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呼饱醉贱今古[宋朝士林将坛说]

陈 峰

一

说到宋朝的儒将，早期的柳开也算是一位。只是他一生特立独行，意识行为中夹杂着不少的新旧冲突，与北宋中叶的儒将张亢、刘平等人迥然有别，以至于身上总纠缠着许多真伪难辨的逸事传闻。

五代后晋天福十二年(947)，柳开降生于大名(今河北大名县)一个官宦人家。这大名城是河北腹地一个大都市，从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唐朝时属魏州所在地，也是祸乱最烈的河朔三大藩镇之一的魏博镇驻节地。

说起来，柳开的家世渊源非同寻常。河东柳氏是中古时代的一个显赫姓氏，早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已成高门大姓，开始活跃于南北许多地区，也出了不少风云人物。如在南朝官场，柳元景、柳世隆、柳庆远等人贵为公卿，子弟们也多占据清要官职，家族还与皇室联姻。在北朝，他们中既有在中央做高官的，也有在地方称雄的。唐朝时，士家大族在政治上已经走向下坡，不过在世人心中依旧保持着许多的尊崇地位。其中京师长安地区，柳氏与韦、杜、薛、裴等家并称显赫门第。后人最熟悉的唐代柳氏人物，大概就是文学家柳宗元和书法家柳公权了。如柳开不无炫耀的诗句所称：“皇唐二百八十年，柳氏家门世有贤。出众文章惟子厚(柳宗元)，不群书札独公权(柳公权)。”

祖上如何风光，都已是过去的辉煌。到柳开父辈时，家境虽还属于豪富一类，不过官位已限于中下级，更重要的是当时门第观念已经不再流行。他的父亲柳承乾最终做到监察御史，那已是宋初的事了。

大名所在的河朔地区，自中唐乱世以来兵火不息，强藩悍将打斗不已，故民风颇为剽悍，百姓习武蔚然成风。柳开虽是富家子弟，但受到当地风气熏染，自幼也喜好操弓舞剑，不仅练就一身过人的射箭功夫，而且胆子特别大。

说到柳开的胆子，少年时已经显露出来。《宋史》本传记载：后周末年，柳承乾任南乐(今河南南乐)县令。某日夜间，突然有强盗闯入家里，大家都惊恐不敢动，才十三岁的柳开抽剑就冲了过去。强人只得翻墙逃跑，结果被柳开挥剑劈掉两个脚趾。

改朝换代的事自古就有，尤其在五代时更不少见，“禅让”、兵变的悲喜剧不时上演。公元960年年初，后周禁军将帅赵匡胤再次“黄袍加身”，造就大宋王朝。正是大乱导致大治，宋太祖不满武夫轮番坐江山的格局，向天下释出了长治久安的新气象。柳开毕竟是世家子弟，自然明了世道人心所向，所以没有因尚武而荒废学业。

本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文坛也是荒芜已久。柳开自小就性格张扬，心高气傲，对当时浅陋的文风大为不满，读书作文遂以唐代韩愈、柳宗元为楷模，便起名肩愈，字绍先，大有延续“韩、柳”古文功业的志向。经典阅读多了，他深为先圣道统人伦义理所折服，于是奋笔道：“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就是认为“道”重于“文”，辞章华丽不如道理明晰。于是，他自觉学问升华，便改名为“开”，取字“仲涂”，立志再开“圣人之道”，又自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还以此署名著述。这都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他具有突破旧藩篱的新意识新主张。

年轻时的柳公子，已写出不少名篇，从而博得许多知名学者和官员的青睐，像大名知府王祜和翰林学士卢多逊都对他的文章大加赞赏。一时他声名鹊起，与另一位古文家范杲并称“柳、范”。又与梁周翰、高锡、范杲等名士并称“高、梁、柳、范”。对于柳开的文学成就，元人修的《宋史·儒林传》这样评价：宋初，杨亿等仍沿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自欧阳修出，倡导古文，王安石、苏轼、曾巩继之，“宋文日趋于古矣”。由此足见其在宋代散文史上不可小觑的地位，这当然都是后话了。

古来读书人大都遵循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教导，柳开属功名心特别强烈的人，不甘于仅仅扬名文坛，当然更要走这条道。彼时最方便的路子，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于是，在宋太祖开宝六年(973)，他报名科考。到底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一试中举，此时他26岁，是最终被录取的二十几人中的一位，可称得上是科场得意。

