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宿在大雪纷飞的北京街头

何承波

1月19日，北京下了2021年的第一场雪。早晨9点的街头，雪花是细碎的，在惨白的阳光下，随风而舞，简直不太像雪花，倒像风扬起灰尘。

幸福路再往南边一点的天桥下，我们意外见到了老彭，社工艾阳迪把两袋食品递给他。但他搓了搓手，凑到我们耳边说：“老李他想吃口热的。”他的神色是一如既往的骄傲，但有那么一瞬间，羞愧涨红了脸色，若隐若现。

9点半，社工张潇买回三份麻辣烫，但老彭始终不吃，他说，只要老人吃好了，他，无所谓。我想抓着老彭再聊一会儿，问他昨晚睡哪里。张潇戳了戳我，悄声说，快走吧，我们不走，他是不会吃的。

雪还在下，再往南的一个路口，一辆拾荒的三轮车不知道停了多久，车上铺了一层薄雪。废品还没有卖掉，主人却不见了踪影。这是社工们的另一个服务对象，昨夜突然降温、降雪，社工们心有一丝担忧。张潇开始推算，至少一周之前，这位露宿者还活着。

但我们没有找到李大姐。她从这场小雪中消失了。那几天，我逛了附近几个街区，始终不见她的踪影。社工们说，她是一个睡在公厕里的爱干净的女人。但公厕里的环卫工告诉我，她来此工作了好几天，并没有见到这位大姐。

社工组织是他们跟正常社会的唯一连接，他们时隐时现，踪迹难寻，他们自成江湖，又宛如孤岛。有时，李大姐会找到社工，社工们每周给她洗一次衣服，给她澡票，一洗就是三四个小时。老彭是对社工保持距离的人，他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生存方式，本不屑于任何救助。

这场降雪让一些露宿者消失无踪，让一些露宿者重现街头。马路上，有人叹道，阳光里雪花飞舞，真是一种少见的景象啊。

寒 潮

1月7日，寒潮来袭的第二天中午，张潇和同事在北京西城区做外展，他们在某个公厕旁看到一个小布墩子。凭着职业的嗅觉，两人走上前去。他踢了踢布墩，看到一只脚露了出来。

“兄弟，睡呢，别害怕，我做社工的，过来看看你是不是还活着。”

没有动静。

张潇今年32岁，北京本地人，从事社工十余年，还创办了自己的社工机构—和风社工事务所，他对北京的街面始终保持着一种亲近感。经常上街外展—指上街提供专业社会服务—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们随身带着温暖包，目光从不放过那些偏僻的街角，桥洞、草丛，天桥、公园、破败的建筑，甚至树上。不久前，他们还在一棵树上看到一位露宿者搭起一个鸟窝一样的家，一如卡尔维诺笔下“树上的男爵”。

此刻，张潇一边掀被子，一边说：“我这有口吃的，还有热水，你缺点什么东西，我给你补。”

掀开两层薄薄的褥子，张潇看见一个黑发年轻人弓在地上，蜷缩着。张潇又叫了几声，还是毫无反应。

张潇心里咯噔一下，该不会冻死了？

此时，北京寒风萧肃，天气越来越冷，新闻上说，北京即将迎来本世纪最寒冷的寒潮，晚间气温可能达到-19摄氏度。

还好，后背还有热气。张潇试着把他架起来，还是没反应，只好留下一张名片，“真扛不住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完悻然离去。

下午到夜里，降温仍在持续。刚好赶上西城区民政局救助站开展集中救助，作为乙方，张潇和他的社工机构，也倾巢出动，协助救助。

深夜，一行人来到那间公厕，看见先前的露宿者，依然是窝成个小方块，一动不动。四个保安把他架起来，上了救护车，拖去了救助中转点。

降雪让一些露宿者消失无踪，让一些露宿者重现街头。马路上，有人叹道，阳光里雪花飞舞，真是一种少见的景象啊。

张潇的机構服务于那些睡在大街上的人。有外来务工滞留人员，回不了家的访民，来看病的患者，有苦行的僧人，有破产的老赖，有一出生就露宿街头的小孩，有遭受家暴逃离家庭的妈妈。

