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者

丘脊梁

一

如果不是堂哥加我微信时注明了自己的姓名，我都记不起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人存在。我们已经将近三十年没有任何联系。确切地说，是他从我们身边消失了很久很久。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把逃离当作一种生活状态，逃离学校，逃离乡土，逃离家庭，逃离工作，逃离一切可能束缚他的东西，直至消失在看不见的地方。逃离，似乎成了他一生的事业。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要逃往何方。

堂哥是我堂伯最小的儿子，比我大七八岁。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我崇拜、模仿、依靠的对象。他就像人生导师一样，经常有意无意地向我透露他从生活中发现的秘密，指导我逃离现实设置的种种藩篱。我不知道他的这种特殊能力，到底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气质，还是面对现实的抗争与反击。

我与堂哥有过一段短暂同校的经历。我发蒙的时候才五岁半，是全校最为弱小的学生，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比我强大和优越，所以常常遭到别人的欺压。而我堂哥，则因读书较迟，此时不但是高年级最高的学生，而且还是全校最著名的角色。他的武功，让每一个同学望而生畏；经常逃学，又让每一个老师头痛不已。但他神一般的存在，却拯救了我灰暗的童年，让我重新看到光明。作为我的保护者与指引者，他常用神秘的神情告诉我各种逃离的技巧，比如哪里有一条近路，哪里有一道暗门，如何躲避别人的追打，如何迅速找到他获得帮助，怎样绕开值日生，怎样溜去上厕所……我当时疑心他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曾经受过无数的欺压，才获得了这些实用的经验。但后来种种的事实证明，这都是他主动观察获得的成果。他从来不会被动地逃离。

我亲眼看到过他当着老师的面逃离学校。那是为了救我，他从天而降将几个耀武扬威的学生打了一顿后，学校要求所有参与打架的学生，每人抄写一百遍学生守则，不抄完不准回家。堂哥拒绝受罚。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正义者，不能因为成了胜利者而改变事情的性质。他的申诉没有得到认同，老师认为他最本质的身份，是一个闹事者，必须进行深刻反省。堂哥没作半点犹豫，背起书包就往外走，年轻的班主任关上教室的大门，并用宽阔的身板挡住了他的出路。堂哥推开窗户翻身跃出，扬长而去。那动作，潇洒得就像一尾从渔网中高高弹起的鱼，在空中划过一道耀眼的圆弧。作为事情的关联人，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全程见证了他的勇敢和决绝。多少年来，他那一跃而起逃离出去的身影，总是完美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感觉他的这个姿势，生动地诠释了一个人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不公的抵抗，当然还有对权威的蔑视。从那一刻起，我幼小的心灵深处，也种下了一颗随时准备逃离的种子。而堂哥，则理所当然地成为我那些年的偶像。

堂哥没有因为这次逃离而辍学，直到两年后他从乡中学再次逃离，才永远失去在校园学习的机会。他初二时的那次逃离，完全是不堪英语的重压。据他同学后来所说，他的数理化其实相当不错，但英语却一塌糊涂。漂亮而不温柔的英语老师每天规定的背诵与默写，成了他无法翻越的大山和无法绕过的劫难。他每天都生活在紧张和惶恐之中，最后只好选择用逃离的方式，来获得彻底的解脱。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宣告了他的失败，但当时我和所有厌学的同学一样，认为他是取得了胜利。至少是暂时的胜利。我们都没有想到，这次不起眼的逃离，会成为他一生的病根。

没有了学习与学校的约束，堂哥果然成了一个生活的胜利者。他唱着歌，拍着手，有时还滚着铁环，或是骑着单车，自由自在地在村庄中穿行，就像穿行在美好的梦境，没有半点忧伤和负重。直到某一天从梦中惊醒，他才知道自己的逃离还没有开始。

二

我们所在的村庄叫牛角冲，是一个贫穷且封闭的地方，除了爬坡过坳，翻山越岭，似乎再也没有平坦的出路。村庄里山多田少，土地上的收成，扣去上缴和税收，剩下的还不够填饱自己的肚皮。许多人起早贪黑在田土上劳动了一辈子，死去的时候还欠下一堆的债务。没有几个人能走出这片山地，也没有谁能改变这种现实。村庄里的人对这个薄待他们的世界，差不多已经绝望到了麻木。日子就像门前的溪流一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有气无力地往前淌。每一个日子，都是那样空洞与虚无。

