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称职的博物馆工作者

朱传荣

父亲去世后，《中国博物馆》的编辑来电话，希望写一点我的父亲朱家溍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经历，无论从父女还是从同事的关系，这都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粗活细活都能干的现代青年

父亲大学将要毕业时，以为自己对学校以外的事情基本上是无知，最好能留在系里，做些抄抄写写的杂事，或是在中学里教教历史、国文，还算胜任。及至毕业，逃离沦陷的北平，到了抗战的大后方重庆，却做了他意想不到的粮食部门的所谓“专员”，每日工作是完全不着头绪的公文往来。回想大学里受过的国文教育，尽是汉魏六朝或是唐宋八大家，不论是散文，还是骈文，似乎都与眼前的公文拟稿不生关系。向有经验的人请教，才知道调出档案，从存稿中学会了自己所需要知道的事。生疏的事很快变得非常熟悉了。

1943年，趁着重庆冬季雾天，没有敌人飞机轰炸，故宫博物院决定在市区两路口，当时的中央图书馆举办一次短期展览。参加展览的文物共八十箱，均为1934年参加伦敦艺展的中国古代名画。父亲被借调来当临时工，这件事让父亲空前地高兴。因为祖父收藏很多文物，父亲从幼年起对文物耳濡目染，到十几岁时就随着祖父每日接触金石书画。卷、轴、册怎样打开收起，铜、瓷、玉如何拿起放下，都和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熟悉。当然，作为正式工作参加毕竟是第一次，感觉和小时候参观，以及在家里保存文物的情况大不一样了。首先是从南岸海棠溪故宫博物院把八十箱文物一车一车地装上汽车，开到两路口中央图书馆，再一车一车地卸。卸下来穿上杠绳，两人一箱，走上若干层台阶，抬进临时的库房安顿下来。然后打扫陈列室，抬陈列柜，擦玻璃等。一系列卖力气的事情做完，才能坐下来，照着目录写陈列品名卡片。打开箱子，搬出卷、轴、册陈列起来。一边工作，一边欣赏，这时候的享受真是无法形容。展览期过去，收、装、抬又是一个很大的体力劳动过程。

无论什么时候，提起这一段在故宫工作的最初经历，父亲都是那么高兴、自豪，高兴是从此与故宫结下不解之缘，自豪则是因为此间的工作态度得到了马衡先生，父亲称之为“马老伯”的嘉许，叫做“现代的青年需要这样，粗活细活都能干”。

父亲坦言，并没有体力劳动的习惯和爱好，不过遇上也没有什么好怕的。怀着一种好胜的心情去完成，所以不觉得苦。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从四川回到北平。正式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一切条件、环境和抗战时期不同了，但熟悉的文物工作中生疏感仍然時有出现。在参加“提集”“编目”“陈列”“库房整理”等工作时见所未见的文物很多，既是工作内容，就必须把它们变成熟悉。同时即便是已经熟悉的事物，也要深入研究，以深化对它的认识。遇见不认识的事物，知道在什么书里可以查到，再向已有工作经验的人求教。书与实物相互印证，也相互补充。图书档案会告知文物的历史，文物也会填补书中隐藏的空白。

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

1950年，父亲接受了一项突击性的工作，即为配合“全国戏曲工作会议”而在故宫举办“清代戏曲史料展览”，包括戏曲服饰、剧本、档案等一切与演出有关的物品，并在阅是楼畅音阁按照清代内廷演戏的实际要求布置起原状。

对于故宫这样一个兼具遗址性与艺术性的博物馆来说，原状陈列是最贴近观众、最能够为观众传达历史信息的形式，但是在博物馆学中，这又是一项空缺的门类。外国的遗址性博物馆，因为不具备足够的档案材料而无法做到史档结合，也就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父亲是在这样一无依傍的形势下筹备的，这个展览的依据除相关档案以外，还专门访问了当年曾在畅音阁戏台上演过戏的王瑶卿等老演员，曾经被赏听戏的载涛等人，曾经在这里伺候过太后和皇帝听戏的耿进喜等太监，分别作了谈话记录。从这些历史见证人身上所得到的史料远远超越了“清代戏曲史料展览”的范围，对于已有档案文书记载或印证或补缺或纠正，最大的收获则是奠定了父亲从事博物馆工作的大方向，即据史用档，以档证史，档史结合。无论陈列还是研究，无论古代器物的鉴定还是工艺美术史的探讨，可谓万变不离其宗。