这些年来，张潇坚持采用露宿者这个中性的概念来界定他们。张潇发现，过去，中国的救助体系大多把工作重心放在乞讨人员身上，做了很多无用功。

乞讨和街头露宿其实是两回事。这跟救助站改革有关。其前身是收容遣送站，办事人员是公安体系的，治理对象更多是乞讨者，治理的手段和依据是按法律来惩戒。改革之后，工作对象还没变。

乞讨者正在减少，尤其是北京，基本上已经消失。露宿街头的人却大量存在，根据和风2014—2019年的统计数据，仅北京三环以内，每年约有3000位露宿者。面对这些更为复杂的群体，原先的工作惯性和行事风格依然延续着—清理、轰人。

简单粗暴的清理，只会把露宿者推向更隐蔽的角落和深渊。张潇在一次演讲中说：“有一万种原因可以让一个人露宿街头，那么相对应的，帮助他们脱离露宿的途径也不应该只有一种。”

街头生存术

60多岁的老陈是一个非典型的服务对象。他回不了家，事情也无法解决，腿脚神经坏死，近于瘫痪。正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老人，却拥有其他露宿者羡慕的“家产”。

老陈住在西城区某条地下通道，床头摆满了大包小包的杂物，大部分是别人送来的礼物，有自热的米饭、泡面，瓶瓶罐罐的。床尾是两大包衣物，一把雨伞。他盖了足足五六层被褥。不久前，通州来的干闺女探望他时，还送来了防潮垫，铺在他的“床”前。

1月17日，我和张潇去探望他，他递了个凳子给我们，示意我们坐着聊。

老陈不会主动讨要，但他懂得讲述自己的悲惨经历，以取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30多年前，他曾是云南昭通某单位的会计，据他说，他举报领导贪污，一家人遭到迫害，他只身来北京讨公道。

社工们没法给他开个案，他也没有脱离街头的诉求。但在张潇印象中，老陈很少挨饿。

95后社工杜栗是2016年入职开始接触老陈的，有一次，老陈跟杜栗说，他想去住养老院。社工们惊讶，问他住什么档次的，他比划了一下，最高每月3000元。

杜栗经常去看望他，给他送吃的，帮他理发，陪他唠嗑，他把杜栗认作干儿子。这种信任感也是建立在小心翼翼的防备之上。后来，杜栗查了他原单位的人事变更，告诉他，当年害他的那些人，早就下海经商了，或者退休了。老陈很警惕，他觉得小伙子的出现，抱着一种不单纯的目的。

渐渐地，老陈也不喊他干儿子了。

老陈总是这样虚虚实实，这几乎是他的一种生存手段。没人知道他认了几个干儿子、干闺女，他小心翼翼地平衡着和各种为他提供生存物资的人的关系，从不多说一句话。

街头需要另一种生存逻辑。对于张潇来说，如何理解并尊重这种生存智慧，也是一个慢慢摸索的过程。2014年，和风社工事务所成立时，张潇发现，破冰是最艰难的过程。露宿者对主流社会的任何人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和不信任，甚至敌意。

他组织员工上街露宿，不带钱，也不带手机，也不允许求救家人朋友。像真正的街头露宿者那样生活。“我们半夜也经历过被人踹醒，被人骂，慢慢地，你也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这么敌视社会、敌视管理部门。他们为什么宁愿抱着纸壳睡觉，也不愿去肯德基麦当劳呆一宿。”纸壳是确定的，抱着纸壳，就是抱着仅剩的尊严。

云高大爷露宿街头30余年，2017年，社工在一个小公园里发现了他。他跟社工说，他在练功，练的是少林绝学。练功越勤的时间，也是他频繁“搬家”的时候，他找社工帮忙买少林长拳、洗髓经、易筋经，说练了可以金刚护体。

