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格雷森·佩里
沿着泰晤士河划船上行,你会来到河流弯道,看见一栋栋巨大的图腾高耸入云。大块石料被凿成阳具形状。这些奇妙的文化产物来自一个了不起的群体。我们身边都有人来自这一有权有势的群体,但我们极少(甚至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坐拥权力恰恰因为他们是这特殊群体的一员。
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审视这个群体。他们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在英国,他们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从世界范围看,或许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借用人们对“紫衫行动”的经典评价:他们散布在人群之间,藏匿在我们眼前。我对他们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手握英国乃至西方世界绝大部分权力,却堂而皇之,无人质疑。
他们占据社会金字塔项端,有心或无意地将自身价值观和偏好强加给其他人。他们脖子上挂着五彩斑斓的阳具形编织物,在政府(百分之七十七的成员)和会议室(富时指数公司百分之七十九的主管、百分之九十二的常务董事)里充当主力军。毫无疑问,他们就是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男性,通常是中年人。自古以来,该群体能取得过高的影响力,和其中每一个身份都有关系。我努力想找一个词,既能代表这个群体,又朗朗上口,不会让书页间充斥“白中产中年异男”那样乱码似的缩写。“白色元点”值得考虑,但我最终决定称这类人为“标准男性”。我喜欢“标准(default)”这个词,因为它不仅代表“不做更改下的默认状态”,还与我即将谈到的某群体在某些方面比较契合,比如“拖欠”和“逃避”。
你可能会觉得,如今英国进入21世纪,讲求政治正确,情况已大有改观。但不知怎的,伟大的白人男性雄风不减,继续霸占社会上位高权重、收入丰厚的角色。他们拥有出色的教育背景,举止得体,自信迷人,性吸引力强(我喜欢管这叫“有钱”),轻易将权力纳入囊中。当然了,他们能拥有那些特质,主要靠的是先天身份,而不是后天成就。
无可否认,我在很多方面都符合标准男性的条件,但我觉得,自己出身工人家庭,从事艺术工作,又身为异装癖,所以能在文化认同上与权力之塔保持足够的距离,能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它。
一谈到身份认同,我们很容易立刻联想到与标准格格不入的人,或者说不同寻常的人、特殊的人。標准男性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很大程度上,他们就是标准本身。
不知为什么,他们的世界观、社会观都与主流叙事话语高度重合,非常容易混淆。我们无法将他们的思维和感受从“恰当、正确”的社会观念中割裂开来。这就像过去,用上流社会口音、标准发音或BBC腔说话的人坚持说他们没有口音,只有北方人和穷人才有口音。我们的一呼一吸都在标准男性的世界里:难怪他们能取得成功,社会很大程度上就在按他们的规则运作。标准男性的世界观被植入政府、媒体以及商业运作,令社会内部出现偏袒(有时明显,有时相当微妙),从而有利于标准男性的性别、种族和阶级。标准男性推崇利润、效率、自主和志向等务实的目标,将它们置于社会凝聚力、生活质量、文化生活及幸福指数等情感层面的成就之上。父权制几个世纪的改造,令社会已适应了偏好中产阶级男性的视角。要想促进社会平等,就必须将标准男性的思想意识从社会内部分割开来,加入其他相互竞争的视角,从而建立一个公平的世界。
谈到身份认同,我们通常想到坐轮椅的黑人穆斯林女同性恋这类群体。这是因为,人们似乎只在身份认同受到挑战或威胁时,才将它作为议题提上日程。若我们的身份认同不会带来任何麻烦,我们就不会去关注它;若我们不得已因性别、种族或阶级而遭受不快,往往意味着体制内存在偏见。我们的老牌标准男性极少受到存在层面的威胁。他们无忧无虑,从来不需要主动为自己争取权利、捍卫领地。几千年来,男性力量影响着我们生长的社会,塑造了一个有利于标准男性的体制,并使所有人相信,这个体制是自然而普遍的事实。可事实恰恰相反。问题就在于,很多男人自以为完全理性,却没有意识到自已那套行事准则正好是高度利己的。
标准男性将自己作为参照点,用以评判其他人的价值观和文化。或许他们自己都没发现,他们把自身当成了身份认同坐标的零度经线。
标准男性按照自己的形象锻造社会,时至今日,甚至影响了其余群体的观念和感受。这些群体接受了他们的价值观,因为那些观点就来自我们的长辈、教育体系、政府和媒体。在塑造我们内心的想法方面,标准男性的办法不计其数。我们努力想达成的、理想化的自我形象,都被他们一手塑造,以符合他们的需求。我们脑中都有一个男子气概部,里面有个办公室,塞满标准男性,他们不断往我们的潜意识里输送信息。标准男性赞扬的东西就一定好,批判的东西就一定坏。于是最后,一些人开始厌恶自己,只因脑中的标准男性斥责他们是女人、同性恋、黑人、蠢蛋或野人。
几个世纪以来,标准男性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文化,要想将这些影响剔除绝不简单。有一次,一位朋友搭乘从埃及起飞的航班,飞机即将降落在伦敦希思罗机场时,他低下头,看见了伦敦西部富人区一排排仿都铎风格的房子。他指给身边的埃及人看,并说:“哦,好吧,又回到无趣的老英格兰了。”埃及人回答:“啊,但我觉得它们非常有异域风情。”他说的没错。对世界大部分地区来说,标准英国人不过是一个滑稽的外国符号,头戴圆顶礼帽,身着萨维尔街西服,一口休·格兰特式口音, 像雷吉·佩林那样住在舒适的郊区半独立式住宅里。然而,这些民族服饰和传统却超越其他文化,成为全球权力精英的形象代表。领袖们穿这样的衣服、说这样的语言、接受这种模式才是社会“应有的样子”。
多个世纪以来,经验主义和思辨能力都被打上标准男性的烙印。这不一定是他们有意而为之,但他们才是被赋予合适时机受教育机会、闲暇时间和权力,将自身想法散布给全世界的人。在人们脑海中,教授长什么样子?法官长什么样子?领导长什么样子?
