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品茗

李旭光

表动而影随

唐初，秦王李世民初即皇位，对一些官吏受贿的行为比较忧虑，便偷偷地派身边的人用行贿的办法去试探一些官员的操守。其中有一名官员没有经得起诱惑，接受了一匹绢的贿赂，李世民要杀掉这个官员。

民部尚书裴矩加以劝谏说，为官受贿，的确是犯罪该死。但这是陛下派人行贿而接受的贿赂，实际上是设的陷阱使人人瓮，这恐怕有违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要求。李世民听了后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官员说，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若每件事都能这样，何忧不治。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八》记述了这段史实之后发表议论说，古人有句话，叫做君明臣直。裴矩这个人佞于隋而忠于唐，不是他的本性发生了变化。为君者不愿意听到臣下的直言，则佞化为忠。由此可以看出，“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而景随”。

表，古代测量日影，定时刻的标杆。景，通影。司马光的意思大概是说，皇帝犹如判断真理标准的标杆，而大臣的行为则如同太阳的影子，会随着首长的价值标准和尺度的变化而变化。

表动而影随，是司马光的理论概括。这种理论概括，主要是讲君臣关系，强调君主的主导作用，强调考核标准对官员行为的导向作用。如同拙文“飞鸟之景(载《方舟·方舟》)”“盂方·盂圆(载《踏青集》)”中所指出的现象一样，都是讲的一个道理。作为首长，作为领导，作为君王，其指导思想，其价值标准，其言论和行为，本身就是最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号令，就是构成非权力影响的核心内容。以身为令、不言之教，其实也是讲，领导者要修身，要正身，要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在虚心纳谏过程中修正自己的错误，使纳谏、改过的过程成为教育、影响属下的过程。

从“劳于论人”到“佚于官事”

我国先秦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十分注重研究遴选人才、打理政事的问题。许多典籍都就选人用人和处理政务的关系做过阐述。

《吕氏春秋·当染》中写到：“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论人：选人、索人、任人之意；官事：为官之事，政务。经：方法。意思是说，古代擅长做官的人，往往要很辛苦地去选拔人才，委以重任。而由于有贤良的人才去处理政务，为君者就可以很轻松舒服地做官了，这是深谙为官之道。《吕氏春秋·士节》中又说：“贤主劳于求人，而『失于治事。”这句话把善为君者改为贤主，把论人改为求人，把官事改为治事，和上面的意思大体不差。昔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以求散落民间的隐士诸葛亮出山，萧河月下追赶怀才不遇的韩信，都是求贤若渴，都很辛苦，都要放下官架子向人才以礼相求。一个“求”字既反映了人才的价值，反映了人才在成就事业中的地位，也道出得人之难。而人才一经到位，为君者自然就会很安逸了。《苟子·王霸》中也说：“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这里的索，也是讲人才难觅，要历经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千辛万苦之后，才能经历蓦然回首的惊喜与安逸。《韩非子·难二》中，桓公曰：“吾闻君人者，劳于索人，佚于使人。”这里讲的使人，同治事、使之、官事等，意思是相同的。而上面提到的为君者、君人、贤主等，则大抵是一个地方或部门主掌帅印的人。

上面共摘取古代先贤在四种不同场合的表述。归纳起来，是讲劳和逸的关系，强调必劳于先，方能逸于后；讲人才和事业的关系，必先择贤才，方能振兴事业；讲一个有事业心、责任感，有抱负和追求的贤达之君，必须把事业的兴衰成败和国家、个人的安危荣辱等寄托到人才上，从而以主要的精力去选人、索人、任人，而不是说一经人才到位就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了。

对人才问题的论述，翻先秦的典籍经常会见到，如同人才理论的造山期，惜未作笔记，一时手头找不到。劳于论人和侠于官事之说为什么会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呢?除了生产力的飞跃形成封建社会生产关系萌生的内在动力外，一则诸侯争雄，中原逐鹿，为图霸业，凡有识之君均渴求人才，网罗人才。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与诸侯争雄相对应和适应的，则是百家争鸣，莫衷一是。当时的学术民主之风荡涤神州，对政治科学的研究没有禁区，人们的言论享有充分的自由。这些逝去几千年的社会历史现象中，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如今应加以借鉴的东西。

