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只对人类负责

上帝之鞭

1937年的某一天,斯大林召见时任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的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作者),进一步指出:在作家协会和法捷耶夫身边,潜伏着外国大间谍。斯大林说:“第一,你最亲密的朋友巴甫连科便是大间谍;第二,你心里清楚,爱伦堡是国际间谍;第三,难道你不知道阿·托尔斯泰是英国间谍?”法捷耶夫不知所措,表情震惊,但仍旧保持了一种可以理解的谦卑姿态。

法捷耶夫怎么都不相信,这些苏联最优秀的作家会是外国间谍?这些国家的文学精英,他的朋友们,怎么会背叛自己的祖国,成为西方敌对国家的走狗呢?他不相信,可又不能对无所不能、创造苏联帝国神话的斯大林先生的话产生丝毫怀疑。多年以后,法捷耶夫说:“我无权不相信党中央总书记的话,但我却不相信,因为这不是事实。斯大林究竟要我干什么?”

但是,在苏联残酷的1932年至1937年间,经由法捷耶夫的亲笔签字被镇压、杀戮和流放的苏联作家不下2000位,这位在当时权倾一时的苏联作协总书记,毕竟良心未泯,最起码的,他在内心向斯大林的指示发出了疑问,表达了自己“不相信”,而且还能够在最后说了真话,这应当是值得尊敬的。

但专写阶梯诗,终生为苏联和斯大林大唱赞美诗的马雅可夫斯基,却是至死没有明白——1930年初,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剧《澡堂》上演失败,改请当时最著名的导演梅耶霍德在莫斯科上演,观众仍不买账,《工人日报》、《共青团真理报》先后发表了猛烈的批评文章;继而在婚姻上又陷入绝望,而耐人寻味的是:马雅可夫斯基总是声称自己不再重要,在党和总书记的眼中失去了光泽,而忧郁,而愤怒,他却没有想到,斯大林原来是一个性格无常,残酷狡诈的人。作为一个御用文人,最可悲的莫过于为皇帝老子唱了一辈子赞歌之后,突然被凌迟处死,这样的悲惨结局,是任何一个习惯于粉饰太平,为独裁者效“激情和艺术”之劳的文人最伤心的事情了。

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在莫斯科作家村,自己的别墅里开枪自杀了,临死之前,法捷耶夫已经认识到了斯大林这一个比沙皇更为残忍的社会主义暴君的真实面目。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现已无法拯救。……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孩童地位,被消灭,被意识形态所恐吓,却把这一切称之为‘党性……”法捷耶夫自杀的时候,在他躺倒在血泊中的床边椅子上,放着一张斯大林巨幅照片。我想:在开枪之前,法捷耶夫肯定对着斯大林的照片看了很久,尽管我们不能够知道他当时究竟从斯大林的眼睛中读到了什么。

苏联革命成功后,苏共建筑起一个强大的统治机器,列宁逝世前,政府的运作和意识形态还趋于正常,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便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疯狂清洗和镇压。苏共十三大选举的政治局委员7人,即: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而不久,除了斯大林同志稳坐江山之外,其他人以间谍的罪名遭到逮捕,然后被秘密处决。这也就是说,与苏联革命一起成长起来的党的领导干部,除斯大林之外,都是十恶不赦的国际间谍。奇怪的是,这些人被处决是没有罪名的,没有罪名的杀戮似乎哪国都有,但在同时期的世界诸国中,苏联的这种“莫须有”、“大清洗”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实事求是地说,在苏联成立最初几年里,作家的地位是很高的,像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和法捷耶夫等人,都有自己的别墅,仆人上百,钱财无计,享受着皇帝贵妃一样的待遇。可是,到了斯大林时期,作家外在的炫华只是一种形式,实质上,就像笼中的金丝雀一般,有思想的自由,但不可表达,有行动的自由,但必须是在栅栏里面。高尔基居住的别墅,有一个重要的秘书班子,为首的叫克留奇可夫,这个人才是高尔基别墅的真正主人。后来,这个直接隶属于内务部部长的秘书头子,大概是知道的秘密太多,1938年在布哈林、李可夫右派“间谍匪帮”案件中,与杀人如麻、残酷成性的内务部长雅戈达一同被处死。

罗曼·罗兰1935年6月访问苏联时,曾与高尔基有过一次长谈,从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中可以看出,高尔基对斯大林对作家们的镇压和软禁表示出了不满。罗曼·罗兰说:“要屈从这每分每秒,的确把自己变成像高尔基一样意志软弱的人……这头大熊的鼻子上可是穿着一副铁圈。”而事实上,高尔基是一个流浪汉的性情、人道主义本质,在斯大林时代,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但高尔基始终在内心未能与斯大林获得沟通,也就是说,作为苏联当时最高级别的作家,高尔基没有参与过诬害和杀戮作家兄弟的罪恶勾当。

