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博学君子到至圣先师

“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系列之一

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许多著名人物，他们的生平事迹、思想理论、代表著作、历史贡献或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重要依据，或为治国理政提供宝贵的经验智慧，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同志所说：“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此，本栏目从这期开始推出“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系列文章。

虽生活在两千多年前，但即使到今天，他的大名也称得上妇孺皆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曾先后被当成传道授业的贤士、无所不知的圣人，以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这个人就是孔子。他的思想博大精深，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孔子的生平

孔子的生平事迹，主要记载于《论语》《史记·孔子世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及《孔子家语》中。

孔子是春秋后期鲁国人，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去世于公元前479年。他的父亲叔梁纥，晚年曾任鄹邑大夫，所以孔子也被称为“鄹人之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幼年时就表现出对“礼”的爱好和向往，“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由于他用心钻研礼法，受到了当时鲁国次卿孟僖子的重视。不过，这并没能让孔子飞黄腾达。他在青年时期只做过管仓库、管牛羊之类的小官。后来，孔子又曾到齐国求职，也没有得到任用。

孔子从齐国返回鲁国后，受鲁侯的资助，带着弟子南宫敬叔到周朝的都城洛邑“问礼”。当时周王朝虽然已经衰落，但是洛邑仍保存了大量前代文献，对礼制等典章的保存也是最完整的。据说孔子在洛邑见到了时任“守藏史”的老子，他认真向老子学礼。回到鲁国后，孔子的声望越来越高，陆续有人从附近各国到他门下求学。

这时，鲁国内部的矛盾日渐严重。原来，鲁国有三家世代执政的“卿族”：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他们把持了鲁国的政权，鲁君的权威反而不及臣下。到了孔子的时代，这三家卿族的家主也渐渐失去了权柄，实权落到了家臣手中。孔子是个重礼之人，他对这种政令不出于上的局面深感忧虑，希望能够辅助国君重整纲纪。随着声望的高涨，孔子渐渐受到国君的重视。五十岁时，孔子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一年后又被提升为司空，后来又晋升为主管刑法的大司寇。然而，好景不长，孔子尊主卑臣的行为遭到了世卿们的反对。不久，孔子被季桓子排挤，黯然去职，带着弟子离开了鲁国。

此后，孔子曾到过卫、陈、曹、宋、蔡、楚等诸侯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施展抱负的地方。然而，各国的诸侯或对孔子表面尊重却不愿任用，或与孔子的理念南辕北辙。孔子在外奔波了十几年，没有施展胸中所学的机会，最终在年近七十时返回鲁国，从此致力于編订文献的工作，同时也为执政者做顾问，直到73岁时去世。

孔子生前，由于他的博学多闻，已经有人称其为“圣人”，但孔子自己是不承认的。等到孔子去世之后，弟子分散在各诸侯国，各自传道授业，受到诸侯、大夫的尊敬，甚至贵为卿相。随着孔门弟子的显达，以及儒家学说传播日广，孔子的形象越发高大起来。世人对孔子的称谓，也从单纯表示尊重的“子”，逐渐变成汉代的褒尊侯，北魏的文圣尼父，再变成唐代的先师、先圣、文宣王，元代的大成至圣文宣王，最后在清初定为“至圣先师”。孔子的地位，至此而极。民国以后，就如何评价孔子及其思想，也曾经引起过数番争论、几度反复。时至今日，我们称孔子为儒家的创始者，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应该算是公允的评价了。

仁礼之学：孔子的思想体系

孔子生活的时代——春秋后期，传统的学术和政治体制已经被打破，但旧有的典籍与制度还没有被彻底忘却。相对而言，周代礼制在当时保存最为完善，又因为是后起之秀的缘故，对夏商两代的礼法制度有所损益，所以孔子最重视周礼，即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以说，周礼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当然，孔子也不是完全盲从周礼。周人虽然不像殷人一样迷信鬼神，但对“天”还是很尊重的，强调对天意的遵从。但孔子很少在弟子面前谈论“天道”的吉凶祸福、占星卜筮之说。子贡后来追忆老师，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孔子为什么不谈“天道”呢？我们可以看看他与弟子的问答。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知（智慧）”。孔子回答：“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所谓“务民之义”，就是集中精力去做老百姓所需要的事情；“敬鬼神而远之”，就是对鬼神保持基本的尊重，但不为迷信所惑。在孔子看来，能做到以上两条，就算是有智慧的表现了。孔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对于讲求实际的孔子来说，天道幽深，一般人说不清“天意”，所以还是不谈为好；而为政者只要能做到“从民所欲”，也就够了。

从孔子的言论看，他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以“仁”为本的修己之学，另一方面则是以“礼”为本的治人之学。

所谓“修己”，就是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孔子对执政者提出过“正己”的要求，他认为，执政者能够做到自身端正，社会治理的水平自然就会上升；执政者自己不行，社会也会变得一团糟。这就是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以，孔子强调执政者要“修己以安人”。

那么，应该如何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呢？这就体现了“仁”的作用。《说文解字》说：“仁，亲也。”樊迟向孔子问“仁”，孔子答曰：“爱人。”可见 “仁”的本意，是要做到人际关系亲睦。按孔子的观点，一个人，与家人相处时要做到孝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与上级相处时要表现出恰当的尊重，与其他人相处时要做到忠恕（尽心为人，推己及人）。而在这几项中，孔子最重视的是孝悌。孔子说：“孝弟（通‘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他认为一个人在家能够和父母兄弟好好相处，自然就会将这种感情推及到其他人身上，不会去做犯上作乱的事情。在与其他人相处方面，孔子则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希望弟子能够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做到换位思考。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如果能达到上述要求，其道德品质也就基本达到“仁”的层次了。

