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赫塔·米勒
小时候,每天早上妈妈都站在家门口送我出去,她会问一句:“你带手帕了吗?”我没有带手帕,所以要回到屋里拿块手帕。我从来不主动拿手帕,是因为我在等妈妈问我。手帕就是妈妈在早上疼惜爱护我的证据。离开妈妈后,一整天我只能靠自己了。“你带手帕了吗?”这个问题是母爱的间接表现。每天早上,我都是不带手帕走到门口,然后回去拿一块。只有拿到手帕我才会上街,好像带着手帕就意味着妈妈陪在我身边。
20年后,我一直一个人在城市里一家工厂做翻译。我早上五点钟起床,六点半上班。每天早上,喇叭就对着工厂的院子播放国歌,到午饭时就换成工人的合唱。但是,工人们只是默默坐着吃饭,目光空虚淡然,双手抹满了油。他们的食物都裹在报纸里,要吃一口猪板油就必须把上面粘着的报纸刮掉。整整两年就按照这样的定式日复一日地度过。到第三年时,这样的生活结束了。一位访客一星期内三次大清早来到我的办公室:一个蓝眼睛、大块头男人,就像保安部队的巨人。
第一次,他站那儿,骂了我,然后离开。第二次,他脱下风衣,挂到橱柜的钥匙上,坐下来。那天,我从家里带了些郁金香,插到花瓶里去。那个男人看着我,夸奖我目光敏锐。他的声音圆润,但我有些不安。我谢绝他的夸奖,告诉他我理解郁金香却不理解人。他怀有敌意地回答说,他理解我强过我理解郁金香。然后,他把风衣搭到胳膊上走了。
第三次,他坐着,我却站着,因为他把公文包放到了我的椅子上。我不敢把他的公文包拿到地板上。他说我傻,爱开小差,懒惰,像街上的妓女一样腐化。他把郁金香推到桌子边上,拿出一张空纸放到桌子中间,对我吼道:“写!”我没有坐下,只写下他要求的内容:我的名字、出生日期地点。再接下来的,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哪怕是我的亲人和密友。他说我,那个可怕的词,“合作”,“通敌”。我停下来,放下笔,走到窗户边,向外看尘埃飞扬的街道。街道上没有铺石砖,到处坑坑洼洼,我也看到歪歪扭扭的房子。我说:“我没有这种品性。”我对着外头的街道说。“品性”一词让那个男人歇斯底里起来。他把纸撕碎,把碎片扔到地板上。也许他意识到,需要把纸片给他的老板看,所以,他弯腰捡起碎片,放到公文包里。之后,他深叹一口气,好像自己被挫败了,他把花瓶和郁金香扔到墙上。花瓶碎裂,发出刺耳的声响,似乎空气也有牙齿。他夹着公文包,静静地说:“你会后悔的,我们会把你扔到河里淹死。”
第二天,拉锯战就开始了。他们想开除我。每天早上六点半,我必须向主任报到,工会主席和党书记都在。就像妈妈曾经问我“你带手帕了吗?”一样,主任天天早上问我:“你找到其他工作了吗?”每天我的答案都一样:“我没找,我喜欢在这儿工作,我想留在这里,直到退休。”
一天早上,我来工作,发现我的厚字典被扔在办公室外边大堂的地板上。我打开门,一个工程师坐在我办公桌旁边。他告诉我:“进来前要敲门,这是我的地方,你和这里不相干了。”我不能回家,无故旷工只能给他们理由解雇我。我没有办公室,所以更要保证来工作,无论如何都要来。
我的朋友陪我沿着光荣街走回家,我告诉她我的遭遇,她把自己的桌子整理出一个角落给我用。但后来有一天,她站在办公室外头,对我说:“我不能让你进去,大家都说你在告密。”对我的折磨就这样延续下来,流言蜚语也在我的同事中传开。真是糟糕透了。你可以自卫反抗别人的攻击,然而对诽谤却无能为力。每天我都准备好迎接最坏的事情,包括死亡。但是我受不了这样的背信弃义,无论怎么准备,我都受不了。诽谤使人变得肮脏,你无法自卫,简直要窒息。在我同事的眼里,我正是那种我不愿成为的人。如果我监视他们,他们也许会毫不犹豫地信任我。本质上,他们是在惩罚我,因为我饶过了他们。
因为我必须保证来上班,但是没有办公室,朋友也不让我用她的,我就在楼梯间站着,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沿着楼梯爬上爬下几分钟,突然间我好像又变成妈妈的孩子了,因为我“有手帕”。我把手帕放到楼梯第二和第三阶之间,把手帕捋顺,坐下来。我把厚字典放到膝盖上,翻译水压机的说明书。我是楼梯的才子,而我的办公室是手帕。午饭时,我的朋友就来找我。我们一起吃饭,就像以前在她办公室一样,也像更早的时候在我办公室一样。院子里,喇叭放着工人的合唱曲,总是歌颂人们的幸福生活。朋友一边吃饭,一边为了我哀叹。我没有哭。我必须坚强。很长时间了,都是这样,度过漫无止尽的那几个星期,直到最后我被解雇。
小时候,家里有个装手帕的抽屉,里面分成两排,每排三摞:
左边是爸爸、爷爷的手帕。
右边是妈妈、奶奶的手帕。
中间是我的手帕。
这个抽屉用手帕的摆放展示了我们的家族。男人的手帕是最大的,边缘有暗色的条纹,如褐色、灰色或枣红色。女人的手帕小巧些,边缘是淡蓝、红色或绿色。孩子的手帕是最小的,没有缝边,上面白色的格子里画着鲜花和动物。三种手帕分为日常用的,放在前面,星期天专用的,放在后面。星期天,手帕必须和衣服的颜色相配。
一天清早,我刚从罗马尼亚移民过来,一位乡村警察就来找我妈妈。她已经在门口等了,但她突然想起:“你带手帕了吗?”她没带。虽然警察很不耐烦,她还是回去拿了块手帕。到车站,警察大发雷霆。妈妈的罗马尼亚语不好,所以听不懂警察在喊什么。他离开办公室,把门锁上。就这样,妈妈被锁了一整天。开始几个钟头,她坐在警察办公桌上哭。然后,她来回踱步,用沾满泪水的手帕擦家具。完了她提来角落里的一桶水,从墙上的钩子上取下毛巾,并拖了地板。她给我讲这些时,我吓了一跳。“你怎么能那样为他打扫办公室?”我问道。妈妈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回答说:“我在找点事做消磨时间。办公室那么脏。我真幸运,拿了一块男人用的大手帕。”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通过这点额外而自愿的羞辱明白,她在拘留期间为自己创造了尊严。“你带手帕了吗?”是不是关于手帕的那个问题根本不是在问手帕,而是表达人那种强烈的孤独感?
(安宁摘自“中国作家网”)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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