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几点钟？

刘轩

八岁小移民

小时候我对父亲的一句话印象很深刻：“现在几点钟？”而且是用英文说：“What time is it？”

我八岁的时候移民去美国，因为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原本比较大胆的我变得非常害羞。那时候我父亲经常带我出去。有一次，他带我去看电影，我非常开心。买爆米花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戴手表，你去问一下店员现在几点钟。”我吓坏了，说：“我怎么问？”他说：“你知道怎么问啊，你就用英文问人家。我先进去了，你没有问到，所以你不要进来。”然后，他转身就走，留下我在大厅里瑟瑟发抖。迟疑了一会儿，我只好鼓起勇气去问店员，惊慌中甚至用错了语法：“What time it is？”见店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马上改正：“What time is it？”店员茫然地回答说：“Eight thirty.”我如获至宝，跑去找爸爸，告诉他现在八点半。从此之后，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叫我去问时间，问警察、问路人、问园丁，碰到谁都要让我去问。我觉得很奇怪，老爸有手表，为什么总是不戴？为什么总是坏？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戴着手表还是让我去问时间，我就追问他。他解释说：“儿子，我是在训练你要放开，放不开你怎么跟老美打交道？你怎么在社会混？你怎么成功？”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是挺痛苦的教育，但是后来我发现爸爸是对的。一个人要懂得怎么自我表达，要快速融入新的环境。在美国，我不只跟华人打交道，我身边有各国的朋友，像一个小联合国。现在我很愿意跟大家交朋友，这和父亲当年的用心有关。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认识到，交际能力的锻炼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发现。

无心去栽花

我父亲非常相信机会教育，所以他会尽量把握教育时机，同时，他并不强求结果。即使我们放弃，他也毫无怨言。

我们生活周遭有很多很多小玩意儿，他给我们很多选择。比如，我们出去散步、跑步的时候，看到花或树他会让大家一起研究，有几片叶子，是什么植物，等等。好像他身边随时有一个博物馆。我小时候生物课学得特别好，一直考一百分。曾经有一段时间家人都认为我以后会成为一个医生或者生物学家。我在家里说，学校实验室里的显微镜非常好玩。我父亲马上回应说，中国的光学器材很好。随后，他真的买了一台非常专业的显微镜，比我学校实验室里的高级多了。可是，那个显微镜实在太专业了，要上油保养，要调焦，很麻烦。我后来也没怎么用，就一直摆在纽约的家中。我知道那台显微镜很贵，所以一直等着他问：这个花很多钱买的，可是你怎么不用？但是他从来没有问，只是偶尔说他当时扛回来还挺重的，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我感谢他这么做。

有很多父母亲用心良苦，觉得孩子一定要对父母的栽培感恩，一定要对礼物兴奋，一定要天天用，这样才值得。可是孩子其实有自己的选择，而且孩子的选择会和父母的选择不一样。如果父母期待孩子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去选择，那对孩子其实不太公平。

我很感谢我的父亲既给我很多机会，又很包容地对待我的选择。

走向曼哈顿

父母并不是对我所有的选择都听之任之，比如钢琴课。他们帮我报了钢琴课，我抱怨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不想学。他们说：“好，你再试两个礼拜，如果你还是想停，我们给你停。”很奇怪，每一次我都堅持下来了。

换学校也是一样。在美国，初中升高中可以就近入学，不必考试。我住在纽约郊区，但是那时候我学习成绩比较好，老师就建议我考纽约市的好学校。没想到我考上了曼哈顿的史蒂文森高中，那是分数最高的高中，有“小哈佛”之称，十年来我们中学只有我一个人考去。从我家到学校要坐两趟公交车，再换两次地铁，还要走路十五分钟，单程差不多两个半小时。在那之前我一直生活在纽约郊区，没有独自出过远门，所以我很紧张，甚至不想去了，我想跟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在一起。这时候我父母就很坚持。我父亲带我走了一遍，一路上告诉我每一站地铁的英文名称，下一步要怎么走，怎么换车，每一次他都强调说：“你记住了，这是……”