展览后，父亲写出了《太监谈往录》一文，以访谈形式详细地记录下对耿进喜的访问，澄清了宫廷生活的诸多细节，而不仅是演剧方面的。

20世纪50年代，马院长派给父亲的另一项突击任务，虽然不是陈列，但由于具有特别的意义，所以也值得记载。上级命故宫博物院提供清代政府接待班禅额尔德尼的一切资料。后来，父亲有一篇《故宫所藏明清两代有关西藏的文物》，发表在当年的《文物参考资料》也就是今天的《文物》月刊上。

文中介绍的“明永乐八年九月十六日敕谕”，是北京中央政府给西藏地方的一道命令。明代制度，全国各地设有“指挥司”和“卫所”，乌斯藏地方（即西藏）当然也不例外，设有乌斯藏都指挥司。洪武十八年命班竹儿为都指挥。永乐元年在必里和上邛，设二卫所，这是管理军政的机构。又有喇嘛八人，被封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等，管理宗教事务，从“所在土官军民人等……敢有不遵朕命者必罚无赦”字样，足以说明一切行政宗教事务等都需听从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

另有明宣德赏赐给达赖喇嘛的铜铃杵，又于乾隆四十五年由班禅额尔德尼作为向乾隆皇帝祝寿的礼物进贡给清朝皇帝。以及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合刊的白伞盖经注，更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独有的特色。凡此种种，无不证明了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地方尽管在语言、信仰上有自己的特点，但一直就是在北京中央政府统一政权下的一个地方。

此文刊出后，成为以后西藏问题研究的必读内容。以档案见证历史，以文物见证历史，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出具无可辩驳的历史证据，在博物馆中，这是第一次。

据史用档 史档结合

吴仲超院长到任后，特别关注故宫的原状陈列。他曾设想，通过室内陈设展示康熙乾隆时代的面貌。这个设想交代给我父亲以后，父亲开始做各宫殿陈设计划的调查。

各宫殿室内的陈设状况，各自有不同历史时期的上限，包括建造年代和使用的经历。这些宫殿内部状况是历年积累下来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下限—就是1924年，也就是溥仪出宫时的现场原状。这个现场原状最完整的文字资料是每座宫殿点查的详细记录，即《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一书。这是必须参考的重要资料

之一。

故宫所保存的清代档案中，内务府广储司有各宫殿的陈设档，是更重要的参考资料。但在储秀宫、长春宫展示乾隆年间状况设想，经过研究是不可能的。

因为东西六宫建筑规格是一样的，每宫有宫门，前正殿内部都是上有彩画天花板，银朱油木板墙，中设宝座，是为升座受礼的地方，不是作寝宫使用。寝宫在后殿。然而储秀宫、长春宫，则已拆掉了储秀门、长春门，各改建为体元殿、体和殿。

把储秀宫、长春宫的前正殿改为寝宫形式，门窗和室内装修都改为寝宫式，从“奏销档”中得知是光绪九年为慈禧太后五旬万寿改造的。当时正是慈禧太后以储秀宫、长春宫为寝宫的时期，这两宫的历史面貌上限只能是光绪九年。虽然保存有乾隆年间孝贤纯皇后居住储秀宫时期的陈设档，但建筑格局完全变了，无法按档案恢复乾隆年间的原状。

其次，是按照光绪年间的陈设档进行布置，和建筑格局条件是完全符合的。

再其次，是按照《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恢复1924年溥仪出宫时现场原状，也就是当时溥仪的皇后婉容居住储秀宫，淑妃文秀居住长春宫时期的原状。

经吴院长同意，储秀宫、长春宫按照光绪年间陈设档进行布置。翊坤宫、体元殿、太极殿，因上限相同，也一致进行。

父亲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称职的博物馆工作者”，其他称赞性质的称呼，都认为是不恰当的。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不是专家，我没有关于清史或明史的专著，虽然清史我懂得，明史我也懂得，谈到研究，且差得远呢。现在所做的，就是一个博物馆工作者应该会做的。博物馆工作的性质就是“博”，就是丰富和无法预料性，这就要求干这一行的人首先能做到遇见什么样的问题知道到哪一类的书里去查。除此之外，别无捷径。

作为女儿，我知道这不是谦虚，是父亲心中对博物馆工作者的定位，我赞同这个标准。博物馆和博物馆工作者的定位，应该是社会文明的度量衡。而不应该以某个人，甚至某个时期的程度而上下起伏。换句话说，只能是从业者去适应职业，不是职业任意降低标准适应从业者。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选自《父亲的声音》，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