当年的柳开意气风发，自负学问深厚，文章无人可比。不过百年之后，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却写了一个故事，揶揄了他不少。说的是：柳开应举考试时，相当狂傲，将自己的干轴作品载于独轮车上，径直投于考宫帘前，想以此惊世骇俗。另一位叫张景的考生，仅携文章一篇拜见考官。主考官对那车干轴文字未加关注，倒是读罢短文大加赞赏，结果将张景的名次拔在柳开之上。因此，当时人慨叹道：“柳开干轴，不如张景一书。”此事真伪的确难辨，但有关柳开的类似轶闻从来不断，只能说他张扬的个性不大为以后的土人所欣赏。

二

柳开入仕后，官运一度顺畅。他先做了五年多州衙里的司寇参军、录事参军一类幕僚官，协助知州处理文案和刑狱。当年，文教复兴才刚刚起步，官员素质普遍低下，各级衙门充斥着庸官俗吏。因此，他稍显才能就受到上司的肯定。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率大军征讨五代余孽——北汉，他奉命督运淮南八州的粮草供应军需。不幸的是，朝廷在荡平北汉后，随即匆忙展开第一次北伐辽朝的行动，却以失败告终。此事对柳开倒是影响不大，战后他升任常州(今江苏常州市)知州，又调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都是江南富庶之区，同时获得监察御史的官衔，这已是其父最终做过的官位。几年后，改任河北路的贝州(今河北清河县西)知州，官衔也迁为殿中侍御史。按照本朝规则，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都是中央监察机关的官职，但可以授给外任官。由此看来，柳开到三十七八岁时，已经做过三任州级长官，与同辈文臣相比，亳不逊色。

但人在少年得志，往往以后免不了麻烦。就柳仲涂而言，富家子弟养成的放纵脾}生，是影响仕途的最大障碍。柳开从来性格鲜明，不拘小节，好使性子，好出言不逊，但为人豪爽，喜交豪杰，甘为朋友倾囊解难，由此名声在外。早年在家乡时，就结识了日后贵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赵昌言。那时赵昌言还是一介布衣，出游河北途中听说柳仲涂好周济朋友，便前去拜访。柳开热隋接待了并不相识的来客，交谈下来竟引为知己。当时，他的父亲已经过世，家事由叔父主持。看到新交友人囊中羞涩，他就开口向叔父要钱，也许是类似的事情太多了，其叔父拒绝了这一要求。柳开做事从来胆大，眼见无法兑现许出的诺言，当晚就在家中放了一把火。叔父看到侄儿如此蛮横，无可奈何地拿出三十万钱息事宁人。从此，柳开恣意施舍钱财，再无人敢拦。

不仅如此，以后的宋人笔记小说还称，柳公子在赴京赶考途中，曾干过一件骇人的事。说的是：柳开住在驿舍，晚间听到隔壁有妇人哀婉啼哭，第二天早晨便过去询问。得知女子的父亲乃是一位县令，在任时经常贪污，经手人则是家内一个仆人。现在到了离任途中，那仆人竟挟持主人将女儿嫁给自己，否则就要举报，县令无奈只得同意。女子想到沦落至下嫁此人，就伤心不已。柳开听罢，勃然大怒，官员贪污的事他不管，但一个下人竟敢

如此犯上，还欺负一个弱女子，便容不得不出手。当晚，他就用匕首杀死恶仆，然后煮成一锅肉，次日再招呼那位贪官共同享用。临别时，县令询问仆人何在?柳开回答刚才吃的就是他的肉。这段打抱不平细节记载的真实性，有些令人怀疑。但类似的传说，却都反映柳开在宋人心目中的豪侠印象。

据说，柳开在润州做知州期间，还做过两件为后人说起的事。其一：主管漕运的江淮发运使胡旦也是自命不凡，好以文章动天下。胡旦自比孔子，作《汉春秋》。书成之日，邀柳知州赴附近的金山上欣赏。柳开仅瞧了几眼，就拔剑怒骂：你小子竟敢祸乱明教!自古无人能比孔夫子，你是1可人?胆敢冒充圣人!今天耍你吃我一剑，以为后世狂妄者教训!说罢，他举剑直指对方，胡发运吓得连忙逃跑，几番差点被锋芒刺中。

