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摊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性

何子维

久违的摆地摊、逛集市的体验又回来了。

总理点赞成都，各地再次松绑，城管直接电话喊你出来摆摊。受到热点的感召，媒体兴奋，段子手高产，五菱汽车躺赢，甚至还有专家搞出了“万亿地摊经济”的概念。

浩浩荡荡的地摊大军，仿佛成了一种新生事物，一下子从潮底翻上浪尖。

那么，一个“2米×2米”的小摊位，为什么能带来如此之大的想象空间？

摆摊权和就业问题

黄昏时分，下班和散步的高峰期，也是地摊出摊的黄金时期。穿过某条五百来米的街道，似乎要耗尽全部心力，叫卖声充斥着四周：烤红薯、炒冷面、冰粉凉虾、煎饼果子、耳环首饰、打折T恤。

香味和低价吸引着行人走走停停，正是在这种烟火气的细节中，许多人度过了记忆中的夜晚。

随着城市环境整治的到来，没有了小商小贩的市井生活，只剩下整齐划一的青砖皮子，以及领着扩音器的广场舞大妈。如今地摊又重启，久不待见乃至深陷“猫鼠游戏”的小摊小贩们，终于迎来高光时刻。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地摊，成了现象级现象。

“地摊经济概念股”的股票市场直奔涨停，互联网企业纷纷入局。向地摊投来的目光远不止于此，江湖上，还有不绝于耳的“摆地摊暴富神话”。

一会儿说，90后女子晚上摆地摊日卖四千买下奥迪奖励自己；一会儿说，大排档业主每天收入三万元；一会儿说，城管同志分配发展地摊的任务指标。

经此一传，全民沸腾，纷纷琢磨：去摆个摊儿？人力资源可以去相面，程序员可以去修电脑，《地摊经济红宝书》在朋友圈及群组间四散传开。一度被大众视为“边缘经济”的摆地摊，而今正在往“C位”靠拢。

地摊经济不是新生事物。这个看起来是个再微末不过的小事，其实在中国，几乎贯穿了上下五千年的朝代更替和商业更迭，一直是不少人力争的权利—“摆摊权”。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最典型的有两个时刻。一是宋代的“坊市合一”。宋朝改“坊”（居民住宅）与“市”（商业交易区）的隔离，将原先住宅坊区内临街的民宅陆续开启店铺，取消“宵禁”，打破“日中为市”的惯例，早市、夜市应运而生，释放了很大的经济活力。

二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个体户”浪潮。虽然只有40年，但地摊成就了许多人，留下了许多故事。比如柳传志卖冰箱，马云卖鲜花，宗庆后卖棒冰和文具，刘强东在中关村小攤位卖碟片。

这两个历史上有关于地摊的黄金时期，都展示了地摊经济的好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同时，小本生意的背后，寄寓着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人生理想。

2020年，再次重启的地摊经济，又不太一样。尽管它有一种诗意的浪漫，仿佛一句烟火气就让人重拾起城市的温度，但那不是现实。

现实是，中国经济规模目前高居世界第二，但还是有很多不能忽略的“就业困难群众”和低收入人群。正如总理所言，6亿人月收入1000元，虽然统计口径不同，但这个数据是中国的一部分家底的截面。

官方数字显示，如今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超过6%，创下历史高位。这些人的生计问题，其实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盘。而地摊经济此刻重新来到舆论中心，正是因为它承载了底层谋生的最低出口。

从摊主到企业家？

大众狂欢版的地摊经济，是一个误读。真正的地摊，没有浪漫。它不过是一个“草根生意”“穷人经济”，让底层人能随时随地利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做点小本买卖。

这个看起来是个再微末不过的小事，其实在中国，几乎贯穿了上下五千年的朝代更替和商业更迭，一直是不少人力争的权利—“摆摊权”。

常做这种小本买卖的主要是下岗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城市无业人员，还有一部分残疾人。他们对摆地摊的诉求只有一个：尽早实现盈利，养家糊口。

练摊这一行看起来简单，但也不容易。

首先是“创业资金”有大有小，但也需要一定的投入。

所谓“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生产什么”，显然有些“不接地气”。火爆的五菱改装车不仅一辆要好几万元，而且开这种车还需要有驾照。这两项就拦下了几乎所有摊主，而真正愿意花钱去买五菱的人，大都是原来的生意人。

对于摊主来说，前期花大投入买个车不划算，不如直接买个破三轮代替。省钱，是要义。其他装备也一脉相承，比如塑料凳，家里有的，就直接用。而那些稍微高进阶的装备，比如碎冰机，是“咸鱼淘的二手”。

至于从哪儿进的货，摊主们向南风窗记者透露，相比以前需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跑、找货源，现在“网上就有很多，淘宝、拼多多都能找到想卖的货，价格和线下差不多”。

其次，摆摊可以赚钱，但赚的是辛苦钱、血汗钱，甚至以牺牲正常作息和身体健康为代价。

摆摊和打工不同。打工需要关注一小块事情，但是摆摊则需要关注整个流程，包括供应链。只有等摆地摊摸清了货源和规律之后，才可以赚钱。

同时，你需要起早贪黑，不带停歇，忍受夏天蚊子咬、冬天寒风吹，除了下大雨没法卖的时候在家休息，也就是过年能玩两天了。现实的情况恰恰是过年的时候生意一般比往常好，那么过年玩两天也是一个奢望，终其一年基本上是不会休息的。

