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土下潜行的暖流

陈新民

那年月的许多事都和现在正好相反。如今，想方设法要让农村的孩子到城里读大学，那时，却把千万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接受文化更低的农民再教育；如今，情歌歌手比枝头的麻雀还多；那时，谁想哼几句情歌，除非到旷野或密室，就这，还得提防被人听到。

文化大革命殃及我们那个小城，是从“破四旧”开始的。一夜之间，人们喜爱的戏剧、音乐，都不准听、不准唱，先前听过、唱过的还要肃清流毒。唱片砸了，歌本烧了，歌手“哑”了，艺术园地成了一片僵硬的冻土。

城西不远有个大钢厂，厂宣传队有人作了一首曲子，人们听了都说比广播里那些语录歌什么的好听。不料，有懂行的人揭发这些曲子的旋律是抄袭苏联台的音乐。据说，保卫部用一句话，先把揭发者问成罪人：“你怎么知道那旋律是苏联的?”然后揭发者和作曲人同时栽进了群众专政天网，两个人的罪名都是收听敌台。“一打三反”运动中，各地揪出的“收听敌台犯”不在少数，这一罪名也屡屡出现在宣判告示上，看得我心惊肉跳。

有天深夜，我拨弄半导体收音机，无意中收到莫斯科电台正播送程砚秋的《窦娥冤》，赶忙用被子蒙起头，把耳朵贴在喇叭上。程砚秋略带沙哑的嗓音，婉转低回，几分幽咽、又几分凄切，倾吐着沉冤下弱女子的一腔悲愤……我震撼了，心跳加速大汗淋淋，原来京剧这么动听感人!全不是样板戏的那种高腔硬调。第二天我很后怕，看见收音机，胃也痉挛，手也哆嗦，对谁都不敢正视。所幸我保守了这个秘密，才没有因此肇祸。那时社会上兴互相揭发，有人是为了“立新功”揭发别人，也有人为保护自己先下手为强，还有人专捡亲朋挚友出招……好不端端，一些人咋变得比猎犬还机灵，猎犬是嗅不出歌声中味道的。

插队以后，我发现农村情况和城里不尽相同。一方面，表现爱情的戏剧、歌曲都是“封、资、修”黄色文化，大会小会照批不误。对绝大多数没念过书、不知情歌是什么的社员来说，批判会上不沾天不着地，只是点灯熬油费唾沫而已。另一方面，劳动时大伙的“骚话”(黄段子)说得非常热闹，男女调情，老少起哄，话题多围在腰带下转圈。有时，打嘴仗吃了亏的人会转而动手，蜂拥而上抽腰带、扒裤子，双方共演一场田间狂欢。也有人会被鼓动起唱些诸如《十八摸》《高粱地》《割韭菜》之类的小调野曲。在我看来，那是唱出来的黄段子而已，曲子亦单调粗陋全无美感。有几个旧社会过来的兵痞、马贼、金客子，经常绘声绘色炫耀自己逛窑子、会暗娼的经历。他们越是说得不堪入耳，越有人帮腔喝彩。在批斗会上，但凡遇到有人交代所谓“作风问题”，必好事者深盘细问，众人随嬉笑怒骂(有时还抽打几下)，批斗变成欣赏，人人都成欣赏者。这种批判的动力，不是什么阶级感情思想觉悟，说白了是一种偷窥的欲望。比起那些被封杀的艺术，究竟什么是黄色文化?

会宁县的王老太太的豪言壮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在《人民日报》宣传后，大批城镇居民被送到乡下务农。我们队也迁来两户，大家叫两个当家的“胡胡”和“眼镜”，两人都在玉门油田工作过，算是见过世面的人。“胡胡”矮小精壮，长眉碎眼，青森森的胡茬从脸颊漫到喉结，表情有点阴郁。他胡琴拉得很好，一曲《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听得人心底打战。“眼镜”精瘦细高，小头锐面，喜欢仰天大笑，鼻梁上的眼镜片一圈一圈闪着光，比酒瓶底儿还厚。“眼镜”也会拉琴。我们在一个院里同住过半年，晚饭后纳凉时，他俩经常合奏一阵。有个曲子轻快明丽，热情奔放，听得我特别动心：“啥曲子呀，这么好听。”

“眼镜”笑道：“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说着，他捏着嗓子唱起来：“绣呀阁里的女儿家，踩呀踩青来，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吔……”

“哇!黄色歌曲!”我咋呼道。“胡胡”压低嗓门吼道：“黄不黄，你说了不算，谁说了都不算!”接着，他和“眼镜”合唱起来：“你是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只有在我的花园里，才能找到你……”舒展跳跃的旋律有种说不出的“洋气”，经他们介绍，我才知道这是阿尔巴尼亚民歌《含苞欲放的花》。“胡胡”念高中时，指挥过学校乐队，胡琴、三弦、小提琴都能玩转，记的曲目很多。他引领我见识了许多中外爱情歌曲，有《草原牧歌》《阿哥阿妹的情谊长》，还有《喀秋莎》《鸽子》，等等，这些歌曲在我荒芜的心田，生成一片红红绿绿的“精神自留地”。

