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饮乡愁（外三篇）

杨柏涛

可能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背起装满追求的帆布包或是一副行囊，向亲人朋友依依作别，转身的一刹那，便被他们的目光不经意地在身后拴上一根线，自此，这根线便天涯海角，形影相随。

当我们于异地想起回头去扯这根线，一定会扯出许多忧伤，因为线那端系着的，正是分量十足的乡情。

十几年前，我和我的五位同乡去一所遥远的城市求学。大约个把月，遇上了到校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偏偏学校不放假，我们不能回家过节。这可急坏了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想家。怎么办？我们商量着，思忖着。最后的结果是六个人的共识，还是死了回家这条心吧。那是一个距中秋节仅差两日的黄昏。是夜，我们辗转无眠。

然而，两日来我们谁也没能经受住眼泪的考验，在中秋节的下午，又凑到宿舍里，琢磨着搞点什么名堂。讨论的焦点是用什么来排遣彼此心中的块垒最合适。我们一起操作着不算迟钝的大脑，最终还是道出了早就藏在心头的愿望——喝一顿糟酒，圣人尚且如此，我们也难脱俗。

当晚，我们选择了一个挂着两只幌子的小酒馆（从经济上或者情绪上我们都不愿到酒店去）。我们坐在临街的一个桌子旁，要酒要菜，举杯狂饮。满桌子什么都不缺，就是没有一句打破沉默的语言。不过，我依稀记得阿亮在沉默中说了一句“感情真的是一种易碎品”之类的话，我应了一句：“酒是无可替代的宣泄精品。”

后来，我们都端着酒杯，脸向着窗外，看那些来来往往陌生的行人。我下意识低头，才发现我的泪水正一滴一滴往杯里掉，我没敢抬头看他们。

再后来，我们继续喝酒，直至酩酊大醉。杯盘狼藉中，我们互相搀扶着摇摇晃晃站起身，告别酒馆。

路上的情形并不沉默。对着路灯声嘶力竭地唱，无所顾忌地喊。只是快到校门的时候，我们突然奇迹般地异常清醒，停下来在门前交换了最后一个主意：酣畅淋漓地睡一夜，别忘了在明天清晨，将眼角的泪花悄悄拭去……

谎言说给女人听

对于女人永葆青春的秘诀，最近我似乎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以为再高级有效的化妆品，仅是对女人肉体产生直接的化学反应，她们精神上对青春的要求不是单纯的养颜材料所能彻底解决的。所以，我想到了谎言，这个按习惯经常体现贬义的词汇却使我联想到感恩。女性的伟大可以体现在温暖的称谓上：母亲，妻子，女儿甚至更多。她们践行的责任、博爱、贴心也许男人无法企及。因此作为男人奉上呵护、关怀和致敬，是我们感恩的使命，尤其对她们容颜、服饰、行为的鼓励和肯定。

我经常犯下实事求是的错误。比如无法对一个长相平庸的女人说漂亮，对一个身材普通的女人说正点，对一个衣着失调的女人说得体，诸如此类。就像幼时老师父母教诲的那样，总认为说谎不是好孩子。可是我忽略了（确切说缺乏深入思考）女人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勇气和辛苦。如果说女性在生活中有更多的负荷，她们却想当一名最美丽的劳累者，这本身就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愿望，她们还要求男人做什么？简单的仅此而已，所以说起来我有负罪感。在繁重的日子里追求美，和他们拥抱的理应是赞赏和称颂。

男人都应该说每一个女人都是漂亮的（当然不只是依据外表），谎言其实有更可爱的意义和内涵,不乏闪烁着浓情的光辉。既然女人的青春相对于男人比女人本身更重要,男人都要学会这样“撒谎”，要知道她们的青春有为我们挥霍的结果。

取悦就是一种真诚的回报，这是一个令人感动得落泪的理由，从质的意义上说，绝不是一个刻意迎合的谎言。

痛苦源自无法诉说

我把写作视为诉说，写作却让我无法快乐。

我每天面对的痛苦不是写些什么，而是该如何写。

比如说我晨起跑步的时候，总会看见一些环卫女工在清扫街道，面容平静，举止安详，我周身在清冷的空气中会涌上暖流。于是我想到应该写一篇文章赞美，可痛苦又随之而来：她们的确无愧于歌颂的对象，一度曾不厌其烦。可转念一想，她们是靠歌颂来维系执着工作动力的吗？

