篡位者、空想家、小丑式的人物，就连连环画也将其画成一个欺负小皇帝刘婴、凶神恶煞的模样。直到写博士论文，读了《汉书·王莽传》，我非常惊讶王莽还做过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要说最惊讶的，莫过于他对家庭的摧残。几乎找不到像王莽这样会把所有继承者“弄死”的皇帝。杀死至亲，在武则天、唐太宗身上发生过，但残忍到把所有继承人，包括侄子全部杀死或逼其自杀的，王莽是独一无二。

王莽的二子王获因杀死一个奴婢，被王莽逼迫自杀，是一例典型。在那个时期，奴婢是可以买卖的财产。王莽此举在今天看来有点小题大做，但恰好证明了儒家思想对王莽的极度影响——逼子自杀，不是王莽的虚假大义灭亲，而是一位父亲以“仁者爱人”的儒家伦理迫使儿子羞愧自杀，是对亲人的道德救赎，是对儒学的忠实实践。

我们可以理解为，王莽自视为儒家圣王之躯，该躯体里住着的不仅是王莽自己，还包括他的家人。一旦家人做出有违儒家伦理之事，那么，王莽就会像改造躯体某个缺点一样，不惜除掉某位家人。

凡此种种，王莽在脑海中活了过来。他不再是篡位者，而是一个以儒家圣王自诩并死心塌地笃信的“怪胎”，要用儒家教义来拯救危亡。好似儒家灵魂不断在历史中寻找肉体投胎，王莽是被选中了的完美猎物。

南风窗：在书里你用了一个现代心理学术语“神经症人格”。用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历史人物内心的想法和动机，刺探王莽的多面性，这很时髦。

他不再是篡位者，而是一个以儒家圣王自诩并死心塌地笃信的“怪胎”，要用儒家教义来拯救危亡。好似儒家灵魂不断在历史中寻找肉体投胎，王莽是被选中了的完美猎物。

张向荣：写的时候我正好在看有关神经症人格的书。我发现对该症状的很多细腻描述，与王莽的行为相吻合，焦虑又偏执，傲慢又自卑。可惜没有办法与王莽见一面，只能隔空诊断。我写了进去并做了注释，或许这些解释史料的新方法能让读者也更有代入感。

南风窗：除了你正在读的书，还有生活状态和心境，比如你刚提到了女儿的出生，对你写这本书有影响吗？

张向荣：这确实太巧了。自女儿到来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再看待王莽与他女儿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有感触。所以《祥瑞》出版之后，就有读者告诉我，他比较喜欢读王莽和他女儿那一段。

王莽跟他女儿的关系其实很差。女儿厌恶王莽，毕竟女儿少年守寡完全拜王莽所赐。王莽则有千般悔意，更有万般疼爱，几乎在恶劣的人际关系里面，女儿是他唯一愿意付出真情的出口。最后，《汉书》用“敬惮伤哀”四个字来描述这对父女之间的关系，这是何其的准确。

南风窗：“莽敬惮伤哀，欲嫁之。”

张向荣：对，这和王莽对他的儿子完全不一样。在我成为父亲后，一下子就理解了。父亲能容忍女儿对自己做的任何事情，哪怕她突然冲过来，一巴掌把我的眼镜打下，我也不会生气。

我也有意在《祥瑞》中让女性的出场率高于传统史书对女性的描写。比如王莽的王氏家族作为西汉的外戚，王政君等女性家族成员的事迹，其实都对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却往往着墨不够。

背后的导演

南风窗：受到帝制时代主流思想的影响，在过去常见的叙述里，王莽对权力的欲望是非常夸张的，说他为夺取西汉政权，处心积虑、蛰伏多年。《祥瑞》似乎试图打破这种印象，你是如何考虑的？

张向荣：依托史料，人物传记常常流于“成功学”叙事，我希望跳出此思维，不围绕王莽的成败，不强调王莽的权术，不评述王莽的长处与弱点，而是将其放在儒学发展的脉络中，关注这个人对时代的文化、观念与权力的作用。

但这确实不好处理。有读者说《祥瑞》看了三分之一还没有谈到王莽，而是用了很多篇幅来解释儒学变化，只有看完才明白意图——不讲清楚儒学，就没法理解王莽。

西汉在建立之初就不断遭遇历史遗留问题的挑战：一是政权的合法性在哪里，所谓“建国”；二是政权如何组织，所谓“建政”。因此，无论主动或被动，西汉的所有统治者、官僚以及士大夫一定会去回应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被逐步回应的过程，就是王莽得以登台的背景，也是儒家独立作为统治思想的嬗变过程。

南风窗：就像你的观点，如果王莽是这本书的主人公，那么儒学就是背后的导演。

张向荣：是的，同时这还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认识儒学的问题。

我身边有不少朋友认为，儒学从孔子以来就是现在理解的这样，从诸子百家后没有发生过变化。实际上，儒学不停在演进。以近代来说，五四期间人们对儒学持否定态度，著名的经学研究家周予同先生就曾满怀激愤地写下《僵尸的出祟——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呼吁：“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已大可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到了本世纪，学术界的认识和研究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儒学的态度逐渐正面化，而且还得到了强调。

儒学不断塑造着普通人的观念。应运而生的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说辞也纳入了儒家思想，最终，这套时人皆信的说辞，让上天通过祥瑞、符命来确认了王莽的天命和合法性，又通过灾异来确认了汉朝的没落。

