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岗师[星河清梦]

张 华

上世纪50年代前期，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华岗，北京大学的校长是马寅初。两位校长都受到校中师生的爱戴，但性格却差别甚大。马老已年过七十，身体健旺，性格爽朗，健谈而幽默，未名湖畔，遇见学生，攀谈起来，像个慈祥的老爷爷。华岗方五十左右，却体质甚弱，又不苟言笑，有点郁郁寡欢的样子，人们觉得有点难接近。但回答学生问题时，却很认真，有耐心，说的很详尽。

1949年以前，华岗是职业革命家，他1925年中学时代即参加共产党，并无大学学历。但他刻苦自学成为党内著名的学者。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他撰写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成为风行一时和影响深远的著作。

三十年代华岗坐过五年国民政府的监狱。抗日战争伊始，国共合作，华岗得以出狱，不久即任党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总编辑。报纸在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出版。日寇占领武汉，报纸转至重庆出版后，华岗离开报社，病中从事著述，有《中国历史的翻案》《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出版。这样就奠定了他历史学家的地位。

抗战后期，华岗受党的委派，先后到雅安和昆明去做刘文辉和龙云的统战工作。在昆明期间，他在萧红、吴晗、闻一多、胡风等文化人中进行工作，并担任方南大学教授。

这些都为他日后担任大学校长作了准备。

抗战胜利后，重庆国共和谈期间，华岗曾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周恩来在南京上海两地展开和谈工作，华岗任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协助周恩来工作。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华岗也随之到了延安。不久胡宗南进攻延安，华岗与何其芳等一批文化人奉命转移到华北解放区，旅途中他从马上摔下，造成脑震荡和肠出血，不得已经中央批准送到国统区天津治疗，后又至上海转香港。

华岗长期在国统区工作，这回以一年左右时间在解放区匆匆转了一圈，开阔了眼界，受到了教育。但他也以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与爱护，以高尚的品格和卓越的胆识，与当时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刘少奇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对当时土改中的严重偏向，表示了忧虑和不满，但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林默涵回忆道：“还有华岗，也是不满于晋绥根据地出现的土改方面的做法与刘少奇吵了一架，跑到香港。后来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游击队的农民意识厉害。”

当年土改中究竟有些什么左的做法，近年来大陆正规出版物披露了当年亲历其事的一些老革命家所写的回忆，摘录一二，可见一斑。定地主、扩大化，为了所谓的“满足贫雇农要求”，多分斗争果实，就要多划地主。于是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还算地主，叫化形地主破茧地主。祖父那一代的事年深日久，群众怎么说也就怎么算。斗争方法粗暴。除了家中浮财外，还要查地财，掘地三尺，挖祖坟，开棺取出陪葬品，吊打，逼人说出金银财宝在哪里。斗地主时，打，用剪子戳，吊在树上。

华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为了使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循着正确方向前进，他不能不挺身而出。据说，在香港，他还对聚集在那里准备乘船北上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介绍土改情况，也谈到过左偏向。为此，中央指示要香港分局对华岗严加批评并暂停其一切对外活动。这自然在他心理上投下阴影。可能对他以后的遭遇也有影响。

华岗就是在这氛围下来到青岛，不久当上山东大学校长的。他当校长的时间不足五年，却对山东大学的成长，呕心沥血，作了突出的贡献。这不仅载人山大史册，当时的山大师生之间，也是有口皆碑。

人们首先回忆的是老校长讲政治大课，在广播站广场举行。山大校舍是依山而建的，在较陡的地段，以石块砌了十来排较高较宽的台阶，类似运动场的看台，下面有个小小的“广场”，因为台阶顶上是广播站，所以名之日广播站前广场。全校大的集会都在此举行。一提起这个名字，老校友们油然回忆起青春的岁月。老校长坐在广场前端，坐的是普通课椅，前面是一张课桌，桌上一个扩音器。校长手里拿着一张手撕的日历纸，背后写了一个简单的提纲，不超过二百字，就要讲一下午。师生们坐在台阶上，也有坐在广场上的，那就要自己拿凳子。师生中也有笔记的，大多数不记。因为校长旁边还有一张课桌，有一男一女在作记录，都是中文系的高年级学长，日历纸上二百字就是他们告诉的。记录整理稿送给校长，校长再改正补充定稿，送给校刊，下个星期就登出来了。所以多数人不记。一两年后，上海出了书，叫《辩证唯物论大纲》。

华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关心爱护知识分子，也是至今为人称道的，当然也为有左倾思想的人所诟病。他推重爱护中文系吕荧教授和历史系赵俪生教授的事，我已在他文道及，兹不复赘。三反运动时，在没有弄清情况前就将医学院生化研究室主任隔离审查。这位女教授含冤自杀。当年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左的错误又重现于他所领导的学校内，使他十分痛心，一方面他向上级承担了错误，又指示学校要反对左倾。但下面有入说他右。

1953年，一天早晨，物理系教授周北屏进学校讲课，因忘了戴校徽，门卫不让进，因上课时间已近，回家取来不及，周往里冲，门卫就用枪上刺刀戳破了周的衣服。周以为奇耻大辱，回家上吊自杀，抢救脱险，然而人伤了元气。物理系教授束星北知道此事后打抱不平，跑到校党委，要求领导向周道歉。双方互不让步，吵闹不休。束跑到党委办公室门口，向围观的人大喊：“法西斯，民主死了!”

