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是“玩”，这才叫学霸

朱秋雨

“星空长什么样？人又该往哪里去？”

太阳落山以后，山、树、楼、河都埋在了黑影里，高一学生刘越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过去一年间，他学着用望远镜，像是探险前先点亮一盏小灯，再来找寻人类命运与宇宙间的奥秘。

找星星的过程并不容易，有时仿佛人早早地坐在饭桌前，热气腾腾的饭菜还要很长时候上桌时的焦灼。天气变化、云层厚薄、天体移动，人每时每刻都像与星体玩捉迷藏，即便看似瞄准了星星，望远镜的另一端仍是黑漆漆一片。

他深刻地记得，第一次成功用望远镜瞄准“大角星”的喜悦—“那是北半球最亮的星，不是随便能看到的。”它的名字出自古希腊，直译名亚克多罗斯，而在中文释义里，寓意“苍龙的一角”，刘越形容，真实的橘红色星体，比书上长得“亲切多了”。

与星星相处，成为学霸刘越在高一一年学习之余做的事，他也在从零开始学。天文教材是学长学姐传承下来的自编内容，天文课主要由留任“天文社”的高二学生任教。至于怎么用望远镜，自然也是学生手把手摸索出来的。

刘越是 “别人家的孩子”。2020年作为非本地生，他凭借中考成绩考上了广州市四大名中学之一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华附）。所在的班级也是优越的，“大仙班”，人们常称里面有大神。高一时，两名大学教授会在该班级做授课老师，学科深度、视野已经比平行班高了一个度。

但身处里面的人都在强调，他们想要成为的是“又会玩又会学习”的人。

“玩”，还要放在第一位。

进入这些名校以后，像刘越一样的学生意外地发现，高中首先教给他们的，均非应试技巧。如同华附2023届“大仙班”班主任范绮芹所说，他们“要先成为人，成为一个全面而有素质的公民”。

高中教育与公民二字鲜少联系在一起。优先享受教育资源的名校生，在压力最大的高中生涯，仍在兼顾一切与高考无关的技能，以及作为社会一分子的本能，这本身是可贵的。

人们越来越多听到这样的故事。

但仍有问题待解：美好的教育是如何发生的？

就是玩儿

7月25日，高三毕业生戴牧野在朋友圈兴致勃勃地发了一张自制地图，取名《时局图》。

牛皮纸般的背景印着中国的各大省份，不同地区分别牵引出一长串名字。

首都北京的词条最长。北京大学，冒号，后头紧接着一个人名；清华大学，冒号，再接一个人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五人，中国人民大学，戴牧野……

光是广东省文科前150名，班上占7人。“全班44人，大概有30人考上了985（院校）。”

处在深圳四大名中学之一的深圳实验中学，戴牧野对自己并不感到满意。采访中他一直重复—“考差了”。

他过往的理想是北京大学，高考分数“比平时低了10分”。6月25日，得知成绩时，他发了三条朋友圈，说“高中干的几件大事都失败了”。

距离上一次的重大失败只有不到半年，发生在清华大学的特长生考试。这也是戴牧野的临时起意，在与朋友的一次闲谈以后，有钢琴基础的他在高三决定试考音乐特长生。

系统性地练琴练了半年，还要全力维持高考成绩，那是他高中压力最大的时候。

“玩”，很大一部分是社团活动。这是深圳实验学校的一大特色，全校共计50多个社团，学术、运动、艺术、文学，戴牧野说，还有一个社团叫包袱铺，专供相声爱好者抖包袱。

尽管兼顾多线，他并不认为自己很特殊。身边的同学，有高三还在忙演出的话剧社社长。有演出任务时，“他要花4个小时在社团上，午休、下午放学、晚自习，他都在彩排”。戴牧野去看了最终的演出，演的是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和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评价是“由衷佩服”。

他也不忘强调：“这位同学高考成绩亦很优异，全省前50，考上复旦大学。”会玩又会学习，是他最钦佩“社长”的地方。

“玩”，很大一部分是社团活动。这是深圳实验学校的一大特色，全校共计50多个社团，学术、运动、艺术、文学，戴牧野说，还有一个社团叫包袱铺，专供相声爱好者抖包袱。

他也在玩，高二留任了高一加入的模拟联合国社（以下简称：模联），担任社长。这是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团体，研究的内容包括中国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国际关系，尽是一些连文字形容起来都显得枯燥的知识。

但放在实践上，戴牧野和模联，却做了很多“大事”。

2020年，他带队赴南京参加全国类大赛，抽中的主题是改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他抽中“深圳市长”一角，要与“工业部、信息部、教育部的厅长”协商合作，用推出的方案说服“广东省政府或国务院”出资启动。

那次耗时3天的活动里，戴牧野和参赛队一起，为“深圳”想出了多个可行方案：引进香港大学分校和3个国家实验室；建设深广第二高铁；举办国际职业技术大赛。团队最后拿了3项大奖。

与戴牧野相似，玩，成为张思哲进入高中后学会的事情。

他在华师附中“大仙班”刚读了一年，感受到了校园活动的琳琅满目，“平均一个月一场大型活动”。“他们有时候不让我们学习，一定要让我们参加活动。”