其二：有位姓钱的供奉官，是归顺本朝的吴越王的近亲。某日，柳开到钱家拜访，在书斋见到一幅美人图，得知画中人是钱供奉的妹妹，丧偶多日的他心喜难耐，便想娶为继室。钱某说要等父亲入朝回来再议，他恼怒起来，竞强行将钱家小姐娶到家里。事后钱父向皇帝控诉，不料天子竟安慰道：卿不知道柳开吧?真是一位豪杰之士。你可是得了个好女婿，朕来做媒如何?天子一言九鼎，钱大官人只好同意。

上面说的两件事，前者倒是称赞他维护孔圣人，而后者则是指责他强横不讲理。显然，宋初的文坛翘楚还染有五代剽悍世风的恶习，这就难怪他以后要倒霉。

雍熙二年(985)，在贝州任上不知为什么事情，柳开与当地驻军的监军发生了冲突和争吵，因此被贬为上蔡(今河南上蔡县)县令。这一年他三十八岁，正是精力旺盛之时，不料官运却横遭挫折。要说遭贬的原因，想必与他的坏脾气有关，但也不能不说与当年文臣地位尚未完全提升存在关联。也就是说，此事若发生在北宋中叶，倒霉的一定是那位武官而不会是柳开。

三

遭遇贬官处分后，志向远大而自恃才高的柳开哪能就此甘心，便思忖翻身之道。不久机会就来了。

雍熙三年(986)三月，在宋太宗亲手策划下，朝廷大军兵分三路再次北伐契丹。但最终的结局仍是本朝大败而归，还演出西路军杨业父子壮烈死难的悲剧。

在这场北伐过程中，柳县令曾随东路大军押运军粮。在即将抵达涿州(今河北涿州市)时，大将米信遭遇到辽朝万余骑兵的阻击，当双方交战僵持不下之际，辽军将领派人前来请降。懂些兵略的柳开闻听，连忙主动向米信建议：兵法云“无约而请和，谋也”。对方肯定在使计，我军应抓紧进攻，必能取胜。但米将军犹豫不决，过了两天，敌军果然再度发起猛攻。事后获悉辽军当时确是弓矢用尽，用缓师之计麻痹宋军，以争取时间赶运装备。

当宋军班师撤回后，柳开直奔京师宫门向天子上书，声言愿效死北疆。不用说，他对米信不听其言耿耿于怀，也深刻体会到行伍出身将帅有勇无谋的短项，于是对军旅生涯充满期待。宋太宗阅览奏书后，对他遭贬的事表示同情，便下令其官复原职，不过对其他事则未予答复。

翌年五月间，朝廷派柳开出使河北。此时，经历了北伐激烈的战事，他尚武的本性已经无法按捺。前代多少名将壮志豪情，驰骋沙场，扬名史册，令血性男儿振奋不已。一时他心中郁积已久的热血沸腾起来，便不甘心继续从事地方文官的案牍琐事。于是再次上书皇帝道：为臣蒙受非常的恩典，没什么可以报答朝廷。臣今年刚满四十岁，胆力正壮。现在匈奴未灭，愿陛下赐给臣下步骑数千，我愿出生入死，攻取幽蓟，虽战殁沙场，死而无恨。他既决心已下，就全然不顾以后的事了。

这时正是第二次北伐失败后的次年，朝廷上下笼罩在一派恐辽的悲观情绪之下，契丹军队气焰嚣张，出没河朔各地，烧杀抢掠，根本无视朝廷驻军的存在。此时此刻，竟有文宫自愿上前线任职，宋太宗不能不为之感动。于是下诏：凡文臣中有懂武略、善兵器者，愿意改换武职，一律予以鼓励。一时，还真有三位像柳开那样的文官也表示响应，愿意在国难当头下“投笔从戎”。朝廷便将这四位文臣改换为武官，其中柳开由殿中侍御史转为崇仪使，出任宁边军(今河北博野县以东)长官。宁边军属宋朝边境沿线设置的地方机构，与州同级，不过防务职责往往重于民事。

这得说明，此时官场的文武分工仍然相当严格，文臣可以转换为武官身份，但通常并不能进入军队中指挥作战。文官承担统军将帅角色的事，那还是到北宋中期才出现。

柳开来到河北前线后，干劲十足，力图在防务活动中也展现出过人之处。由于不能直接统管军队，他便发挥自己善兵略的特长，向辽境展开分化瓦解工作。经察访，获悉一名真定(今河北正定)籍的汉人白万德已做了契丹将官，手下有七百多帐的军兵，他因家乡在内地，所以常与故里亲戚往来。柳长官便利用其亲属攻关，以裂地封侯的条件要求白氏做内应，以配合朝廷夺取幽州(今北京市)。在柳开的劝说下，对方表示愿意配合。然而，当白某在同年年底派人来约定出兵日期时，他却已被调往南方的全州(今湖南全州市)任职，这一计划遂因人事调动而告寝。其实，柳开也过于天真，自第二次北伐失败后，朝廷已彻底放弃收复幽云的计划，采取了全面防守的战略，自然不会真正支持主动进攻的任何方案。他虽抱憾壮志未酬，也只能服从调令。

