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岁月

周 明

北京古老胡同灿烂的历史、岁月的沧桑，有它说不完道不尽的动人故事。

我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所居住的东城小羊宜宾胡同就是这样。这条胡同名我在大学读书时便已经知道。因为它是全国性有影响的刊物《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办公地址——刊物的封底印有“北京东城小羊宜宾胡同3号”的字样。那时作为学习文学的大学生把《人民文学》视为必读刊物；它每期所刊登的作品、新出现的作家、文坛动向都是我们所热切关注的，以至它的所在地址也引起我们注意。有的胆大的同学还不时向《人民文学》投稿。和我同班又同室的段平的一封信在《人民文学》“读者中来”栏目得以发表，段平和我们都为之雀跃。不简单，一个大学生的名字上了《人民文学》，为此，大伙鼓动段平拿稿费请客呢。可见，那时候《人民文学》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神圣。

不想，大学毕业后，我十分意外和荣幸地被分配到首都工作，而且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先是在韦君宜同志主编的青年文学刊物《文艺学习》做记者、编辑，1957年秋转入《人民文学》任编辑。当时，主编张天翼、副主编陈白尘，都是我所崇敬的老作家。从此，我进入小羊宜宾胡同3号办公。

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但有点类似王府式的比较豪华而阔大的一座四合院。高高的台阶，大红油漆门。有前院、中院和后院，以中院为主。院中植有红枣、白杨、核桃及丁香花木，四围有雕梁画栋的走廊，院里的走道均为精细石子所铺。据说，后院早先是一座大花园呢。

我想这座院子过去一定是不大不小某个人物的私宅或富贵人家的住宅。它的隔壁是一座大院，但主楼是西洋式的，是冯玉祥将军从前的官邸。当时住在里边的是冯将军的遗孀，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我们常常看见她，因为她每次上下班总要在胡同里走出走进，这段路不坐车，车在胡同口外几百米处等候。她是位颇有平民意识的部长，常常利用在胡同里的漫步和群众搭搭话，问长问短，嘘寒问暖。要是胡同里哪点地方不干净，扔有纸屑果皮，她会捡起来投进垃圾箱去。

胡同西口居住的是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将军。和小羊宜宾胡同毗邻的东总布胡同，更是一条藏龙卧虎的了不得的胡同。当时，我们的主管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就在东总布胡同的22号办公，这也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大院落，有洋楼，有长廊，有假山，有花园。根据陈香梅回忆录的描述，说她小时候就一直生活在北京东总布胡同的外公家，一座中西结合的豪华庭院里，我估计大概就是22号。23号住的是有名的“七君子”之一，司法部部长史良。24号居住的更是鼎鼎有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张澜副委员长。张老先生逝世后，另一著名爱国人士、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沈钧儒先生住了进去。沈先生去世届，60年代初，班禅额尔德尼副委员长便一直住在这里，直到他由此离开逝世于西藏。

在东总布胡同东口路南一座洋房里，长期居住着一位名声很大的“隐士”，即原北京大学校长、名教授马寅初先生。马先生曾因提出中国需要控制人口，需要计划生育而受到错误的批评后不肯再抛头露面，在此过着隐居生活，直到以百岁的高龄辞世。再回到小羊宜宾胡同。我前面说过，这个3号院可能是某位名人或富人住过，一般百姓，在从前是不可能住这般考究而豪华的(以从前的标准)深宅大院的。也巧，有次我偶读《鲁迅日记》，忽然发现鲁迅先生有一天记载：今日到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访郑振铎先生。我就联想，会不会是郑先生曾居住于此?但无从考证。又有一桩奇怪的事情，即“文革”初期，忽然有一伙造反派从外地什么地方来，硬说这个院建国前的主人曾将大量金银财宝埋藏于地下，便莫名其妙地在院当中和厕所门前胡乱挖掘起来。结果好像什么财宝也没有找到，便悻悻然离开了。我们问：从前这个院住的究竟是什么人?那伙人没好气地说：大资本家!鬼知道究竟是什么人!

50年代中期，中国文联大楼在王府井大街落成。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各协会陆续迁入。《人民文学》编辑部在50年代末，也由小羊宜宾胡同迁出，进入文联大楼四楼办公。小羊宜宾胡同3号改为5号，成为作协干部宿舍。当时我是青年人，分配住在后院，和诗人吕剑、教授王景山、资深老编辑肖德生为邻居。小院中仍种有许多似锦的花木，还有一棵紫丁香，每到春季芳香四溢，格外喜人。

中院是大院，先是住着当时很有影响的作家秦兆阳、葛洛、黄秋耘、闻山、申述等。后来住进著名作家张天翼，直到“文革”下放“五七”干校离开。“文革”后，沈从文先生被安排住进中院东偏房。这么一位卓有成就、鼎鼎有名的老作家，就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摘除强加在头上的“资产阶级黑线人物”的帽子，被屈居大院光线阴暗的一隅。沈先生却一贯与世无争，淡泊明志，始终怀着豁达、乐观的精神，在小屋里白天黑夜开着灯，埋头于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先生说，这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进行这项工程的。研究对象是自殷代到清代三千多年间中华民族的服饰。这是一项意义非凡而却十分艰巨的任务。多年来，他非常专注和执著于专项研究工作。1964年底已完成初稿；1969年至1971年对初稿作了修改补充；1978年至1979年再度修改，并补充了许多新发现的珍贵资料。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当时沈先生正在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稿进行修改、补充、加工过程中。他非常仔细、认真，非常投入，有时我去看他，他便兴致勃勃地给我指着边看边讲古代服饰的精湛工艺和无穷的艺术魅力，兴味甚浓，我知道沈先生完全沉浸在考古学海洋中了。他既是作家，又是一位营造文化宝库的清贫学者。

有时工作得累了，他就走到院子里散散步、散散心。有次，我刚好从后院家里出门去，沈先生高兴地告诉我说：刚才巴金来了，他到北京开会，好不容易找到这个院子，我们久未见了，谈了好多话。那时常有朋友们来看他，画家黄永玉是沈先生的同乡晚辈，常来。当时丁玲同志曾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一家刊物上，讲到他们的过去，老朋友们似都不便告诉沈先生，怕他不悦。而他实际上早已知道，只是淡然一笑地说：丁玲写得不客观。他告诉我说黄永玉看了很不平，早就拿给他看了。

沈从文，沈先生就是这么一个豁达的人，淡泊的人。然而他却一向看重友谊，看重事业。我在同沈从文、张天翼、黄秋耘、秦兆阳、吕剑、葛洛、王景山等前辈作家同院相处的若干年中，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宝贵的东西。这些人中，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有的尚健在。不论怎样，不论过去了多少春夏秋冬，那段胡同里一座四合院中难忘的岁月和难忘的情谊却与日俱增，令我难以忘怀!我怀念那段岁月，我怀念那段岁月中历尽沧桑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