这与他过往接受的教育截然相反，以前“每天脑里想怎么答题可以拿更高的分”。

升高中后，评价標准不再单一。校长鼓励学生做有趣的灵魂，张思哲自己也发现了差距。

“身边同学都是学习又好、文体优秀，又能玩又能学的。”有了榜样，他也想实现点什么。

在社团氛围的促进下，他加入了街舞社，逐渐跟着一群人出现在校园的各大活动上，用悦动舞姿引来周围人的尖叫和喜悦。

可贵的不止在街舞表演，张思哲属零基础跳街舞，作为“小白”从高中开始学习新的技艺。他身上的勇气和天赋，在轻松的校园氛围里，与自信心一道，竟得到大程度的包容和提升。

如今，张思哲会将高中生涯比作“研学活动”，“收获的东西绝不是教科书上学得来的”。

小大学

毕业了5年的华附校友林亚亚将高中比作“小大学”，认为丰富的课外生活让她提前感受了大学的多元和自主性。

“正因为高中体验过多元生活是什么样，也踩过坑，上大学后很快清楚，要抓紧搞好学习。”她自述高中因为玩社团耽误半年学习，后来花了大量时间才赶上。到了大学，她的目标清晰，连拿年度奖学金。

更像大学的华师附中，有很多新奇的实践：

林亚亚也记得，高中时，即便分数考得再低，到了期末还是会拿到奖状，受到老师的表扬。她感受到的理念是，优秀和成绩无关，“老师仿佛在向我们传递，每个人都是很优秀的个体”。

一个艺术节持续整整一个月，包含10个项目的比拼；开设100多门选修课，有些设置在周末，由校友任课；图书馆旁有学生自主设计、自负盈亏的咖啡屋，校长姚训琪为其“撑腰”说：“学会品咖啡，其实是学会一种优雅的生活态度。”

“不务正业”也发生在老师身上。历史教师范绮芹告诉记者，每年她都要花费大量精力准备选修课。课程跟着社会时事走，“一两年一变”。

她几年前介绍西方宗教学，最近她联合语文、地理老师开设了一节名为《四川》的课。

“语文老师介绍杜甫等人诗词歌赋，地理老师介绍地貌，我就负责讲三星堆。”范绮芹故作抱怨道，“今年三星堆又有考古发现了，过去的内容全要推倒重来。”

但回到现实中，依然存在矛盾。考入名校的学生几乎为广州市中考成绩最拔尖的一批，家长们有时也会忧心：“玩”得过火了，没保持好成绩，怎么办？

范绮芹的方法是，面对家长和面对学生，两种方法。“开家长会时，学习成绩肯定要摆在第一位。”但在学生面前，范绮芹定位是先让他们成为人。乐观，是她着重构建的班级气质。

林亚亚也记得，高中时，即便分数考得再低，到了期末还是会拿到奖状，受到老师的表扬。她感受到的理念是，优秀和成绩无关，“老师仿佛在向我们传递，每个人都是很优秀的个体”。

抛弃了单一的应试目的，对应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思路也不一样。老师甚至会直接告诉学生：“在上高三前，分数不是最重要的。”

从汕头市考入华附“大仙班”的吴越经历过一段适应期。他形容刚入学的感受— “老师讲的跟考试技巧没太大关系。”他也学不会。

后来慢慢调整，他才理解华附教学的核心—引导学生发现题目隐藏的原理，即融会贯通的本事。

从另一个面向看，这是一种极考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模式。吴越讲述了数学课的过程：老师不讲题，就题目进行定理拓展，再提示一个深层的方向，留给学生课下自主学习。不同科目的老师都会提供相应知识点的推荐书目。

在天性聪颖、个性鲜明的高中生面前，阅读成为一道解法。受访的五位“大仙班”学生均表示，推荐书目是满足其好奇心的载体。“（我）会去看书，有一种把事情都了解清楚的欲望，模模糊糊的感觉不好受。”张思哲说。

作为学校倾尽资源培养的苗子，“大仙班”学生每周还被安排上大学课程，例如《微观经济学》，由外教教学的AP英语，高二要学习《微积分》。

更多的学生将大学课程当作拓宽视野的工具。“大仙班”学生林阳参与了校辩论队，和记者分享了微观经济学和辩论的密切联系。

“敢于向权威挑战，不迷信权威的精神。”范绮芹说。教育最核心的，是成为一名全面发展而有素质的公民。趟过高中三年的戴牧野坚信，时代在召唤他们出来。他想成为像毛泽东主席一样的人。

一次比赛围绕郑爽日薪208萬一事展开，辩题是：市场充分竞争下的超级高薪，应不应该被限制？

林阳分析，这是一道经济学相关的题目，“我们去查了市场是如何博弈的，博弈论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学过微观经济学的林阳，将课堂学过的专业知识，一并传授给了辩论队员。

做点什么

林阳是同龄人眼里的优秀代表。他口才好，高二留任辩论队，当上队长。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次，来自“时代的发展，人的自由意志是增加还是削减”辩论比赛。隔了好几个月，他还能原封不动地重复那段令他感动落泪的话：

“40多亿年前，有一个单细胞在海底萌生，它分裂、进化出不同的物种。物种们从水底爬上陆地，想呼吸自由的空气，跟植物一起舞蹈，慢慢地从爬行类进化成用手走路，再进化成近代的智人，最后变成我们现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今天，人类造出了火箭，飞到太空，俯瞰地球。虽然身上绑着固定在空间站上的袋子，显得全身厚重，但没有什么比他们更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