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改革中的民生问题

古代改革中的民生问题

中国古代的改革众多，其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民生问题。

管仲改革

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曾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为了使农民有更大的自主权，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他确立了按土地质量好坏和产量多少来征收租税的政策。齐国东边临海，管仲因地制宜，鼓励发展制盐业，让盐利成为齐国的主要收入，如此就减轻了百姓的赋税负担。他还加强对货币的管理和调节物价，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改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评价说：“管仲相齐，顺百姓之美，匡救国家之恶，令君臣百姓相亲者，是管之能也。”

商鞅变法前，秦孝公召集群臣商议此事。旧贵族代表甘龙等起来反对。商鞅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针锋相对地指出：法律和制度的制定都应因时因地，而不能一味效法古代。这为他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图为话剧《商鞅》剧照，展现的是商鞅与秦国群臣激辩的情景。

商鞅变法

战国是一个弱肉强食、相互兼并的时代。当时各国为了立足，纷纷变法革新，其中最著名的是秦国商鞅变法。先秦时期，贵族有世袭的特权，父亲是贵族，儿子就是贵族，他们世代享受着国家的俸禄，被称作世卿世禄。商鞅废除了这一制度，而实行军功爵制。就是说，平民百姓如果立有军功，也可以受爵受赏；而贵族如果没有军功则不能再享受特权。这就为一般百姓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开辟了道路。商鞅还重新划分了田界，把土地分授给农民。百姓有了土地便可以安居乐业，勤勉耕作。于是，后人评价这次变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

西汉初改革

西汉建立之初，统治者吸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改变了治国方略，表现之一就是注重百姓的利益和生活。高祖刘邦刚进关中就把当地父老、豪杰召集起来，宣布：秦朝的严刑苛法，把众位害苦了，应该全部废除。现在我和众位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刘邦的“约法三章”立刻受到百姓的拥护。汉文帝认为断肢体、刻肌肤等肉刑让犯人永遭唾弃，会断绝他们改过为善的道路，于是下令废除。此外，由于秦末战争，很多百姓流亡他乡。统治者采取恢复田宅、减免租税徭役的方法让他们重新回到家乡从事生产。就连皇帝自身也重视节俭，下诏禁止地方进献奇珍异物，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汉初改革的结果开创了中国皇权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史书记载，当时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家给人足，郡国的粮仓堆满了粮食。

北魏孝文帝改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北魏统一北方后，孝文帝着手进行改革。起初，北魏的官员没有俸禄，而是采取自筹的办法，当官者采取的手段就是抢夺、贪污和搜刮，人民深受其害。有鉴于此，孝文帝实行俸禄制，俸禄由国家统一发放，官吏若再随意抢夺，则严惩不贷。不久，孝文帝又颁行了均田制和新的租调制。均田制是将国家控制的无主土地按一定原则分授给农民耕种，农民得到了土地就有了生活的保证。而新的租调制则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

唐太宗改革

早年参与了推翻隋朝战争的唐太宗，目睹了隋王朝由兴到亡的整个过程。他认识到百姓的利益和境遇与国家的治乱兴衰密切相关，曾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因此，唐太宗登基后便着手改善民生。他一改隋炀帝的横征暴敛，提出“与民同利”的思想，积极给百姓减负。他还设立义仓，以备在荒年之时可以开仓救济灾民。对于直接管理百姓的刺史，更是由太宗亲自选拔，即使是地方县令这样的小官，也要上报朝廷。这些改革使社会出现繁盛的景象。史书记载，当时百姓出门不会遇到盗贼，监狱常常空无一人，马牛布满原野，家家夜不关门。“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

周世宗改革

纷乱的五代到后周时期逐渐走向统一的趋势。周世宗柴荣是一位比较杰出的人物，他曾说自己如果能当三十年的皇帝，就用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当时，社会贪污腐败风气严重，官吏不断向农民加征赋税，周世宗严惩了几位贪官，以儆效尤，同时下令将一切无名的苛捐杂税和徭役免除。此外，面对百姓逃亡、土地荒废的现实，他用招抚和减租的方法使人民回乡定居，确保了他们的安定生活。可惜，周世宗在位不到六年就病逝了，但他的改革颇见成效，为后来北宋统一奠定了基础。

清初改革

清朝入关后，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改革。先是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如果百姓家里没有种子和耕牛，则由地方官府给予资助，田租减免的年限也由三年、四年放宽到六年甚至十年。康熙皇帝还下令将明代藩王的土地无偿交给所在地的农民耕种，农民有了自己的田地，不再成为“流民”。此外，明末为了对抗农民军和后金政权而不断加征赋税，称为“三饷”，令百姓难以维生。清初统治者下令将其免除。这些改革措施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的作用，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