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中华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黄剑华

中华文明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进程中，各区域之间很早就有了经济与文化方面的交流往来。从民族史的角度看，我国远古时期就出现了多民族的交流融合。以黄帝为代表的中原部族，通过和炎帝、蚩尤等部族的长期交往、争战、融合，逐步形成了华夏族。后来经过尧、舜、禹时期的发展，继续融合其他很多部族而形成了汉族。各个部族之间很早就有了通婚与联姻。正是这种交流与联姻，增进了各部族之间的友好和团结，也促进了区域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发展。

根据古代文献透露的信息，黄帝是上古时期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统一了华夏。长江上游最大的部族是蜀山氏，之后蚕丛开创了古蜀国。黄帝与蜀山氏是上古时期闻名天下的两大部族，相互之间也通过联姻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这段记载中提到了黄帝与古蜀的联姻，先娶西陵之女为正妃，又为其子娶蜀山氏女。关于西陵与蜀山氏，后世学者通常认为西陵是岷江流域的一个地名，蜀山氏是族名，都和古蜀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其他古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山海经·海内经》就有“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的传说。《帝王世纪》《世本》《大戴礼·帝系》等也有“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累祖，产青阳及昌意”，“颛顼母濁山氏之子，名昌仆”，“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颛顼”的记述。袁珂先生考证说，蜀，古字通“濁”，《世本》说的“濁山氏”也就是蜀山氏。（参见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03—504页，第391页）如果说《山海经》等书记述的是神话传说世系，那么《史记·五帝本纪》就是史家之言了。司马迁博学广闻，很有见识，記载的这些传说与史实，应该是有所依据和真实可信的。晋代史学家常璩对古蜀历史做过认真研究，他在精心撰写的地方志书《华阳国志·蜀志》中就赞同和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也说古蜀的历史非常久远，认为古蜀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非常密切。

黄帝像（山东嘉祥武梁祠汉代石刻）

联姻是上古时期部族之间增进团结和扩大势力的重要手段，黄帝不仅和蜀山氏联姻，还和其他很多部族结亲，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有二十五子，皇甫谧《帝王世纪》说黄帝立四妃，元妃是西陵氏女嫘祖，此外还娶有次妃方雷氏女、次妃彤鱼氏女、次妃嫫母，可见和黄帝有婚姻关系的部族有很多，通过婚姻建立了政治上和血缘上的联盟。值得指出的是，岷江上游是中国最早的蚕桑发源地之一，蜀山氏就是岷江上游最早养蚕的部族。有学者认为，蜀山氏因为长期养蚕和纺织丝绸，后来便以蚕为族名，称为蚕丛氏。蚕和蜀，其实都是和养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说文》解释蜀字，就说“蜀，葵（桑）中蚕也”。西陵氏与蜀山氏相邻，也是很早就学会了养蚕，嫘祖成为黄帝正妃之后，便将养蚕和纺织丝绸的技术传到了中原地区，嫘祖因此被后世尊崇为先蚕和蚕神，蚕丛因为倡导养蚕被称誉为青衣神，都是后世崇拜祭祀的对象。植桑养蚕与丝绸业在华夏九州的传播和盛行，不仅“衣被天下”，改善了广大民众的生活，而且有利于古代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合。到了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中国丝绸还成为与中亚、西亚、南亚交往贸易的重要物品，对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谓影响深远。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帝和蜀山氏的联姻结亲，说明中国南北各个区域之间自上古以来关系就非常密切，很早就形成了多源一统、多元一体的格局。不仅传世的文献史料对此有明确记载，地下出土资料也给予了充分的印证。从考古发现来看，蚕丛开国筑城而居，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已出现早期城市文明的曙光。古蜀文明发展到商周时期，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国已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充分显示了自己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并与中原以及周边区域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譬如三星堆出土的陶盉和中原二里头的陶盉非常相似，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也模仿了殷商青铜礼器的造型风格。金沙遗址出土的青玉长琮，是典型的良渚玉器，说明古蜀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往也是由来已久的。

岷江上游的“蚕陵重镇”石刻

古蜀文化与殷商文化之间的交往，可能有水陆两途，顺长江上下是一条主要途径。李学勤先生通过对出土青铜器物的比较研究，认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又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见李学勤《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中国文物报》1989年7月21日）。古蜀与中原的交流，北经汉中之地或通过陇蜀之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商朝末年，武王伐纣，联合西土八国会师牧野，古蜀国人马就是由这条途径参与征伐行动的。在开明王朝开凿石牛道之前，古蜀国北面的交通显然早就存在了，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都为此提供了印证，古代蜀人使用栈道的历史可能远比见诸文字的记载要久远。扬雄《蜀王本纪》中有“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褒谷”的记述，这种大规模的行动也是对这种交通情形的一个说明。《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时期“以褒斜为前门”，开明三世卢帝“攻秦至雍”，褒斜即褒谷与斜谷，雍城在陕西凤翔县南（或说在宝鸡），都说明了古蜀国北面的交通状况。褒斜道早在商代即已开通，在商周之际开通的可能还有故道，因其沿嘉陵江东源故道水河谷行进而得名。而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述，商周时期雍蜀之间已有商业往来，说明这种商贸往来一直是畅通的，所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秦陇与巴蜀之间的古栈道

