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天下以用人为本

侯建良

清代雍正皇帝有一句话，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振聋发聩。他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a意思是说，用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其余的事可能也很重要，但与用人这件事比起来就是次要的。如果将用人比作一棵大树的根和干的话，其余的事只能算作枝和叶了。

这是不是只是古人的偏颇之见？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时的一段话：“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b如果我们对“关键在人”这四个字能够确有领悟的话，那对治国以用人为本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不只是雍正帝认为治国以用人为本，古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也有类似观点。

战国时，墨子较早地提出了尊贤用贤是为政之本的思想。《墨子·尚贤》里说：“那些担负着治国理政重任的王公大臣们，不能不以任用贤能之士作为国家政务的根本任务啊。所以国家如果拥有众多的贤良之士，那么国家安定的基础就雄厚；如果贤良之士少，那么国家安定的基础就薄弱。所以国家领导们的根本任务，不是别的，只是大量地吸收和使用贤才而已。”a又说：“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四位仁君的治国之道，就不可以不尊贤用贤。尊贤用贤，是为政之本啊！”b

三国时，诸葛亮说：“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c他又说：“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d诸葛亮认为，治国的主要方法就是任用贤才。理由很简单：失掉贤人国家就危亡，得到贤人国家就安定，这是必然的，相反的情况从来没

有过。

东晋著名学者、道教理论家葛洪说：“没有舟船而想横渡大海的，没见过有渡过去的；没有良臣辅佐而想把天下治理太平的，没听说有成功的。”说到这里，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故招贤用才者，人主之要务也。”e

清初著名学者唐甄谈及用人的重要性时，有几句很有分量的话：“国家政务包含的事项很多，但只有用贤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国家治乱的原因在于它，国家兴亡的原因在于它，除它之外没有别的原因。总之，国家的治乱兴亡全是由用贤如何所决定的。”a

古人认为，既然用人问题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那么招贤用贤、知人善任就不仅是帝王的责任，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以及担任相当职务的大臣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如果宰相只知忙于具体事务，而不注意发现人才，并及时向君主推荐人才，那么这样的宰相就不是称职的宰相。春秋时的楚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楚庄王退朝晚了，他的夫人樊姬问其原因，庄王说：“今天与贤相说话，不知不觉就晚了。”樊姬问：“贤相是谁？”庄王说就是虞丘子。不料樊姬语出惊人：“虞丘子身居相位数十年，竟没有推荐一个贤人。如果他知道有贤人而不推荐，这是对国家不忠；如果他不知道有贤人，说明他没有识人的智慧。这样的人，怎么是贤相呢？”第二天上朝，楚庄王便将樊姬的话告诉了虞丘子。虞丘子叩头，认为樊姬说得对，于是辞掉相位并推荐孙叔敖。孙叔敖做了宰相后，庄王终于称霸于诸侯。b从这个故事里看，虞丘子还是个不错的官员，楚庄王对他的工作是满意的，称他为“贤相”。但他有一条，为相若干年没有推荐一个贤人，这作为国相来说就不称职。他自己对别人提的这条意见也心悦诚服。

唐太宗对宰相之责说得更明确。贞观初年，房玄龄、杜如晦分别担任左、右仆射。有一天，唐太宗对他们说：“你们二位身为宰相，应当广求贤人，并根据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这是宰相的职责呀。听说你们每天受理诉讼案件，忙得一点儿空闲都没有，这怎么能帮助我选拔贤才呢！”a于是唐太宗又下了一道命令：以后凡尚书省的具体事务，都交给下属官员去做，只有需要向皇帝报告的大事，才由宰相办理。这样，宰相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关心选拔贤才的事了，工作有了很大改进。