孔子还对社会各阶层提出了“克己”的要求。所谓的“克己”，其实就是强化自我约束，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就是说，能够自我约束，就可以少犯错误。他又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思齐”是希望自己也能和别人一样好，“自省”是约束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这比单纯的自我约束更高一层了。

按照孔子的理念，人们在培养道德品质的时候，于己，则呼唤“克己”；于人，要做到“爱人”。两者贯彻，则修己之学能有所成就。修己既成，则当以之安人，这又过渡到治人之学的层面了。

治人之学实际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天子没有实权，大小诸侯国互相攻伐吞并，诸侯国内部斗争也非常激烈。孔子对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非常反感，他要求用“德”和“礼”来治国安民，而以政、刑作为补充，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一观点与现代的“以德治国”思想有相合之处。

此外，针对当时上下尊卑淆乱的局面，孔子还提出了“正名”的原则。当他与学生游卫时，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感到不解，于是孔子向他解释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的道理。

就具体治国策略而言，孔子是很务实的。他周游列国时经过卫国，赞叹道：“人口真多啊！”给他驾车的冉有趁机问道：“那下一步应该怎么治理呢？”孔子答道：“让他们富起来。”冉有又问：“富起来以后呢？”孔子回答：“教化他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很重视给人民以好处，他的理念是“惠则足以使人”，这与周代单纯的“德治”又有所不同。

总的来说，孔子的思想体系包含了修身与治国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既强调人们的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做到“修己以安人”；又以礼法为原则，要求社会成员按照身份各行其事、各负其责。同时，他还考虑到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要求给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然后再进行教化，这是孔子“民本”思想的体现。

走向世界的孔子

应当承认，用今天的眼光看，孔子的某些言论与当今社会的确有方枘圆凿之处，这与其生活的时代是分不开的。但是，总体而言，孔子的思想对中国人、中华文化圈乃至全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首先，孔子提出的很多道德观念，是现代伦理道德的先声。如前文所言，孔子倡导“仁”，提倡“爱人”“克己”“孝悌”，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爱护，强调正直守信，呼吁自我约束。在孔子的阐释下，原本作为贵族尊称的“君子”一词成为恭敬庄重、博学多识、诚实不欺、重义轻利、谦虚谨慎等种种美德的代表，由身份的象征转变为道德的象征。从此，庶民中的有德之士也可以被尊为“君子”，而贵族中道德败坏的人难逃“小人”之名。

其次，孔子重视个人努力，强调积极有为，为中国奠定了积极进取的基调。中国的上古时代，贵族自认承天命而生，受天命而统治，作为社会基础的平民没有上升的空间，也很难有进取的念头。孔子虽然相信天道、天命，但他并不宣扬天意决定人生的论调，而是主张人要主动改变自己的处境。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为：“人能使道发扬光大，而不是让道给人装点门面。”这是强调学者要主动去“传道”。他常年不得志，对弟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又有记载说，孔子想要到不够开化的九夷地区去居住传道，有人劝他说：“陋，如之何？（那里物质条件太差了，怎么办？）”孔子的回答却是非常乐观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他坚信自己终究能够找到一片可以施展抱负的热土。孔子自幼至老，始终力求“有为”，这种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人。

第三，孔子的教育观念，影响了其后两千年的中国社会。在春秋中期以前，教育是完全由貴族掌握的，受教育的也只会是贵族子弟。孔子的教育理念则不同。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在春秋时期，贵族之间的相见礼物多是玉帛之类，即使是士人相见，也以一只大雁作为见面礼。孔子所说拿一束（十条）干肉作为拜师礼的，多半是平民子弟。孔子不但吸收平民子弟入学，而且对他们悉心教诲。孔门有所谓“十哲”，即十个最出色的学生，其中以德行著称的颜回和冉雍都不是贵族子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体现出了达观乐天的处世态度，孔子视之为最得意的弟子；冉雍出身卑贱，但德行高超，孔子评价他“可使南面”，具备做一方长官甚至诸侯的素养。孔子的这种教育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教无类”。我国从古至今都重视教育、重视知识，不能不说与孔子开创的教育观有很大关系。

除去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影响外，孔子还具有世界性的一面。由于古代中国文化发达，中国的主流文化——以孔子为开山鼻祖的儒家文化——不断向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等辐射，形成了西方学界所说的“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的辐射传播不靠武力，也不靠政府向周边施压，而是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感召中国周边的国家与民族，使他们进入广义的中华文明范畴，从整体上促进了东亚及南亚地区文化的发展。

在西方看来，孔子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同一等级的哲人。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论孔子》中写道：“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如狄德罗、霍尔巴赫也对孔子和儒家文化津津乐道。1993年，在《全球伦理普世宣言》中，美国开普大学教授列奥纳德·斯维德勒（Leonard Swidler）将孔子首先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列入“黄金规则”（即数千年来人类普遍认同的伦理规则），视为全球应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在其所著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一书中，将孔子排在第五名，他对孔子的评价是：“孔子学说只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根据以这种哲学来保持国内和平繁荣所发挥的作用而论，大体说来，中国是地球上治理得最佳的地区。”

由于孔子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而且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当我国在对外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2004年，我国政府与韩中文化协会合作，在韩国首尔设立了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此后，通过国际协商，不断有新的孔子学院在各国安家落户。2015年12月6日，在上海举办的第十届孔子学院大会宣布，中国已在13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学员总数达190万人。孔子学院作为一个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其宗旨是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通过孔子学院，我国不仅对外介绍了我们的语言和文化，推广了汉语教学，而且提供了针对中国教育、文化、经济及社会等领域的信息咨询，推动了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

总的来说，孔子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他虽然生活在20多个世纪以前，但是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却历久弥新。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强盛，孔子将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也将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体系构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