全州地处荆湖南路西南端，与南部边疆的广南西路接壤，属不发达的汉蛮杂居之地。当时，州城西面有粟姓部落数百人经常抢掠闹事，前任一直未能解决。这对柳开来说算是小事一桩，既然无法在北疆战场纵横，那么在此边荒之地也不妨牛刀小试。他恩威并施，几番下来，很快就招抚了这些闹事的人，因此获得朝廷三十万钱奖赏。

但在全州期间，柳开强悍粗糙的作风也暴露出来。一名军卒大概不服处罚，就向上面提起控诉，结果被他下令痛打了一顿，又被在脸面刺上字押往开封。正当柳开准备接任桂州(今广西桂林市)知州时，军卒的冤情反映上来。当此之时，朝廷正大力整顿五代遗留下来无法无天的弊政，树规立矩，禁止官员滥施刑罚。结果，他受到御史合的查处，被连削两级，贬为团练副使的闲差。

以后，柳开官复原职，先后到陕西、河北数地做知州。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大概也渐趋缓和，出格的事少有发生，只是在邻州(今陕西彬县)任内，为了减轻当地农民繁重的负担，他才做了一件向上司威胁摊牌的事，从而取消了这一苛政。

宋真宗登基后，他按例获得升迁，由崇仪使转为如京使，不过官阶相同，都属七品衔，改任代州(今山西代县)知州。这一年，他已五十一岁。在回朝述职期间，柳开曾向新皇上了一道奏疏，希望天子励精图洽，宰执大臣恪守原则，边关武备不可松懈，地方衙门务汰冗员，官场浮躁尤当戒除等等。遗憾的是，朝廷对他洋洋洒洒的献言，并未加以重视。

四年后，也就是公元1001年，柳开死于调任沧州(今河北沧州市以东)途中，享年五十四岁。当日，朝廷按照惯例，赐予其子柳涉三班奉职之衔。正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必儿子受到父亲从

武的影响，没有走读书科举之路，最终只能凭借父荫，混得一介无品级的低级武官。

柳开因生前官衔至于如京使，故后世遂称为柳如京。

四

柳开的官场生涯结局如此，不能不说是受到改换武官这件事的影响，而这又与当时国家路线的转向存在某种关联。宋朝自第二次北伐失败后，朝政的目标及价值趋向已经悄然转移，汉唐外向发展之路遭到主流意识的否定，内部整顿和建设成为执政者关注的重点。因此，若再怀抱军功梦想来博取远大前程，就自然不合时宜了。

这就难怪柳仲涂自壮年转换身份后，虽然头顶武官头衔，却未能真正踏入军界统军打仗，转来转去，仍不脱地方官的角色。若称作儒将，手下能调动的最多不过几百个地方武装。事实上，与他同时换武的三位文官，其结局也差不多。真是十年一觉沙场梦，到头仍在衙署中。

如此一来，在不文不武的岗位中忙碌，岁月不知不觉已然蹉跎过去，柳开便陷入了失意的困顿之中。蓦然回首，他能引以为荣的武官事迹，不过是曾联络过辽朝叛将，招抚过骚扰地方的边民之类的几件事，再也找不到什么突出的业绩，而这些事与他转武的抱负与志向实在是相距甚远。于是，不平之气在他的笔下不时流露出来，“……舍羊犬猪用彪虎，气包茫昧廓区宇。元发披缁心有取，蜕免羁蹰脱潜去。身投西佛学东鲁，尘视诸徒飚远举。狂呼饱醉贱今古，公室侯庭迎走户。如攀乔柯腰俯偻，搜经抉诰将完补。声号大荒铿箕簇，笔诟斯冰卑尔汝。戟枝曳阵孰御侮，二十游秦老还楚……”(《赠梦英》诗)其中“狂呼饱醉贱今古”之旬，道出了他豪放不羁又心存不甘的郁闷心境。