回到村庄的堂哥，在帮队里放了几个月牛后，很快就把这种潦草的生活看透。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明天，与父兄们的今天毫无两样。也不知是受到触动还是得到指引，总之经常逃离劳动现场的堂哥，某一天突然石破天惊地提出要“退队”。“退队”就是逃离集体的约束，自成一家单独干。他觉得这样才会迎来幸福的生活。其时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虽然小岗村的农民已秘密地在分田到户的契约上按下了鲜红的指印，但牛角冲的天空依然是灰蒙蒙的一片，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小伙子，能一针见血刺中生活的痛点和问题的关键，如果没有大人的授意和神明的暗示，那就只能说明他目光犀利，洞若观火。我至今相信的是后者，但生产队干部们始终认为是前者。他们用尽一切心计，也没有从堂哥嘴里套出他们想要的真相，“退队”的消息和堂哥的名字，反而像一条地下的暗河，很快就流进每一个生活在低处的人们的心田。大家纷纷以堂哥的名义，兴奋地传递着自己一直想说但不敢说出的心声。那一年，我年轻的堂哥，成了牛角冲真正的英雄。

这次“退队”事件，闹腾一阵后最终归于沉寂，直到一年多后，联产承包的春风才吹绿牛角冲的稻田。此时门前的溪水，似乎也变得充满活力，成天叮叮咚咚，唱起了动人的歌谣。人们在各自的田地里畅快地劳作，没有几个人还记得先前的英雄，更没有人把他当作先知与智者。偶尔有人说起这件事，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个闹剧和谈资。历史很快就翻过了旧的一页，而新的一页，正等待人们努力去书写。

刚刚成年的堂哥站在自家的水田里，双脚深陷在黑臭的淤泥之中，进退维艰；两只曾经细皮嫩肉的手，早已变得千疮百孔；一双澄澈清亮的眼睛，如今一片茫然。分田到户照说是自己的理想，可当它真正来到身边时，却是如此的泥泞与粗粝。艰辛的劳作，沉重的负担，低薄的产出，让他依然看不到希望的光芒。他觉得理想与现实之间，还相隔着遥远的距离，要想让它们无限地接近，要么修正自己的理想，要么逃离眼前的现实。清醒过来的堂哥，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决定以当兵的方式离开这片贫瘠的土地。

此时的南方，炮声连绵不断，各种惨烈的传闻让人胆战心惊。当兵这条鲜血染红的道路，通往的是更加险绝的境地。堂哥的想法遭到了全家人的一致反对，他年近八十的奶奶甚至以死相逼，可没有人能改变他坚硬的决心。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冬天，堂哥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我站在敲锣打鼓的欢送队伍里，看到他长满青春痘的脸上春风骀荡。面对亲人们有如生离死别的哭哭啼啼，他更多的表情是敷衍和尴尬。当卡车终于启动缓缓前进时，站在车厢边侧的他毫不掩饰地长长松了一口气，嘴角还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得意，仿佛这块土地对他多年的束缚，很快就会松开或者断裂。他急着要逃离的心思，在我眼前暴露无遗。

三

堂哥的军营生活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尽管他后来曾经无数次跟我讲述过当中的种种细节，但这些碎片根本不能拼接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它们的跳跃性与随意性太大，一点也不连贯，好些地方，还让人无法理解。

堂哥他们这批兵，毫无悬念地被运往了广西前线。我清楚地记得，堂伯收到堂哥的第一封来信，就马上拿着信封来我家借地图。当父亲指着边界上微小的宁明二字给他看时，他的脸色瞬间灰暗得吓人。第二天一早，他就与堂伯妈一起，提着三牲到寺庙中替堂哥祈求平安。这是当年的农村父母，唯一能给险境中的儿女提供的帮助与安慰。

暂时逃离了土地束缚的堂哥，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就是靠写信这种虚幻的方式，与老家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微弱关联。当时我父亲担任村干部，全村的信件都放在我家。每当邮递员一来，我就到花花绿绿的信堆中，去寻找那枚红色的义务兵免费信件三角章，但是很少能看到堂哥独特的笔迹。村庄里此时有好几人在不同的地方服役，别人都是信件不断，只有我堂哥，两三个月才写来薄薄的一封。每当我跑步将信件送给堂伯时，他总是马上停下手中的一切活计，又高兴又紧张地小心翼翼撕开，一目十行飞快读完，然后长长吐出一口气，再一字一句从头慢慢细读。轻轻的一页纸，他似乎捧得无比沉重；短短的几行字，他常常一读就是老半天。看到堂伯眼里噙满泪水，我不由暗暗埋怨堂哥，怎么就不多写几封呢？寄信又不要钱！难道信写多了会暴露内心的某些秘密，影响到自己的前程和出路吗？