1971年，队里派我去祁连山的冰沟地区修战备公路。几千个民工组成团、营、连建制，沿讨赖河一线扎开，住着地窝子，吃的是塌火窝头(缺氧薄蒸不透)。高山反应使劳作格外沉重，炸山凿石时时有险情，过些日子就会传来有人牺牲的消息。近千名插队知青和兵团战士参加了这项工程，因为他们，冰沟变得温暖起来。有个天津小伙藏着一本《中外民歌200首》。64K大，豆绿色封面，书边已磨的发毛。他只让信得过的弟兄翻翻，然后赶快用手帕包起锁进柳条箱。锁不住的歌声，却像风中片片山花，摇动着美的浪波，传达着人性的慰藉：

有人回忆起学校生活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划开波浪……”

有人用罗马尼亚民歌《照镜子》描绘自己心中的姑娘，“墙上镜子请你下来仔细照照我的模样，让我来把房门轻轻关上……”

苏联歌曲《小路》最受欢迎，因为它能表现大家共同的微茫心境，“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伸向迷雾的远方……”

还有人把《送给你一枝玫瑰花》的歌词改唱成“不是我不爱你，因为我是个插队的。蓝羚的车子，罗马的手表我都没有的，只有那半导体(收音机)，还是自装的……”知青的幽默，既促人发笑，又引动泪花。

有些农村小伙子本来很有歌唱天赋，却没有机会学习表现。在祁连山修路期间，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跟着知青学会的那些情歌，就像走进他们心灵的朋友，自从有了这些“朋友”，又像《春天花园花儿美丽》中唱的，“生活就会立刻变了样……”

他们把这歌声带到家乡，会是怎么一种情况呢?

我回到生产队时，队里的小伙姑娘们也已跟着“胡胡”和“眼镜”学了不少歌，大家称这些歌是“洋歌”，“洋歌”其实是指禁歌，不能明说只好用隐语。记得隆冬的一天，队里派我们到戈壁滩里拉石头。几十个骡车、大轱辘牛车、毛驴车、高架骆驼车在戈壁上拉成近半里长的队伍。天冷湿湿的，我们跺着腿脚，哈出一团团雾气，皮帽檐上挂起了白霜。不知谁起了个头，大伙一曲接着一曲地唱起来：“花儿里为王的是牡丹呀，人间的春天在少年……”《花儿与少年》。

“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到心怀……”《哎哟，妈妈》。

“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在那遥远的地方》。

歌声随雪花飞扬，辽阔的戈壁滩成了大舞台。身裹烂棉袄，腰系芨芨草绳的“演员”可着嗓子吼，虽然难免“荒腔走板不成调”，但人人都唱得那么投入，那么动情，天已不觉冷，心里更热。

不仅我们队，在有插队知青的村庄，更多的农家儿女们对爱情歌曲着迷了。歌声荡漾在乡间农庄，歌者渐渐远离蒙昧粗野，向往着有尊严有情趣的生活。有人咋呼这是“黄色的文化回潮复辟”，也有人抱怨“知识青年把贫下中农子弟教坏了”。咋呼归咋呼、抱怨自抱怨，爱情歌曲大家唱正成势头，“猎犬”们已难锁定目标。

文化大革命构建的是以个人崇拜为核心，以文化专制为主线的精神秩序。人的真切体验和美感需求被否决，个性化的艺术表现被屏蔽。广播和舞台上的主流歌曲，除了铺天盖地的领袖颂歌，能记得的好像就是歌唱解放军、歌唱雷锋等英雄的那些。不能歌颂母亲父亲，不能歌唱凡夫俗子之间的爱情、友情和亲情，中外民歌、地方小调统统遭到明禁。强势宣传冷峻肃杀，真正的歌唱艺术冻结了。

然而，冻土之下，非主流的暖流并没有停止涌动，知青先把这股暖流引到农村，接着又荡回城市。在送知青下乡的专列上，大家高唱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一两年后，车厢里大家的歌声已是：“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知青成了往来于城乡之间的非主流文化的使者。上山下乡运动出现这类“异动”，产生那么多的“负效应”，出乎了运动组织者的预料，这也是特殊年代的另类文化下乡吧。文革结束前的那几年，聚会唱禁歌既是难得的精神会餐，也是人们彼此之间信任的标志。被封杀的歌曲，在城乡新一茬少男少女中流行的更广泛……自由的歌声呼唤青春，呼唤爱情，给无数过来人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于此，潜行的暖流把文化专制堤坝冲开了口子，同时也为1976年以后的决堤积蓄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