柳如京独特的仕宦经历和行为，使他远离了大多数文臣，过于豪爽甚至暴戾的脾性，也受到不少的疑问和指责。他最后死于地方官任上，宫位仅仅刚够得上中级武官的边沿。而与他先后科举入仕的许多同辈们，在文官的道路上大都一帆风顺，有的已官居执政，有的也具有封妻荫子的高位。在他们眼里，柳开实在只是一位举止可笑的人，所谓“非我族类”，其官运不佳，乃咎由自取。

话说回来，柳开本性中确有嗜杀的成分，因此不能全怪后世要谴责他。据说在全州时，柳开常传令将抓获的造反蛮人押到宴席前，再当着下属的面命令士卒剥取俘虏的肝脏。当充满鲜血的人肝端上桌时，他竞用佩刀将人肝切割成小块，涂抹上食盐，然后饱餐一顿。以后，他调任荆州(今湖北江陵市)，仍然嗜食人肝，每听说邻州有罪犯被诛杀，立即就派健卒跑去挖取肝脏。这种事在唐末五代乱世时并不少见，当年许多人都相信生吃人肝，可以给自己增添胆气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后汉时的藩镇赵思绾。史称：他喜食人肝，特别是就着酒水吞食，他还自豪地对人说：“吞此干枚，则胆无敌矣!”还有正面的记载也免不了与此有关：一个叫张藏英的人，幼年时父亲遭到惨杀，他长大后立志报仇，不仅手刃仇人祭奠亡父，而且挖出仇人心肝生吃下去，因此博得“报仇张孝子”的美名。

想当年，生灵涂炭，全无王法，生命在强者眼里已失去了宝贵的价值。一些军阀还以杀人来解决短缺的军粮，甚至出现儿子杀死母亲的人伦悲剧。对于前代战乱下出现的父子相残的极端现象，宋代理学家深叹“天理灭绝”“三纲沦丧”。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则评论道：

自唐之衰，干戈饥馑，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养其亲。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盖出于不幸，因之礼义日以废，恩爱日以薄。其习久而遂以大坏，至于父子之间，自相残害。

这样看来，有关柳开吃人肝的事，确有可能发生，大约秉承前世遗风，不过是否如此嗜食，并当着下属的面活剥俘虏，却不免令人生疑。但不管怎么说，战乱早已结束，世道也已转变，谁再有这种举动，自然难容公议。特别是随着社会理性的回归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到北宋中叶以后，文人士大夫对此就更为愤懑。于是柳如京在他们笔下便成为“性凶恶”的怪人，各种版本的传言遂流散开来，以至于真假难辨。

以后宋人还写有一个故事，说他与处士潘阆为莫逆之交，柳仲涂胆大妄为的性子常遭到潘阆嗤笑。某次，柳开途径扬州，潘某与他相聚。驿站中有间房大门紧锁，他问何故?驿吏回答以往客人凡住宿于此，无不惊吓，故闲置十多年。柳开听罢，对众人说：“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营夷夏，何畏哉!”随之破门而入。晚间，潘阆涂红抹绿，穿作牛头马面，爬进屋内梁上，装神弄鬼，柳开竟被唬住，一再告饶。此事意在挖苦柳开以胆大自居，但碰见鬼神也不免心虚。

若要只责备柳开一人性情暴躁，还是有些不公。其实宋初许多文士，纵然才高八斗，也颇乏儒雅气质，并且行事不守规矩。如与柳开同时代的著名词臣梁周翰，写得一手好文章，其《五凤楼赋》曾传颂一时，后官居皇帝笔杆子的翰林学士。但此人在地方官任内，就动辄体罚下属，并因杖杀人命遭到贬官处分。不久，在任官方绫锦院监官期间，又对手下织锦工匠滥施杖罚，结果又被控诉到朝廷。宋太祖见到匠人一身的血肉模糊，怒不可遏，立即下令将他抓来，并对其痛骂道：“难道你不清楚他人肌肤与自己无异吗?怎么就下得了如此狠手打人!”震怒之下，天子几乎也要教训梁某饱尝棍棒的滋味。由此看来，宋朝开国时代，士风依旧粗糙，确有改造的必要。

读罢柳开事迹，令人百感交集。他虽然在学问上富有创新，但在行为上却拖着过多旧时代的习气。故后人评价他“行不如文”。最终，他留给后世的遗产，不是微不足道的军功事迹，还在于气冲斗牛的文学作品。门人编其诗文，成《河东集》十五卷，传世至今，仍为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