要等很长一段时间,卡通片里法官的经典形象才会变成索尼娅·索托马约尔,领导的经典形象才会变成安格拉·默克尔。标准男性还垄断了正式场合的审美。这世上,若有人想在政治、商业或媒体领域受人重视,基本都会打扮得像标准男性,身穿两件套灰色西服。“权威打扮”不是无缘无故变成这样的。我们都见过各国领导人的曝光照:着装颜色和款式都过时得惊人。结果就是,许多女人也接受了这副朴素的不起眼的衣甲。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安格拉·默克尔的着装合情合理,朴实无华,整个一个女版的男士装扮。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时,也采用了相似风格。在某些商界女性口中,这种消减自身女性特征的行为叫做“变为第三性”。
标准男性的身份认同无孔不人的原因,也在于它巧妙地将自己伪装成了“正常”, 而“正常”和“自然”一样,都是危险的词汇,常常是仇恨和偏见的根源。少数群体受到压迫,就经常被“你这样子不正常”的句子公然指责。此类攻击背后的思维方式,也在塑造我们最传统的日常生活模式。我们要持续关注看似微小的不公,原因在于,消灭这些习以为常的干扰,就像关掉一台嗡嗡作响的排气扇,我们可能会发现,生活就此愉悦多了。正如谢尔·布尔格·卡特在《优质女人》一书中所写的那样:
如今的职业女性,尤其是就职于传统男性支配领域的女性,不再面临第一代性别歧视(有意识地排挤女性),而面临一支更难识破的敌人:第二代性别歧视。这种歧视阻碍她们进步,徒增她们生活的压力。根据机构中的性别研究中心的定义,第二代性别歧视是“某种职场文化和行事方法,表面看上去中性自然”,实质反映了男性价值观及生活方式,因为在传统工作安排的发展历程中,男人始终占主导地位。
长期以来,标准男性统治了大半个世界。他们做出的贡献不少,但是时候让出统治地位了。我相信,政权构成多元化只会令社会更美好。女人和少数族裔能带来相当不同的生活经验,对决策产生影响。
情况在变化。女性主义者的言论在进一步渗入主流话语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平等。甚至男人也开始思考,若让女人拥有同等机会,世界兴许能更加美好。
一场革命正在发生。我不愿使用“革”开头的这个词,因为它让人联想到留胡子的年轻人(男人确实更喜欢付诸此类行动),容易令人感觉突如其来、暴力激进。可这不过是又一有害无利的印象。根据我的体会,真正造成深远变革的革命,往往诞生于和平年代,且在深思熟虑下发起。
标准男性长期统治的局面开始动摇,但进展缓慢。全球范围内,政治正确已从“疯话”演变为常识。人们谈论平等时,不能再有危机感,而要认识到它的必要性,轻松自如地去面对。我们要重新构建男子气概,才能让男人适应平等社会。有人会争论说,男子气概骨子里就包含统治的冲动,必然与现代思想及其构建的公平社会相违。或许男子气概本质上就是有不民主的一面。男人需要审视,他们的性别力量遭遇最严重的衰退到底是因为什么,再询问自己,这衰退与构建和谐的现代社会有什么关联。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核心话题之一,以及书名为《男性的衰落》的原因正是:随着女人获得应有的权力,部分男人的地位会下滑。那些发现自己能力不足,从而遭遗弃或走下坡路的男人必然会愤怒。他们要承受矫正的阵痛期,但矫正势在必行。他们也许会埋怨女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无益的男子气概,还有统治精英队伍里的其他男人,那些政坛、会议室、媒体、文化界和学校的领袖: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就将影响人们如何思考。如今权力阶层加入了新面孔,开始比过去更能反映真實的社会面貌,但要其真正达到与现实相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男性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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