我平常记性没那么好，可是他这么模拟一次，我就全部记住了。

开学第一天，父亲送我到家门口，母亲带我到公车站，我就自己坐车去了。然后，我就突然长大了，我的耳朵变敏锐了，我的视力变好了。而且我发现，原来纽约的地铁充满了色彩。20世纪80年代是纽约市犯罪率最高的时期，经常有同学被抢，经常有人打架。我们学校旁边是一个贫民区，治安相当不好，我们田径队平常训练的时候要穿过那个区，教练要求我们六个同学一起跑，不要落单。现在回想，那时候的纽约真是让我学到了好多。

幸好，我选择了曼哈顿，它成为我人生旅途上很重要的一站。

离开舒适圈

我大学毕业以后继续念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以后回到纽约，本来是要在纽约继续工作，但后来我一个人回到台湾，主要是因为“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我担任心理辅导，专门照顾失去亲人的家属。可是，我没有真正准备好，加上纽约的环境变得非常不稳定，我就想去外面走一走，就回到台湾。

在一家广告公司找到工作后，我回纽约收拾行李。父亲问我要不要帮忙买些家具，母亲说：“不要，这是儿子选择的，他选择要离开这个舒适圈，你干吗继续让他舒服？”所以，他们什么东西都没帮我准备。我是真心感谢母亲的，因为那就是我真正想要的。

我租了一个很简单的套房，当时是冬天，特别冷，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一个床垫放在角落，一个快烧坏的日光灯，唯一的电器是热水器。我第一天入住的时候是晚上，巷子里的麻辣火锅店飘来阵阵香味，一桌一桌的人在围炉。我一个人不好意思进去，就去商店买了一碗方便面。因为没有开水，我就拿筷子把面戳碎，用热水器里出来的水冲泡，蹲在墙角等了很久，最后闻着麻辣火锅的香味默默地吃下方便面。当时我心里说，我一定要记住这一刻，因为我觉得这一刻超酷。

多年之后，有一次我跟父亲聊天时突然惊觉，他在二十九岁离开台湾去纽约，我在二十九岁离开纽约去台湾。这既是巧合也不是巧合。从心理学角度讲，每十年人在心理上会有一个关卡，中国古人说“三十而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和我父亲在二十九岁的时候都重新思考了人生。

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境不太好，住在铁道旁边的违章建筑区。我父亲一直立志要当艺术家，他从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误打误撞进入电视圈，然后误打误撞成为作家。父亲的书畅销后，我们搬到台北市一个非常豪华的大楼。但是，父亲一直都希望成为画家。因此，当机会来了，他就放下了一切。他可能连灯的开关在哪里都还没有完全摸清楚，就离开了。他一个人先走，留下一句话：如果混得好，过几年全家一起过去。他先到弗吉尼亚州，然后一路北上，教外国人画画，帮他们裱画、刻图章，最后到了纽约，在圣若望大学担任美术系教授。三年之后，我们全家就到了纽约。我去纽约的时候，起初以为住的是豪宅，后来才知道只是一个普通公寓，地上一层，地下一层。有一天晚上我想老家想得睡不着觉，就起身顺着灯光去地下室。我在楼梯口看见父母，他们背对着我，蹲在地下室的锅炉旁，母亲调糨糊，父亲把糨糊刷在一个木板上。他们在裱画，裱一张画赚几块美金。我没说什么，看了他们好一阵子，后来就转身回去睡觉了。从八岁开始，这个画面一直伴随我到现在。

我曾经不理解父母为什么放弃那么好的环境，选择这么辛苦的生活，看到这一幕后，我开始理解了。我到现在都没办法用语言描述那种感觉。都说言传不如身教，尽管我父亲跟我说了很多漂亮话，但是他们努力工作的那一幕、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他们的行为，才是真正影响我的。我打算求婚的时候，我所想象的未来，不是一起旅行，不是一起吃大餐，其实是一起坐在一个书桌上并肩作战，在工作，就像我父母亲并肩刷糨糊那样。那是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父亲曾经为我写过三本书——《超越自己》《创造自己》《肯定自己》。我在纽约的时候没有尝试过超越舒适圈，没有创造新的自我，我谈什么“而立”？所以，潜意识里有一个动力把我推出舒适圈，可能是一种急迫的需求，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就像父亲当年迫切地追求梦想。

