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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君子远小人为治国之要

时间:2024-05-04

侯建良

公元227年,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过一道非常有名的奏疏,即《出师表》。在《出师表》中,诸葛亮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西汉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繁荣昌盛的,而东汉大多时期则表现为衰弱动乱,诸葛亮将其原因归结在用人上,可谓见解精辟。此话一出,便被后世奉为治国和用人的至理名言。

古代文献中,关于“君子”“小人”的概念经常出现。君子,泛指品行端正、忠诚守信、谦虚仁爱、廉洁守法的一类人。君子为官,则称“贤臣”“忠臣”“正臣”“直臣”等。相反,小人则是指心术不正、见风使舵、反复无常、阳奉阴违,甚至惯使阴谋诡计、打击陷害他人的一类人。小人为官,则称“奸臣”“佞臣”“谗臣”“谀臣”等。君子、小人的概念,在今天的官方文书中已基本消失,然而在民间语言中却一直沿用,因为这两个概念涵义清楚,表达简洁,不用说一大堆定语,因而有强大的生命力。古人用这两个概念,阐述了一个关于用人标准的重要思想,这对于今天的干部人事制度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亲贤臣远小人的治国理念,是诸葛亮首先明确提出的。但在此之前,孔子等思想家已有这方面的论述,虽然不如诸葛亮说得这样明确和精炼,但思想脉络和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鲁哀公曾向孔子请教治国理政的道理,他问:“做什么才能让老百姓乐于服从呢?”孔子回答说:“把正直者提拔起来,置于奸邪者之上,百姓就乐于服从;若是把奸邪者提拔起来,放在正直者之上,百姓就不服了。”a在另一场合,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智”。孔子回答说:“善于识别人才。”樊迟对此不太理解,孔子又进一步提出要“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在奸邪的人之上”。樊迟还是不太理解,就拿孔子的话去问同学子夏。子夏说:“老师的话涵义丰富啊!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挑选,将皋陶提拔起来,那些不仁义的人就自然远离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挑选,提拔了伊尹,不仁义的人也自然远离了。”b孔子和子夏的意思很明白:要想做尧、舜、禹、汤那样的圣明君主,把国家治理好,就要亲近重用正直的人,而疏远奸邪的人;正直之人与奸邪之人是不相容的,若君主重用了正直之人,那奸邪之人自然就被疏

远了。

荀子亦有这方面的论述。他说:“君主如果任用道德高尚、才智超群像圣人那样的人做大臣,那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王者;如任用能够建功立业的人做大臣,国家就会强大;任用阴谋篡权之人做大臣,国家就会陷于危险;任用阿谀奉承、阴险狡诈之人做大臣,国家就会败亡。”c

在诸葛亮之后,可能是受到他的启发,还有许多人讲过这一思想,其中尤以李世民、朱元璋讲得最好,毕竟他们有长期的用人实践,所以体会更为深刻。

唐太宗深知“亲贤臣远小人”的重要性,将此视为“为国之要”。他说:“国家动乱,没有不是因为任用了奸邪小人的缘故;国家太平,没有不是任用了忠臣贤人的结果。任用忠贤,就能享受天下太平之福;任用小人,就要遭受天下动乱之祸。”a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要亲自带兵出师东征,命令太子留守京城。太子“悲泣数日”,一方面表示舍不得父亲出征,一方面表示交给自己留守的责任太大,担心不能胜任。唐太宗教训他说:“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b并说:“你按照这些努力去做就是了,哭有什么用?”唐太宗将“进贤退不肖”列为“为国之要”的首要。“进贤退不肖”,亦即“亲君子远小人”。唐太宗带兵出征是有风险的,战死沙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临行要把这最重要的治国经验告诉未来的接班人。

唐太宗一直注意用“亲君子远小人”的思想教育后代,可谓安不忘危,乐不忘忧。贞观七年(633),唐太宗对魏徵说:“自古以来,侯王(指皇帝宗室子弟被封为王或侯的)能够保全自己的很少,都是由于他们生长在富贵之中,喜好骄奢淫逸,大多不懂得‘亲君子远小人的道理,所以才会这样。”于是命令魏徵采录自古以来帝王子弟成败的实事,编成《自古诸侯王善恶录》,赐给诸王。魏徵还为这本集子写了序,其中特别指出了“亲君子远小人”与“亲小人远君子”各自形成的原因。