但社工们后来才发现，练功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变得神神叨叨，看上去精神不正常。人们不会跟精神病过多计较，驱赶者也许会客气一点。如此，他才能获得一种被尊重的感受。

云高大爷一直在向内心深处退缩。当他的把戏被人识破，也不再辩解，而是收拾家当，默默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他不再练功，就连吃饭最重要的家当—三轮车也一弃了之。

另一种社会规则

社工们几次见到老彭，他总抱着一条大黄狗。50岁左右，操一口东北口音，但老彭对自己来自何处讳莫如深。据他说，他曾在四川服过3年义务兵役，退役后，某次找到几个战友喝酒，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们互相吹捧一阵，说干就干，抢劫了一辆汽车。

出狱后，他发现家人跟他断了联系，他没能补上户口。奥运会前后流落至北京。

2014年，他跟老陈一伙人住在右安门附近某个桥洞里，凭着自己那股凶恶的劲儿，他成了一众老弱病残中的老大。面对来意不明的人，他扬起下巴，歪着头，咧开嘴，一双凶狠的眼神，在你身上上下扫射：“找削呢？”

张潇发现，过去，中国的救助体系大多把工作重心放在乞讨人员身上，做了很多无用功。乞讨和街头露宿其实是两回事。

他威胁桥洞里露宿的老人们上缴挂面、食用油，并锁在一个箱子里，对任何试图走近的人抱以警惕。那段时间，老陈也落脚于此，他的钱就被抢过几次。

老彭拒绝任何来自社工组织和政府机构的救助，他靠着打黑工、拾荒、偷、抢，度日维生。但他只敢抢自己人，因为没人会报警。

老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欺压者，他先后养了两个傻媳妇，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没有生存能力，老彭供着她们吃穿用住。但结局是相同的，两个女人都跟人跑了。

大家讨厌老彭，但他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又不得不靠着他分配物资、救济，才能度过那些不确定的寒冷与饥饿。谁要是弄了两袋挂面，老彭抢一袋，煮了分给大伙吃。在张潇看来，很大程度上，是老彭以这种“劫富济贫“的方式，分配着贫乏的物资，把这群人养起来的。当然，必要时候也劫自己的富，他出去打黑工卖苦力，回来“救济”众人。

桥洞下，是另一种社会规则和秩序，人们相互欺压，又彼此依赖。

桥洞是一个长久的聚集点，这样的领地也让外人红眼。2016年的某天，张潇和同事们正给他们放着冯小刚的贺岁片，一位裸着上身的年轻小伙走了进来。他要挑战老彭在桥洞的地位，冲进来便抢了一些老人的物资。老彭也拉开了架势，正准备弄他。

小伙刚流落街头，要找个栖身之所，看中了老彭的地盘。

张潇把他们叫过来，坐在一起。小伙说他曾在牛街帮人烤串，张潇便管他叫牛哥。牛哥开始吹牛，说自己几天前跟人砍架，张潇见他一只手肿胀，还有一道很深的口子，冒着脓血。张潇劝他退还老人们的东西，从此不再来抢地盘。开解半天，牛哥才点了头，但要求张潇带他去医院。

2018年，桥洞被居民举报，街道开始清理。刚好，那天张潇和同事在河对岸外展，闻讯赶过去，正好碰見保安在说，10分钟时间，双手能拿走多少是多少。一旁站着收垃圾的贩子，满脸挂笑，正准备10分钟后收拾残局。

张潇和同事们紧急找来三轮车，抢救了被褥等部分生活物资。原先聚在一起的一伙人，从此四散开去。老陈开始了频繁的搬迁之路，一年里，帮他搬六七次家，最长久的居住，也不会超过半年。

后来，街面上始终还有老彭的消息，但他跟所有人保持距离，身边不断换人。张潇知道，他还在救济当年桥洞里出来的那些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疫情至今，他始终带着老李在身边。老李双腿已经瘫痪，眼睛也瞎了，没办法靠自己独立生活。老彭把他安置在丰台区某个天桥下，自己则睡在旁边的公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