需要加以辨析的有两点：第一点，论人者须先自论。《吕氏春秋·先己》中说：“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所谓自论，是强调为君者，择人者，要首先提高自身素质，有较高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知识品位，方能有相应的能力和心胸去识人、用人；也方能为人才所认同和接受，达到士为知己者死的境界。正如在该篇中所引证孔子的话，“得之于身者得之人，失之于身者失之人”。这里所讲的身，就是当政者自身的修养。如果当政为官者自身修养不好，即使得到人才，也会失去人才，因为人才的“知遇”，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而一经人才发现自己选择错了所寄命的主人的话，当人才发现已无法实现自身价值的时候，还会另外谋求发展而“跳槽”。所以，历来选择是双向的。关于自论，《先己》的注释中还讲，惟自身无瑕者可以戮人，意犹自身无阙然后可论人。若自身，有阙而论人，无异自论其阙(等于在否定自己)。第二点，佚于“官事”中的佚。首先，不是安逸，而是人与业孰为重的问题，肯定了应以择人为重。同时也是讲领导者精力分配问题，应把主要精力放在选人用人上。再者，这里也讲社会分工。作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人，要从具体事务中超脱出来，既要对干部和工作合理分工，又要想全局、抓大事，把握好工作的层次，不越权做一些应该由副职和属下做的工作(关于这一点，《吕氏春秋·审分》中有一些精彩的观点和比喻，不赘述)。

飞鸟之景

鸟在天空飞翔时，在太阳照射下，影子也在地面移动。身动而影随。景在古汉语中通影。

然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移动着的影子其实并不是在作自主的运动。它夹在飞鸟和大地中间，是一种另类的存在。而促成运动和变化的只是飞鸟本身和作为参照的大地。

“飞鸟之景未尝动”。从行为人的角度来看，飞鸟的影子不妨看作是一个人的行为在社会中所产生的反响以及折射出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在社会生活中，“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的情况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说一个人的社会中的声望、影响、信任度发生了变化，原因在哪里呢?当然是“飞鸟”本身，而不是它的影子。

1“飞鸟之景未尝动，”语出《容斋随笔·尺捶取半》

2“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句，语出《淮南子·原道训》

关于“油污衣”诗

一件洁白的衣服，被油污染后，虽然可以洗干净，但毕竟不如当初没有污染时的好。

《容斋随笔·油污衣诗》中，作者抄录了一首自己十岁时过衢州白沙渡时，在岸上酒店败壁间看到的一首绝句《油污衣》：“一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饶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不污时。”作者

说“是时甚爱其语，夸六十余年，尚历历不忘……”。为什么六十年后仍历历不忘呢?显然是以衣寓人，告诫人们不要犯错误。因为犯了错误之后，即使是改了，而且改得很彻底，依然会对自身和事业带来伤害，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影响，使自己的人生历程中写上一段不光彩的记录，所以重在不污。

墨子曾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视其所友。是借染房讲要慎于交友；范仲淹曾说，发源自高山，流下犹自直，奔腾几万里，到海得清无。这是借瀑布讲为官要做到不忘自己的诺言，要恪守自己的清白，而不要被官场和社会上的不良习气沾染。以上在讲内省修身方面，有相通之处。

但相比之下，《油污衣》的确更好些。因为一个追求高洁的人，就好比白衣和洁雪、白璧，是污染不起的。

简文问稻的启示

魏晋时期是多事之秋。东晋的简文帝司马昱在位仅三年。其在位期间，大司马桓温独揽朝纲，致皇权旁落。史书评价简文帝“清虚寡欲，尤善玄言”，“帝少有风仪，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处为意……帝虽处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惧废黜”。见《晋书·卷九》。

简文问稻一事，见于《世说新语·尤悔第三十三》。书中记载，简文帝司马昱看见田中的稻子，不认识，问是什么草。身边的人回答是稻子。简文帝回宫后对于自己的无知十分的懊恼，三天都不出屋，说，难道依靠吃米饭生存的人，却不认识长出大米的植株吗?