朱元璋曾以元朝为例给大臣们讲治国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元朝之所以在建国之初搞得不错,是因为提拔重用的人“皆君子”;而后来,“小人擅权,奸邪竞进”,因而政治日趋腐败,“至于土崩瓦解”。a朱元璋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一方面,他有长期的用人经验,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在于他善于学习。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对左右大臣说:“我昨天阅读史书,发现前代帝王中好听谗言的,必然导致国家衰败混乱。这是因为国家有谗佞小人陷害忠良贤臣的缘故。贤臣必定以正派的态度来侍奉君主,可能他一开始显得不好合作,但终究是对朝政有益;而谗佞之人阴险而善伪装,善于见风使舵,迎合君主的想法,君主如不明察,往往被他们所迷惑,一开始看着好像没有什么害处,但结果实在可怕,他们陷害贤臣、危害国家的事,能够说得完吗?所以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一定要保护好贤良而去除奸佞才行。”b有一年,朝廷录用了六十多名进士,安排他们做六科给事中和六部主事,朱元璋接见他们并进行训话,说明自己的政策是用忠良、弃奸邪,勉励大家做忠良之臣,不做奸邪小人。他说:“忠良之臣,是国家的宝物;奸邪之臣,是国家的蠹虫。所以,如果忠良之士得到重用,国家就越来越富强安定;奸邪之人得到重用,国家就越来越混乱。”c从上述谈话中,我们已经看到朱元璋在用人方面有着清醒的头脑和深刻的认识;更值得赞赏的是,他在这方面还有精辟的、结论性的概括,堪称名言警句,原话是这样的:“兴治之要,当进君子,退小人也。”d

君子和小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所产生的社会作用迥然不同。君子发挥的作用是正能量,用君子则利国利民。而用小人就完全不同了,小人若得重用,则误君主、害忠良、祸国家、殃百姓。然而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君主,或对于“亲君子远小人”的重要性麻木不仁,或对君子小人缺乏识别能力,致使奸邪小人祸国殃民的闹剧不断重复上演。同是一个唐玄宗,前后两重天的不同遭遇,就很典型地说明了“亲君子远小人”是何等重要。

唐宪宗时有个大臣叫李绛,官至中书侍郎,位列宰相,是个耿直敢谏之臣。有一天,宪宗对李绛说:“我阅读《玄宗实录》,看到开元年间和谐太平,而天宝年间却天下大乱。事情都发生在玄宗一朝(唐玄宗一朝有两个年号,开始叫开元,后来叫天宝),却治、乱相反,这是何故?”李绛回答:“玄宗在武后当政时,曾担任职务管过事,在外接触过当时的一些贤人,知道世事的艰难。即位之初,他先后任用姚崇、宋璟为宰相,这两个人都是忠心耿直的上等人才,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玄宗开始也是一心想着把国家治理好,励精图治,虚心纳谏,因而当时担任要职的都是有名的贤人,朝廷上下左右的臣子都崇尚忠正。所以君臣和谐,朝廷内外安定团结。可到了开元二十年以后,奸相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专门起用阴险奸佞的人,把持了各部门要职,一味向玄宗献媚讨好,使玄宗听不到真话。于是玄宗的贪欲膨胀起来,国家财力已经不足,而奸臣们还劝他大兴土木,武夫们劝他开拓边疆。结果天下骚动,奸人乘机叛乱,盗贼蜂起,导致东都、西都陷落,全国大乱,皇帝离京外逃,国家几乎到了难以恢复的地步。这都是受小人怂恿引导,生活放纵、自满骄傲所导致的结果。直到今天,我朝还要派兵守卫两河,西部疆土全部丧失,民生凋敝,国库空虚,这都是由于天宝年间的祸乱所造

成的。”a

将“亲君子远小人”视为治国之要的,不只是上述几个明君贤相,几乎在各个朝代都有人特别强调这一用人原则的重要性。“亲君子远小人”,实际是用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它更加强调和突出了“以德为先”“德行为本”的用人理念。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它已成为公认的国家用人原则,甚至成为个人交往原则,以致于小人们也不敢公开反对这一原则,而是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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