这些资料,现在大抵是人所共知的,尤其是国内的蓝英年、朱学勤等人,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出版之后,是对当时苏联帝国对于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残酷杀戮和镇压的真相的深刻揭示。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统治者为什么惧怕知识分子,为什么要以血腥甚至“杀心”的方式来迫害自己的民族精英呢?一个简单的回答是:令斯大林感到可怕的不是那些知识分子的肉体,而是他们的思想和精神。

由此,引发我的一个思考是:文学艺术究竟属于谁?其实,文学艺术应当只对人类负责。因为艺术是共通的,影响的不是一个地域,一群人,而是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出现了一大批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既然在斯大林时代,文学艺术的兴盛程度也是空前绝后的,肖霍洛夫、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等等,都是世界一流的艺术家。而斯大林时代建立了作家包养制度,给予了作家们王侯一样的生活待遇。

这是不是应当?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作家不是金丝雀,不是鹦鹉,被包养包括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家自愿,长期的流离和苦难使得他们充满对上层社会的渴望,肉体的物质欲望一旦达成,必然深陷,进而屈从,沦为传声筒和号手。其二,是权利的迫使,权利的强大力量在民众之上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反抗是徒劳的,除非舍却自由,像那些被斯大林流放和关进监狱的作家们一样,肉体和生命尊严彻底沦丧,而内心却保持了一种独立的创造的状态。

在这些问题上,我觉得,文学还是要回到它的本来位置上,文学不为任何集团和人群服务,而是为文学本身,因为文学是一种个体的艺术创造和天才建筑,是集中和撷取了最广泛人类智慧的一种财富运动,它的传承和发展都是经由人心的,是抵达人类现实生存理想和终极命运的。而被包养之后,就必须向施舍者做出相应的回报和补偿——屈从就成为必然。如果仅仅是歌功颂德,说一些违心的话倒还可以原谅,而若成为迫害同类,制造恐怖清洗的推波助澜者,那将是文学家们最大的耻辱和悲哀。

这样不幸的事在斯大林时期是极其残酷的。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苏联执政者以此为借口,在列宁格勒市对人民进行大流放,人们几乎是一小时一小时地等待着被放逐到边远外地的命运。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写到一群被训练成杀人机器的少年士兵,对着囚犯随便开枪,打死人就地处理掉,他们的政治指导员向孩子们训话时说:“我们体现祖国的力量和手握惩罚之剑。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应该有任何温情,不应该有任何怜悯。”这是不是一种更大的残酷?教唆善良为邪恶,引导怜悯为残忍。索尔仁尼琴说:“我自认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子手。”

文学的本质是善的,仁慈的,神性的和悲悯的,热爱自己的祖国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品质,但热爱不是用来杀戮异己,更不是用来残酷对待自己的同类。这令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对于文学的认识:“文学只对人类和作家自己负责”,而不应当成为任何人的附属品和传声筒,更不是文棍、文痞和刽子手。作家的职责小可表现自己的风花雪月,喜怒哀乐,大可博达宇宙,触及人类,传承文化传统,积淀文明智慧。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1974年被驱逐出国,移居瑞士,后居住美国,获1990年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文学奖。这位著作了《癌症楼》、《古拉格群岛》和《1914年8月》和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的一件事》的苏联作家,其《古拉格群岛》无疑是对后世的一个告诫,也是警醒,在某种程度上,它的价值不亚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等灭绝人性的恐怖事件,我相信那是人类共有的伤痛,也是时时鸣响在全人类良知、思想和灵魂中的钟声。

而“文学只对人类负责”这句话,我觉得是需要每个写作者有必要隆重提及和牢牢记住的,且是作家们应当树立的一个目标,不论作品如何,但要有一个明确的思想方向,也就是写作的方向,除了整个人类和自己,其他皆是虚妄的。或许有某一篇作品写给某个人的情况,但一个人之外,还应当有更多的人,更多的人背后,是一群、一亿乃至所有的人。既然是文学艺术创作,那就是要交付大众的,至于留存与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机缘,一个是个人的创造力和表现力,当然还有思想素质和精神品格。基于此,我觉得,作家个人的写作态度和风度是有着相当重要作用的。在文字上,任何一个作家都是平等的,在书写的对象之上,人和物也是平等的,唯有平等、悲悯、同情、仁慈和宽容,才可能使得作家们的写作真正具备亲和力和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