（二）为政万端，非贤不理

强调治国以用人为本，就会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古代是君主政体，国家大事全由君主说了算，那么君主主政与用人是什么关系，用贤理政会不会妨碍君主主政？第二，治国理政，有很多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与其他重要工作相比，把用人放在第一位，会不会影响其他工作的重要性？只有把这两个问题说明白了，治天下以用人为本的观念才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唐贞观四年（630）七月，唐太宗与房玄龄等人有一段谈话。唐太宗问：“你们认为隋文帝是个什么样的君主？”房玄龄等人回答说：“隋文帝能自觉地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礼的要求，他勤于政事，每天坐朝议政，有时直到太阳偏西才罢朝。凡五品以上的官员，他都亲自接见并与他们讨论国事。对守门警卫人员他也关心，还亲自传饭给他们吃。隋文帝虽说不上仁慈圣明，但也称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啊。”就事论事，大臣们说得也没错。可唐太宗不以为然：“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人的本性是看事情过于细致，而内心不圣明。心不明则有的事就看不透，看事过于细致就容易多疑。由于他自己是用欺侮孤儿寡母的手段得到天下的（隋文帝杨坚原是北周的辅政大臣，周静帝即位时只有八岁，次年杨坚取而代之），所以他认为群臣不可信任。因此，事无巨细都由自己决定，尽管他累得筋疲力尽，面容憔悴，也无法把事情办得都合情合理。朝臣们知道隋文帝的想法，也就不敢再说实话，结果宰相以下所有官员，只要按旨意去办就是了。而我的想法不是这样，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于一人的考虑？我要选天下之才，来办天下之事，委任职务明确责任，各尽其用，这样可能更合理一些。”a从这段谈话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唐太宗是一位明白的君主，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懂得并能正确处理君主主政与用贤理政的关系，“贞观之治”的出现与此有很大关系。

古人认为，君主和臣子的角色是不同的，因而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二者不能混淆。汉代学者刘向说：“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勿乱旧法，而天下治矣。”b意思是说：君主的职责是主持用人，臣子的职责是负责办事。只要这一老规矩不打乱，国家肯定能治理好。反之，如果君主越俎代庖，亲自去办那些本应由臣子们来办的事，而大臣越权操纵了用人大权，那么国家肯定会乱。无数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上，能正确把握君主主政与用贤理政关系的君主，都善于抓大事，尤其注重用人，注意发现、识别和任用各类优秀人才，给每个重要岗位都安上合适的人选，结果事半功倍、天下大治，自己也做到了应付自如、游刃有余。唐太宗说得很明白：“能任用合适的人才，天下自然治理得好。”“所以访求贤才比较辛苦，但任用了贤才，君王就可以安逸。”a

清代康熙皇帝在位61年，励精图治，善于学习，总结了不少治国经验。康熙五十六年（1717），他对大臣们讲了自己的为政体会：“我即位已五十馀年了，天下太平，国泰民安。这都是依靠各位大臣做我的助手和耳目的结果啊，正如朱熹所讲的，‘为政在于

用人’。”b

治国理政，事务繁多，其中有不少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甚至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如何看待用人与这些重要工作的关系，同样在考验着古人的智慧。难能可贵的是，古人没有用对立思维去考虑用人与其他工作的关系，而是把用人看作是开展其他工作的前提条件和成败关键。实施方针政策也好，管理百姓也好，依法治国也好，巩固国防也好，各项工作无不体现“为政在于用人”这一思想的正确性。

治国方针靠人去实施。贞观元年（627），唐太宗提出了“仁义治国”方针，黄门侍郎王珪在称赞“这是万代之福”的同时，又提醒说：“但非贤不理，惟在得人。”c只是有了正确的方针还不够，还需要有贤能之人来贯彻落实。唐太宗欣然表示赞成。

依法治国靠人去执行。荀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有治人，无治法。”a意思是说：世上只有将国家治理得安定和谐的人，而没有使国家自行变得安定和谐的法律。对此，他有一番道理：“法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制度也不能自我推行。得到了依法治国的合适人选，法制的作用就存在；失去了这样的人才，法制的作用就会消亡。”b

贤人治理，惠及民生。凡比较明智的君主必重视地方治理，而重视地方治理必慎选地方长官。元代宰相许衡在给皇帝上书中，讲清了其中道理：“百姓的欢乐和忧愁，取决于用人是否正确。若用称职的人，则百姓得其利；若用人不当，则百姓受其害。自古以来论述治国之道的，必然把用人作为第一要务……”c

良将守边，胜于长城。隋代及唐初，北面的突厥非常猖狂，经常南侵进行掳掠。贞观元年（627），唐太宗任命李为并州都督，镇守边疆。经过一番较量后，“突厥甚加畏惮”，“畏威远遁”。唐太宗对大臣们说：“隋炀帝不懂得精心选拔贤能人才来镇守边关，保护百姓，只知道把长城修得尽量远，大量驻扎军队来防备突厥。他头脑糊涂，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现在委托李到并州当都督，就使得突厥畏惧我军威力而远逃，边塞城池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吗？”d李在并州镇守16年，边境一直平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