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思想古今谈

民生思想古今谈

“民生”一词，古已有之。一般认为它最早出现在《左传》中，《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是勤可以免饥寒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百姓的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缺少衣食，也就是说勤劳可以让人民免除受冻挨饿之苦。

重视民生、以民为本的思想早在殷周之际就有了萌芽。当时，周以边陲小邦的身份，取代了“神权统治代言人”的殷商政权，说明统治基础的稳固不仅需要“顺乎天”还需要“应乎人”。在《国语·郑语》中，也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说法。可见，此时的政治文化观，已和自命为上帝之子的殷商有了极大区别，需要“敬天”，但更要“保民”。

民生思想的真正形成，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中，重视民生疾苦的不在少数。

面对鲁哀公的问政，孔子回答：“处理政事没有比使人民富裕且长寿更要紧的了。”哀公追问：“应当怎么做到呢？”孔子回答：“节省百姓的劳役，减轻百姓的赋税，百姓就会富裕；加强对百姓的教育，使其远离犯罪与疾病，他们就长寿了。”此外，孔子还提出了“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观点。

有“古代最伟大民生思想家”之称的墨子，其主要思想几乎都蕴涵着民生理念。他主张兼爱非攻，是对民生的关注和爱护。他主张清廉俭朴，认为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积累财富，更可以减轻人民负担。他还提出了“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目的在于改善百姓的地位。

中国古代民生思想的集大成者，当属孟子。孟子认为生民之道在于“制民之产”与“取民有制”，即一方面要发展生产，保障民生，同时也要防止取民无度，财富不公。孟子还坚信，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才有资格做天下的共主。其重视民生的经典话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千百年来被广为传诵。

秦汉到明清时期，民生思想得到继承，并有所发展。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大多认识到民生疾苦与政权统治的关联所在。

西汉初年政论家贾谊在《新书·大政》篇中指出：治国理政的人，没有不把人民当作根本的。“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就是说国家依靠人民决定是安还是危，君主依靠人民决定是有威望还是受欺侮，官吏依靠人民决定是高贵还是低贱。这是论述民、国、君三者关系的最典型话语。此外，其名作《过秦论》更是以秦统一六国然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指出民生与政权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一个国家和政权的存亡更是与统治者是否重民、得民有关。因此，三国时期吴国重臣陆凯提出：“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

到了唐代，唐太宗、魏徵君臣称得上是对民生思想体认最深和最明确之人。唐太宗反复强调的“君舟民水”思想时至今日仍被广为引用。而作为谏臣的魏徵看到唐太宗逐渐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上奏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意在规劝皇帝牢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正道。

北宋仁宗时，大臣石介目睹当时的内忧外患，上书《论根本策》，对民生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他提出“民者，国之根本”的观点，并劝诫统治者要永存“养民”之“爱心”，采取“省差役、停贡献、抑兼并、斥游惰”等政策来改善民生，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明末清初，民生思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当时的思想家黄宗羲、唐甄等人在明朝覆亡的刺激下，对政治进行了“制度的反省”。他们批判君主专制，黄宗羲还驳斥了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民生之本”。这些思想打破了传统儒家重民、爱民的旧民本范式，开始走向民有、民主、民治的新范式。

到了近代，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理论中包含有民生主义。后来，随着三民主义的不断完善，民生主义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支持农业发展、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和金融业、节制资本等。然而，受到当时环境的制约，孙中山的这些计划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实现了当家做主，中国的民生建设也掀开了新的一页。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再到“三个代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不以民生为出发点和归宿。时至今日，改善民生仍是中国的第一要务，所谓改善民生就是“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这是实现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梦”的题中之义和最终理想。梦想成真，民生改善是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