我们应该始终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儒学，回到汉朝就更加直观了。刘邦时期，儒学只是为了让仪式有秩序、无足轻重的司仪，谈不上在思想上对帝国有影响，刘邦还曾往儒生帽子里撒尿。到了文帝一朝，儒学的境遇有了显著变化，汉文帝重视对儒家经典书籍的搜求、整理、研究和推广。汉宣帝之后的几位皇帝则已完全被儒学征服，不断对标儒家实施祭祀、宗庙等制度改革。皇帝如此，大臣更不必多说，儒道逐渐占据了社会主流。儒学不断塑造着普通人的观念。应运而生的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说辞也纳入了儒家思想，最终，这套时人皆信的说辞，让上天通过祥瑞、符命来确认了王莽的天命和合法性，又通过灾异来确认了汉朝的没落。

南风窗：流行说王莽是穿越者，这个说法颇具戏剧性、荒诞感。但“穿越者”这个词是不是也透露了一种潜意识——我们总希望有一个来自未来的“神”，带领我们快速走出当下的困局？

张向荣：网友们指出王莽留下了很多穿越的“证据”，比如短裙、游标卡尺，其实这些看似新奇之物未必是王莽造的，而是我们作为现代人把古人看得太古了。

穿越作为文化现象，抛开纯粹讲儿女情长的穿越小说，还有很多严肃类穿越文本。这种穿越带着某种政治色彩，会考虑去了过去要如何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看待王莽时，确有这方面意图。

另一方面，大家从王莽的改革里看到了很多现代制度性的东西。比如，胡适认为王莽制定的诸多政策具有近似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胡适所言的是当时欧洲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现在说的社会主义自然不是一回事。但可以说，王莽的行为看上去和社会主义的某种价值追求相符合，如追求公平正义、消除贫富分化。只是要注意，王莽的动机来自儒家。

悬置的乌托邦

南风窗：如果现在有机会，你可以穿越到王莽时代，穿越至王莽改革之前、去实现他的儒家宏愿之前，你会对王莽说什么？

张向荣：如果穿越见到王莽，我会劝他的改革别操之过急，但估计他很快就会把我杀掉（笑）。

作为后来人，我们都知道王莽的改革失败了。然而，哪怕把东汉刘秀的治理方式整理出来告诉王莽，“刘秀跟你其实差不多，只是慢点、中庸些”，也于事无补。历史不允许假设，王莽和刘秀面对的社会问题背景大相径庭。刘秀建立了东汉，做事的逻辑和方式其实都借鉴了王莽，但又从王莽覆灭中吸取了很多教训。比王莽幸运的是，东汉初经过几场战争后，人口变少，土地变荒，原来难做的改革，比如土地重新分配，刘秀及其继承人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博弈会容易些。

南风窗：从圣人王莽到全民公敌，关于王莽的失败，众说纷纭。但多数都是肯定了王莽天真的改革动机，却没有统一回答失败的原因。你认为，王莽改制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张向荣：今天制约我们对王莽做出公正评价的最主要因素是，史料太单一。比如王莽的土地改革，《汉书》里只有两三句话概括，其中的法令细则怎么写的只能靠猜。这就造成了评价难统一，大家各说各话。

中国的历代帝王在王莽之后都一定要回应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一定要标榜礼教，无论以什么形式，无论是否真心。总之，王莽的遗产就像悬置的乌托邦，成为后来帝制时期各位帝王的压力，也不断向所有人叩问：儒家的灵魂似乎还在，但身体在哪里？

普遍认为王莽改制的失败在于，短短几年改革全面铺开。这个判断本身没有问题，只不过还是过于宽泛。看得仔细一点，会看到在王莽的改革里情况不一。比如，土地制度改革下了一道政令，但根本没有推行；货币制度改革则是先改，改不好再改回去。所以，无论王莽的改革是停留在空想，还是实质推行下去又半途而废，我们说，王莽改革的失败与王莽新朝的覆灭，两者看似紧密结合其实是分开的问题。

王莽的那些改革除了折腾新朝，最根本弊端是没有解决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比如土地兼并、人民流离失所、私人奴婢过多过滥，而再造了一个秦皇汉武时期的内外危局。

当初，王莽能登台就是因为他有儒家圣王的承诺，人人都期待他会让国家变得更强大。压倒性的政治支持，意味着一旦理想社会的承诺没能兑现，圣王的形象便瓦解，王莽必然会被时代抛弃。

南风窗：你在书里总结道，“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现实，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驯服君主，是古代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砝码”。尽管王莽失败、新朝短暂，但我们不得认真讨论王莽的政治遗产。

張向荣：我认为王莽的政治遗产主要有三点。一是以和平而非流血的方式实现了政权转移，犹如儒家版本的“光荣革命”，是西汉政治儒学结出的最大也是最直观的成果。

二是对儒学发展的影响，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那种旨在驯服君主，用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来限制帝王，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渐渐失去了感召力。

三是新朝留给东汉甚至是整个帝制中国的遗产。日本学者东晋次在《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中有一个总结，大意说中国之所以成为儒教中国、礼教中国，王莽是转折点。进一步讲，吕思勉先生曾在《秦汉史》指出，两汉之交是比周秦之交更大的变局，因为王莽的出现赋予了帝制中国一个基因：必须符合仁政、符合儒家的政治理想。也就是说，中国的历代帝王在王莽之后都一定要回应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一定要标榜礼教，无论以什么形式，无论是否真心。总之，王莽的遗产就像悬置的乌托邦，成为后来帝制时期各位帝王的压力，也不断向所有人叩问：儒家的灵魂似乎还在，但身体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