上古时期，岷江流域和西南地区还有羌、氐、濮、彭等部族，以及斟灌族、鱼凫族等，在汉水流域有庸等，都是比较大的部族或氏族。史料中称这些部落首领为“戎伯”，或称为“诸侯”与“邑君”。中国西南部族众多，是典型的多民族地区。《尚书·牧誓》记述，协助周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常璩《华阳国志》也说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又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75页，第21页）常璩说巴也和蜀一起出兵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应该是有所依据的。这也说明巴蜀和中原地区一直有往来，相互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强盛起来的秦国攻取了巴蜀，并灭掉了六国，最终走向统一。秦朝曾向蜀地大量移民，将北方的冶铁和农耕技术带到了西南地区。特别是秦汉一统之后，在全国实行了郡县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加强了融合，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

有学者认为，中国西部的横断山脉是藏、羌、彝文化的走廊，也是中国南北区域之间著名的月牙形文化传播带。童恩正就认为，四川恰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两大巨流之间，又正当青藏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曾是古代中国西部南北交通的孔道，又是西部畜牧民族和东部农业民族交往融合的地方，使四川自古就有众多的民族迁徙栖息，在历史上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参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就生动地展现出这是以蜀族为主体，联盟了西南其他众多部族，创造出的一种灿烂的青铜文化。徐中舒先生也说过：“古中国西部人民为适应高山峻岭与横断山脉的环境而创制了栈道和索桥”，这种“开辟道路，向外发展”的做法，早在战国之前就开始了。（参见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这也说明了古代蜀人并不封闭，且展现出旺盛的开拓精神，随着迁徙与商贸活动的演进发展，很早就形成了古商道（即西南“丝路”），在后来的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南民族走廊的形成，除了地理环境的原因外，与古蜀和氐羌的迁徙活动也大有关系。古羌是我国西部最原始的部族之一，学者们认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大都来自古羌，或者是通过迁徙繁衍，或者是通过与原始土著部落的通婚联姻，总之和古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长江和黄河的上游源流处与河湟区域，远古时期生态良好，水草丰茂，曾是古羌的栖息繁衍之地，后来古羌的若干分支向南迁徙，便是经由横断山脉和川滇之间的民族走廊进行的。从考古资料看，甘青地区已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等。出土的彩陶上有人像，大都为披发，而从殷商至于秦汉活动在甘青地区的羌人正是披发的，揭示了这些遗址和古羌的关系。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汉以前在河湟区域居住的主要是羌人，对此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实际上，古羌人的迁徙，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开始了。著名的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便记叙了羌人九支人马分别向西向南迁徙的故事。由于上古羌人若干分支的迁徙，以及部族之间的往来，彩陶也被带到横断山脉民族走廊上的很多地方，这方面的考古资料也是比较多的。这种民族迁徙，延续的时间非常久，从远古到秦汉以后都未停止。云南出土的滇文化器物中，有很多斯基泰文化因素，就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周边文化对滇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以三星堆出土青铜雕像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了。滇国青铜器注重人物雕像的青铜文化特色，与三星堆青铜雕像可谓一脉相承。从时代沿袭和传播路线来看，三星堆青铜文化在殷商中期和晚期已极为昌盛，滇西与滇中地区的青铜文化到了战国与汉代才逐渐兴旺，很明显地呈现出由北向南发展的态势，说明它接受了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影响。

云南江川出土的猎鹿铜饰物

用历史的眼光客观地看，通过西南民族走廊进行的迁徙活动和文化传播，主要是由北向南进行的，这方面的相关文献记载便透露了很多信息，大量的考古资料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揭示。殷商时期的古蜀青铜文化已经非常灿烂，对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西南夷地区自然而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了强势的传播与渗透，其实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到了汉晋时期，道教也很快传入南中地区，为各少数民族所接受和尊崇，成为很多少数民族的共同信仰，这对于由北向南的文化传播情形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秦并巴蜀之后，蜀国的一位王子率众远徙到了交阯，建立了政权，称为安阳王。史料《交州外域记》与《南越志》等都说“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蒙文通先生在《越史丛考》中考证认为：如果加上随军南迁的家属也有三万人，“则南迁之蜀人略为六万”。在战国时代，六万人不是一个小数字，对交阯当地的土著文化与民俗民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据《水经注》卷三七和《太平御览》卷三四八等記载，南越王尉佗攻安阳王，有神人皋通，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利用神弩的威力击退了尉佗。后来南越王设计毁坏了神弩，安阳王兵败而走，再次远徙。这也可以说是古蜀文明对外传播的一个故事，在史册上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