在人们积极投身于官职、财富、地位、欲望、需求激烈竞争的时候，这样一群被绚烂的城市所掩盖的最真实的劳动者，就像一块块沾满厚土的金子，静静地躺在物质的边缘。即使有人偶尔捡起它们，拭去日积月累的风尘的包裹，露出耀眼的光芒，那份闪烁的从容和无争，也让我无语，甚至手足无措。因为在路上的我，也无法彻底地停下来，纯粹地走入她们内心朴素的世界。所以我痛苦，痛苦于无法表述出她们淡定的信仰。

再比如说孩童。我年幼的儿子曾不止一次地批评我：你指导我写的作文怎么那么俗气呀，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还文人呢！“俗气”这个词从他的嘴中说出多少有点“小大人”的味道，这是一个儿童对成人的评价。我对“俗气”不以为然，但一句“没有想象力”犹如针芒刺背，对于在孩子面前妄称“文人”更觉脸红。此时想起来儿子在自己独立写的作文中的一句话：“花儿像云朵在天空中开放”。这个被我斥为病句的描述此刻竟感觉如此美妙无比，天真可爱。

于是我自省。我对事物已没有孩子们想的那么远，那么美，心境那么真实。因为我的目光不再清澈，纯净，天真。人的成长以丧失天真为代价未免太沉重，所以我又痛苦。痛苦于无法以孩子们的心态来描述美好的感知，也就失去了写作对于生活的积极功能。

但我还是要坚持思考。思考无法言说的精神，思考感知世界的差距。

痛苦说明我对善良和真实尚存良知。我笃信，只要还弥足珍贵地保持着这份良知，哪怕一直这样痛苦下去，即便有些想法仍然无法诉说，花儿仍会像云朵般在天空中开放。

生命成分

尽管我巨细无遗地目睹了外婆去世时的整个过程，可除了眼泪所能表达的那种情愫，我总在试图寻找一些眼泪以外的东西。

那天，嘴里含着最后一口气的外婆，双眼紧闭，两手不停地在胸前比划着。母亲说，你外婆是在做活计，一生操劳的人临终前往往都是这个样子。对悲伤过度的母亲所做的这种解释，我一直深信不疑。我曾对母亲说，外婆是在淘米，真的。

因为多年来，外婆这个概念在我脑海里都被写意成一个典型的旧中国出生的妇女，小脚蹒跚，日复一日地在灶前淘米做饭。外婆的不知疲倦让儿时的我着实伤了一番脑筋。百思未果后，这团疑云逐渐变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钦佩：外婆真能干。

她三十几岁开始守寡，用孱弱的身体养活四个儿女，维持着清苦的生活，而吃饭的队伍却在不断扩大。先是儿子女儿们，然后是孙子，外孙们。六七十年代的阳光照进屋子都是简朴而寒碜的，可我没见外婆流过泪，也许她把沉重的生活背在肩上，在几尺灶前挪动金莲的时候，她的骨头也毫无余地地变硬了。

外婆目不识丁，也很少走出那间小屋。她从未冷峻地坐下来，给懵懂顽童的我讲一些做人的道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老掉牙的儿歌。直唱得我索然无味，她却仍然韵致十足。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儿女们都有了出息，她安度晚年的时候也来了。然而长期的辛苦劳作留给她的病恹之躯却毫不含糊地将她的坚强切割得支离破碎。她因瘫痪倒下了，一躺就是十七年。这十七年中，灵与肉的痛苦使幸福成为她眼里的一种奢侈品，她坦然地接受且虔诚地恪守着命运，直至咽下最后一口气。

这就是我的外婆。在人类对于社会的价值正日益趋于辉煌与灿烂之时，她的价值也许很无所谓。可她遗给后代的东西，却使我生命的成分里多的是坚强，而不是懦弱。以至于在人生无数的挑战面前，她像一盏不灭的灯，提醒我只有选择抗争。

外婆辞世，我始终感到很不安。有些道理她不能告诉我，而我必须讲给她。惟其如此，我躁动的灵魂方能得到安妥。

所以，我写下这篇短文，并祈望这些文字能与地下的外婆共枕同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