从简文帝的阅历来看，当过琅邪王，会稽王，右将军，丞相等职，竟然认不出水稻来，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难怪南朝梁刘孝标所作注释中判断的那样：“此言必虚。”只当是故事和小说听听看看罢了。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任何一个人，对于新知识和信息的了解都会存在局限。不知本不为怪。但从简文帝问稻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学习，特别是实地考察，对于一个领导干部的确极为重要。况且，尽管熟视无睹的身边事，或许我们并不知道其所以然。皇帝又怎么样?身份和地位提高，阅历的增加等，不能必然地相应增长知识，积累经验。既然如此，不能有幸成为君主的芸芸众生，就更不能丢掉对新事物和未知世界的新鲜感和求证的兴趣。

“始是卒非”悟人生

读史时往往会联想到现实生活，深化对人生的认识。比如，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体验：对事物的认识，往往开始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实践过后却是错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不断地认识到自己在年轻时认识方面的错误。

最近看书，看到古代圣贤早已有这样的记述。《庄子·则阳》中说，“蘧(音渠，名瑷，字伯玉，卫大夫)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说的是卫国大夫伯玉六十年来认识上年年都有变化，往往开始认为是对的，而后来总是把过去认为是对的东西作为错误来批判，很难说今天认为是对的东西就不是五十九年来所认为是错的东西。

无独有偶。伯玉的这种心路历程，孔子也曾有过。《庄子·寓言》中记载，庄子对惠子说，“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前几天有闲暇，摸出一本几年前买到而一直未能抽出时间拜读的书，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的随笔《南怀瑾谈历史与人生》(复旦大学出版社)。书中提到，宋高宗也曾说过，“吾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载该书·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始是卒非，今是昨非。发生在这三位历史人物和我们身边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历史现象呢?这种现象告诉我们的又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所揭示的是，在人类生命的历史长河中，诚如生命之树常青一样，人类的思想之源泉与河流也是永无衰竭和止境的。人类正是在不断总结人生、超越自我，否定过错中实现飞跃并获得进步和成熟的。

在思想认识问题上，往往对于有志于学，勤于思而敏于行的人来说，每一年都会有新的认识，每一事都会有新的感悟。当然，始是卒非并不是否定历史、忘记过去。因为许多东西在开始的时候也许没有路可走，没有经验可循，没有更多的实践去斟酌和定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始是”。因为只有“始是”，才能建立自信心，才能勇于实践，这是始于是的一种独特心理。否则，有谁能够明知是错误的东西还要去做呢?“卒非”，对已经过去的事物进行总结，看到其中的不足、缺陷和问题，才能“打一仗、进一步”，才能进入一种新的境界。可见，领悟人生，认识外部世界，不仅不能一次完成，亦不可能一年完成，要在实践基础上再思、三思，螺旋式前进以至无穷，要做毕生的努力。

太宗问弓

贞观元年春，唐太宗李世民对太子少师萧璃说。我从小就喜欢弓矢，得良弓十多个，自以为无以复加。近来把这些良弓拿出来给制作弓的工匠鉴赏，工匠说，都不是好的材料(“皆非良材”)。我问工匠，为什么这样讲呢?工匠说，做工用的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然很强劲，但所射出的箭不直。听了工匠的话才醒悟到过去在挑选弓上还不够精到，只看到了弓强劲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做弓的材料这更深的层次：“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之乎!”(《资治通鉴·唐纪八》)

太宗在这件事上得到启示后，命令京官五品以上的更宿中书内省，经常召见，从中了解民间疾苦及政事得失。

从今天来看，太宗问弓，有类于向专家求教，利用外脑和智囊机构帮助决策，以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但更重要的，是太宗励精图治的精神。有了追求之后，太宗才能从这些寻常小事中得到启示，才能建立听政臣下的制度，才能注意了解民间的疾苦。

盂方·盂圆

老子比较信奉不言之教。不言之教，大概是指要靠行为、行动去实际地教育、感化和影响人。

先秦时，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举国上下也就都跟着穿紫色的衣服，一时间把紫色炒得价格很高。齐桓公发现之后，听从管仲的建议，装出厌恶紫色的样子，结果，三天之后，境内再也没有穿紫色衣服的了。无独有偶。当时，邹国的国君喜欢佩长帽带(即长缨)，左右都跟着学，长缨一时很抢手。后来，邹君“先自断其缨而出，国中皆不服长缨”(以上均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在上边的两则故事中，公好紫衣、公恶紫衣，君服长缨、君断长缨，都是以身为令。所以，韩非子说，“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二柄》)。列举了这些现象，无一不是在提示，作为有一定职位和社会影响力的人，要注意检点自己的言行。

孔子则将其上升为理论。他老人家说：“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得真是精辟。水是无形的，而用来盛水的盂是有形的。作为领导人，要盛得住水，要对水的形态加以规矩。如果为政者方正，属下自然方正；如果首长圆通、圆滑，就不能要求属下方正。所以，治民之要在于律己、正已、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