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话（十四）

修晓波

台谏合一，规范管理

──宋代的监察制度（中）

宋代中央的监察系统由御史台和谏院两部分组成。宋初模仿唐制设置谏院，官员有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和左右拾遗。“左”字开头的谏官属门下省，“右”字开头的谏官属中书省。名义上，左右散骑常侍是最高级别的谏官，但这两个职位往往空在那里，就像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的职位一样，不授人。左右谏议大夫是实际上的最高谏官。宋太宗时，改左右补阙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

宋神宗时改革官制，增设了一个门下后省，是一个谏官机构，内设的岗位有给事中4人，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各1人。4名给事中专门审议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的奏章及其他公文。明代给事中负责六个部门的做法，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这里。南宋建立后，高宗赵构下诏，谏院不再隶属于门下、中书两省，从此谏院成为独立的机构。谏院的官员由原来两省的谏官担任，主要有左右谏议大夫各1人，从四品，是高级领导干部;左右司谏各1人，正七品，是一般干部;左右正言各1人，从八品，属于基层干部。

宋朝以前，御史和谏官有明确的分工。御史弹劾违纪行为，监督百官;谏官提出批评意见，讽谏君主。但从宋代开始，这两者在职责上开始交叉，御史可以进谏，谏官也可以弹劾百官。宋真宗时设置了言事御史一职，担任这一职务的御史，以提意见为己任，做的是谏官的工作。其他御史也可以这么做。宋仁宗时，包拯担任监察御史。仁宗宠爱张贵妃，想封张贵妃的堂叔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包拯认为这是张贵妃在暗中运作，属于后宫干政，任人唯亲，于是公开站出来反对，许多大臣也纷纷附和，宋仁宗见反对的声音这么大，不得不收回成命。一年后，宋仁宗禁不住张贵妃的说情，再次下旨擢升张尧佐。包拯又一次挺身直谏，张尧佐见势不妙，当即表示不接受委任，宋仁宗也就顺势下了台阶。可张贵妃还是一个劲地在仁宗耳边吹风，仁宗只好第三次提拔张尧佐为宣徽使。包拯还是不同意，他说：“各地官吏违法征收赋税，闹得民怨纷纷。张尧佐是主管这件事的，应该追究他的责任才是，怎么能提拔他呢？”宋仁宗叹了口气，对包拯说：“这已是第三次下旨任命了。我贵为天子，难道连提拔一个人的权力都没有吗？”包拯一点面子也不给，高声说：“难道陛下不顾民心向背么？臣既为谏官，岂能只顾自己的安危而不据理力争！”宋仁宗聽后非常恼火，一甩手回到了后宫。他见了张贵妃，余怒未消，边用袖子擦脸边说：“包拯说话，唾沫都溅到我的脸上了。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难道就不知道包拯还在当御史！”

同时，谏官的职责也开始有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对君主的谏诤逐渐变为对群臣过失的弹劾，二是平时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即谏官变得有点像御史了。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台（指御史台）谏合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按照大监察的理论，朝官与朝官之间都可以互相监督，谏官为什么不能行使监察权呢？宋代君主头脑里的监督意识是极强的，这样做的首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大臣尤其是武臣专权，而不单单是反腐败。宋朝统治者的主导思想是：绝不允许武臣拥兵割据或者既得利益集团结党营私。至于在贪污腐败问题上，有时甚至会实行双重甚至多重标准：如果是一般官吏为之，则严惩不贷;如果是高官为之，往往姑息迁就;如果是亲近者为之，有时甚至会枉法纵容。比如宋太祖时，赵普做了宰相，他跟随宋太祖多年，是陈桥兵变的功臣。一次，宋太祖没打招呼就来到赵普家，正赶上有人给赵普送礼物，放在左侧的堂屋下。皇帝的车马驾到，赵普慌忙出迎，那些礼也还没来得及收起来。宋太祖看见后，就问是何物。赵普说是海产品。宋太祖还挺认真，叫人把贴着海产品标签的盒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全是金子。赵普见状，非常恐慌，宋太祖却笑着说：“别害怕，收下就是了。”连皇帝都如此放任近臣的腐败，御史及谏官在腐败问题上的监督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也成了宋朝的一大弊病。需要说明的是，台谏合一这时只是开了个头，两个机构并未合并，御史与谏官的职能虽有交叉的地方，但仍各有侧重。

唐代的台谏官基本上由吏部选拔，实际上多被宰相操纵，选谁不选谁由宰相说了算。这样选出来的台谏官自然是对宰相负责，宰相有违纪违法的行为，他们往往不敢直言。宋朝废除了这种做法，改由皇帝亲自选任。选拔的程序是：先由朝廷下诏，有关部门推荐，然后皇帝在被推荐的名单中进行圈定，规范的说法叫钦定。皇帝也不是胡乱圈点的，而是根据各人的名气才能来定，名气大的被钦定的概率就大。比如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钦定欧阳修、余靖和王素为谏官，这几个人都是当时的名士，尤其是著名文学家欧阳修，他是首先被选中的。

宋代选拔台谏官有一定的标准。首先是刚直敢言，忠于职守。包拯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死后的谥号是孝肃，他为官时的奏折被后人汇集成一部《包孝肃公奏议》。据统计，在187篇奏疏中，有55篇是检举、抨击贪污不法官吏的，被他直接点名弹劾的官吏多达64人。他曾写过一首《书端州郡斋壁》的小诗：“清心为治本，直通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很能说明他刚直的秉性。还有一个标准是注重学历和资格。宋仁宗朝的63名谏官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其中不乏进士出身的人。对资格的要求也很严格，特别强调要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尤其是监察官。南宋孝宗年间曾明文规定：没有担任过两任县令的人，不得任监察御史。有一段时间，朝廷让萧燧当监察御史的呼声很高，但萧燧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孝宗以此为由，没有同意，但考虑到舆论的声音，最终让他当了左司谏。在孝宗看来，谏官的职位还可以通融一下，而台官是绝对不能马虎的。

宋代对台谏官的管理比较规范。当时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宋代皇帝多次强调，行政长官中如果有人的亲戚担任了台谏官，就得有一个人回避。宋仁宗时，谏官右正言吴及和枢密副使张昪的妻子有亲戚关系，吴及上奏请求回避。当时已是御史中丞的包拯认为，吴及为人正直，工作认真，而且张昪的妻子已去世多年，没有什么可回避的了。仁宗这才特批吴及仍在谏院任职。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时，在谏院任职的吴充有个儿子叫吴安特，是王安石的女婿。由于这种关系，吴充主动辞去了谏院的职务。王安石的另一个女婿、侍御史蔡卞，也按照回避制度的规定，辞掉了侍御史之职。回避制度还包括同在监察系统内的亲戚关系，比如谏官和御史以及地方的监察官之间，都要求回避。

宋代在尚书省设有都司御史，专门负责纠举御史的失职。还规定，御史必须每月汇报一次工作，叫做“月课”。如果上任后一百天内没有弹劾不法的官员，就是失职，就要被辞退，或进行经济处罚，即交纳一笔“辱台钱”，意思是愧对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和职责。这些做法，表明宋代对台谏官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和规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