事情发展到这地步，党委一方面马上改弦更张派人向周北屏解释道歉，以平民愤；另一方面追究束星北反革命言行，并向专政机关上报，省公安厅、市公安局都已派了人来，眼看就可能逮捕，这事硬被华岗压了下去。但这事又大大得罪了有左倾思想的人。

至于与华岗师较近的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讲鲁迅研究课，他讲了开头两节课，只给我们选此课的几十个人讲。讲的是对鲁迅总的评价，对鲁迅坚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追求真理的伟大精神赞扬膜拜，对郭沫若有点讽嘲，对创造社的左倾幼稚病是鄙夷的。另一次则是在北京，1954年秋，我已在山大毕业转到北京继续求学。华岗作为人大代表来京参加会议。一天中午接到电话，说华校长要在颐和园听鹂馆见见我们。那天还有电热，我们近几年在山大毕业来到北京学习和工作的几十个人赶来，童第周副校长(也是全国人大代表)也在，他说：“华校长到京后，很想念大家，怕大家忙，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会会大家。”我们听了很感动。那天华校长讲了些什么已记不大请楚，大概是工作的，要与单位同志搞好关系，不能摆大学生架子(当时各单位大学生很少)，学习的要抓紧难得的机会深造等等。由于近距离观察，发现华校长相当衰弱苍老，童第周比他还大一岁，却健旺得多。这是我与华岗师最后一面。近读回忆材料方知，听鹂馆是周总理为叫华岗师会后在京略事休息而提供的住所。

这时，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刚刚在华岗推动下创办的山大文史哲杂志发表，但不到一年时间，由批俞到批胡适再到批胡风(当时有些不甚了然的人还以为是批胡适

的生活作风)，由批胡风思想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到欢呼逮捕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到全国开展肃反运动，运动来势凶猛，一浪高过一浪，令人目不暇接。而华岗于1955年8月，以高饶反党联盟成员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军师罪名被逮捕。我1955年9月即来到西安工作，10月接到一位分配至武汉大学的同学来信，告知这一消息，懵然良久。1957年初，“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又得到北京一位同学来信，说华岗查了很久，没查出什么大问题，宽大处理，很快就要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当教授。我一方面为他感到庆幸，一方面为很快能见到他感到欢欣，男一方面又感到把他贬得太厉害了。不料历史又一大反复，到1980年，方知华岗已于1972年死于济南监狱。

1984年我到青岛，其时山东大学已迁济南二十多年，但仍遇到不少山大老友。他们说主要症结在华岗态度太硬，不肯低头，不检讨，不认罪，人家下不了台，那你自己就要受罪。这些老友都是同情华岗的，认为他态度灵活一点，就可以少受苦受罪。但我转而又想：为了苟全性命，而失去人格，丢掉尊严，不求真理，不辨是非，唯唯诺诺，诚惶诚恐，这将会对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造成多么消极的后果?因为华岗的凛然正气，又是多么可贵，多么值得效法。据说山大批判华岗的大会开了三天，仍在他当年讲政治大课的广播站前广场举行。那时离文革还有十多年，他还有个位子坐。批判完了叫他表态，他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华岗1955年入狱，至1972年去世；凡十七年。由于毕竟是二十年代即参加革命的高级干部，所以他在狱中还有条件读书钻研和写作。不顾简陋的物质条件，不顾冤案在心理上的折磨，他以顽强的毅力，对美好的前途和理想的坚信和向往，写下了《美学论要》《规律论》《自然科学发展史》等著作。他这种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令人无限钦佩。前两种华岗平反后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当时都买来阅读过。在《美学论要》中，华师常提到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我觉得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有许多桐像之处。华师是革命家，车氏也是，他是赫尔岑别林斯基之后革命民主主义的集大成者，并对后来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有深远影响，二人著作中都多次提到车氏。华师和车氏二人生命的最后十七年都是在牢狱和流放中度过的，两人又都是美学家。真的美学家不仅仅是美得研究者和阐释者，而且应该是美的追求者和创造者，是驱除丑恶捍卫美好的战士，在那阴暗的牢房和恶劣的流放地，他们就是美的象征和代表，引导着人们击退黑暗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