虽说城管同志叫你去摆地摊，但城市终究要管理，要有规划地分时段经营，比如规定每晚7点到11点出摊。对摊主来说，除了营业的4个小时应对川流不息的客群，他们付出的时间远远超出4小时。白天，仓库备货。晚上，路面整理，再从热闹的集市回到偏远的出租屋，已经凌晨一两点了。

最后，地摊虽小，商业竞争当然也要发生。生意好的时候，旁边的摊贩眼红，动不动就被威胁，不走就整人，或是盗走商品，又成了社会问题。

如果完成了这三项挑战，地摊的收益到底有多大？

一位有过两年摆摊经验的广州摊主告诉南风窗记者，他曾与无数摊主打过交道，“年入百万、日盈利一万的，是能上电视的少数人，那种摆摊两三天就亏本不卖了的，很正常，更多人不过是正常收入，每日也就100～400元”。

那么，地摊的收益有没有可能增大，挣大钱呢？

经济学通常假设，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率是递减的，练摊的投入不多，但多半也符合这个规律。换句话说，靠着练摊，解决生计是一条看得见的路，但要靠这个致富就有些夸张了。

因为这种商业模式的“固有缺陷”—缺乏规模效应，所以发展前景往往不被看好，加之缺乏抵押物（煤炉、板凳、三轮车肯定不行），所以摊主要接入金融系统，获得融资，往往比较困难。

这也决定了少数得以扩大规模的摊主，要更上层楼，成为企业主，就会面临一条金融资源的沟壑。

比如，《贫穷的本质》一书就指出，穷人的生意如果进行扩大的话，就会有一个矛盾—即使初始收益很高，但随着规模的扩大，平均收益反倒将被迅速拉低。

举例而言。一个人做小饰品地摊生意，投入了10元，获得50件饰品，一天卖完后得到了5元的收益。当他扩大规模后，投入了100元。其中，用76元获得380件饰品，又租了三天摊位、雇了三天零工共花了24元。三天后，商品卖完，他收回114元。

把三天14元的收益与一天5元的收益一对比，你就知道，地摊这种生意，扩大规模是不值得的。

为何如此？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所处行业的利润率太低，新增的利润，很容易被新增人工成本侵蚀；二是他们无法从金融机构借贷，从而获得金融杠杆带来的收益。

中国“地摊经济学”

对于穷人来说，经营小生意并不是很赚钱的方法。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参与到摆卖地摊之中？原因在于，解决就业，开辟新的收入渠道。

这种自发的就业方式，实实在在地缓解了就业压力。这次，成都一夜之间以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拉动了10万人就业，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恢复过程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在中国台湾也一样，超过2%的人口，50余万人摆摊为生，每年贡献了超过5500亿元新台币的收入，其价值超过了台湾GDP的4%。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食品摊贩的收入又占到了八成，而摊贩上的食品消费，又占到了台湾人总的食品消费的两成多。

超过2%的人口，50余万人摆摊为生，每年贡献了超过5500亿元新台币的收入，其价值超过了台湾GDP的4%。

谁会在地摊上消费？从地摊经济的需求者来说，他们的消费水平也处于最底层，从外卖小哥到洗头妹到摊主，大饭店进不起，高级商场进不起，只能吃最便宜的、穿最便宜的、用最便宜的，而地摊上低价的日常用品、食物等满足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地摊经济真正迎合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为囊中羞涩的消费者提供了场景。

持续数月的疫情，有人失业，有人收入下降，越是底层劳动者，承受的压力越大。当摊主赚钱后，地摊本身其实丰富了消费市场的商品供给，是低收入群体能够过好生活的重要保障。

“地摊经济学”，可以说是国家政策释放的一个红利，是千方百计保就业和促消费的措施。本质上，“地摊经济学”是一次供需之间的重新分配，帮助资源和生产要素流动到当下更需要的人手中。

数据证明了这一点。根据支付平台“支付宝”的数据统计，截至5月底，中国已有1200万家小店和路边摊收入同比增长，实现反弹。

另一方面，质疑地摊经济的声音认为地摊是个威胁，致使垃圾成堆，还抢走了正规商铺的生意。

显然，前者并不是问题，有待管理部门出台更周全的政策，进行规范管理。

那么，后者呢？这很好理解，消费群体被重新分配了。在同一个地段，放開了地摊后，原本会去沿街商铺的客源，现在一部分人很可能只需路过时“看一眼”，就在地摊上买了。如果我们把市场当作一个零和博弈的市场，你得到了消费者，我就失去了。

的确，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有可能对这些商铺不公平。但如果从发掘全社会消费的角度来看，地摊还是有它的合理性。

地摊本质是分级消费，用经济学的话来说，是一种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这里的“歧视”并非贬义词，而是指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在向不同的接受者提供相同等级、相同质量的商品或服务时，在接受者之间实行不同的销售价格或收费标准，从而最大程度发掘需求，调动人们的消费欲望。

贫穷容易限制想象力。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一直都超乎我们的想象，消费的分层需求异常旺盛，而地摊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它来得正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