N斜杠青年

多元的发展，不安于一种身份的拘泥，是父亲给我的最大影响。他爱好广泛，是一个自由创作者，是一个非常早期的SOHO族。所以，在我的脑袋里，工作和未来发展从来没有一个框架，自然而然地没有界限。当然，成功不是想当然的，自己要有爱好，然后被发现，有平台展示。我父亲在台北当过记者，后来在美国当过外派记者，他的摄影师请假的时候我就充当摄影师。那时候我十二岁左右，很喜欢摄影。我父亲很放心地让我拍，不把我当孩子，从不问我行不行。不过我永远记得，我们第一次出外景回来以后，看回放的时候他说：“儿子，你拍成这样子是不成的。”他并没有蹲在我旁边说“儿子，你要这样拍”，他只是指点了一下，然后就让我自己玩。正因为是自己玩，我就上心了，真正掌握了这项技能。

我十三岁那年，我们去唐人街采访。每到旧历新年的时候，唐人街是全纽约市唯一可以合法放鞭炮的地方，很多人会去享受放鞭炮。我永远记得，鞭炮屑已经厚到踩在上面是软的。突然有人说：“你看，那里有一个家伙拿着摄像机，砸他。”接下来，鞭炮开始在我身边响。我跟我爸就跑，躲到一个大石狮旁边。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演一个战争片。不久之后，我要初中毕业了，老师规定要交一个读书报告。我问老师可不可以拍一个短片来介绍这本书，来重演这本书。老师说，那就要办一个播放会，老师和所有同学打分。我就请所有的同班同学当临时演员，大家都很开心，我也拿到了“A”。如果没有帮父亲拍摄的经验，我大概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做这件事。

我相信，跨领域的创作是最有价值的，可能产生最多新點子。所以，我现在研究如何优化人生，怎样在不同身份中自由切换，而且彼此影响，就像现在说的“斜杠青年”。这个斜杠是一个认定的目标，然后你就开始克服困难，达到某种成就，可能专业人士不认可这个成就，但是你为了自己设定的目标克服了困难、得到了收获、丰富了人生，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自己加一个斜杠。比如我，心理咨询师/DJ/作家/品牌顾问/演讲者/父亲。无论是作品或者是人生，都可以设计成跨界的。

人生如爬山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喜欢爬山，爬山中的探险给了他很多人生领悟。所以他说：“你可以一辈子不爬山，但是你心里面一定要有一座山。”意思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目标，你要看到挑战，而且在挑战的时候不是苦闷的，而是开心的。我也认为，人在挑战自己、解决问题的时候是最开心的。

我父亲有一个座右铭：当你站在山头却羡慕另外一个山头更美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山。我决定离开纽约回台湾时，也是这样对自己说的。现在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解释。目前的社会变化太快，当你爬上一个山头觉得满足时，很快你会发现太阳已经下山了，这个山头变得好冷，所以，你必须追着太阳继续走。太阳在移动，世界在改变，我们也要跟着变，不断向前走。这就是人生。如果你上了一个山头就停下来休息，说你拥有了一切，拥有了幸福，其实不是的。我曾经在四川旅游，一路搭车到了松潘，然后骑马到了大概海拔四千米的高山，在那里扎营。第二天早上我走出帐篷，放眼望去，才真正了解中国山水画中的“轻舟已过万重山”。我永远记得那一层一层的山，那密密麻麻的山。人生就是这样，你想不到什么时候突然会看到别样的风景。但是，你不能太眷恋这风景，因为前面还有，外面还有。人生就是不断的移动。

谢谢老爸带我爬山，让我站在山头认清我要爬的下一座山。当年老爸带着我们漂洋过海展开新的生活，当新移民。这种奋斗为我增添了一双翅膀，如今我带着这双翅膀继续书写这个家的故事。

“现在几点钟？”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爸爸常常让我去问“现在几点钟”，其实是让我去打开自己的世界，走出我自己的道路。如今，我已经看过许多风景，还是非常感谢爸爸当年设计的“骗局”。

我想对我的太太和我的孩子们说：我好开心可以跟你们一起，“哇”地享受世界的所有美好，“噢”地忍受各种苦闷，“啊”地思考做计划，“嗯”地咬牙努力奋斗。我相信，幸福就是在一起体验这一切。

我特别想对我的孩子千千和川川说：我很期待有一天，爸爸可以在机场、在码头、在校园门口目送着你们，展开自己的英雄之旅，爬上自己心中的那座大山。

谢谢了，我的家！

（张亚春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谢谢了，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