堂哥在部队的所有情况，全部来源于这些稀薄的信件。堂伯忍受不了等待的煎熬，常常半夜三更跑来找我父亲说心里话。他忧心忡忡，既担心堂哥挨枪炮，又担心他当逃兵！挨了枪炮，军属也许就变成了烈属；当了逃兵，那可是一家人的羞耻啊！堂伯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他从小没吃过苦，也从来吃不得亏，只要对现状不满意，就会想方设法离开。当兵打仗这么苦的事情，他怎么受得了！堂伯的担心不无道理，堂哥时断时续从前线传递回来的一些信息，模糊而且闪烁，我们根本看不清当中的逻辑。它的荒谬与传奇，总是让人怀疑里面包含了不真实的成分，或者是隐藏了某些危险的心思。

他首先是在最前沿的宁明县边防部队当步兵，不久就到了相对安全的崇左县守备部队当内勤，一年后突然说到了更加后方的德保县当炮兵，没多久又摇身变成了一名汽车兵，掌握起方向盘。这既不是同一个部队的换防，也不是同一个兵种的调动，严谨而且严肃的前线部队，怎么会如此随意和随便？堂伯首先是不敢相信，在确定完全是这样后，他又隐约看到了当中潜藏的逃离轨迹——人是跑得离前线越来越远，事却越搞越轻松。他一方面不再为儿子的生命安全担忧，一方面又为这些不合理因素深感不安，担心儿子会犯大错误。我父亲倒觉得这些都是好事，说明他一直在进步，不断得到部队的培养和重用。就算是想用这样的方式逃离危险，那也完全可以理解和尊重。追求进步，在任何时候都值得肯定与提倡。

堂哥的回信和部队的喜报证实了父亲的说法。堂哥说他不断进步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舍得干，表现好。别人休息和写信时，他就去淘厕所，或者是帮厨。怪不得他的来信这么少。我想起了他去当兵时的那份急切，知道他没有撒谎。这短短的六个字，真不知花费了他多少的汗水与心机。多年后堂哥跟我谈起当初的艰苦，仍然能让我感到疼痛。我知道他这么努力地奋斗，并不是为了逃离危险，而是为了逃离农村，想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人生大计，让自己得到这个世界的承认。之所以一步步离开了前线，纯粹是一份额外的收获。部队的喜报肯定了堂哥的工作，说他表现优秀，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喜报一份寄给了堂伯，一份寄给了村里。父亲说，要是再立个二等功，国家就会安排工作了。我看着喜报上那个庄严的八一标志和鲜红的部队大印，羡慕不已，仿佛看到了堂哥辉煌灿烂的明天。

接下来的几年，有关堂哥的喜讯，就像门前的溪水一样滔滔而来，连绵不绝。他在持续不断地进步着，先是被提拔当了班长，接着又成为党员，每年的退伍季节，他都毫无意外地被部队留了下来。在当兵的第五个年头，堂哥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在信中躲躲闪闪地悄悄透露，部队可能会把他转为志愿兵。转为志愿兵，那就是吃上了国家粮，永远不用再重复父兄们破败的人生。正在读高中的我，为他终于逃离了土地的束缚而深感高兴。他又一次成为我坚强的偶像。从他的身上，我真切地看到，追求进步其实是一种积极的逃离。它能让我们逃得更远，更彻底。

然而让人大感意外的是，堂哥最终并没有转成志愿兵。在当兵第六年深秋的一个黄昏，他突然毫无征兆地回到了村庄，身份依然是一名农民。此时，天地一片灰暗，麻雨纷纷扬扬。

四

回到村庄的堂哥，一下从家里的骄傲变成了负担。他的同龄朋友，此时大多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他们用打工多年积攒下来的钱财，完成了结婚、生子、建房等一系列人生必不可少的过程与仪式。而我的堂哥，除了微薄的一点退伍金和褪色的几身旧军装，几乎什么都没有。更加难堪的是，榜样坍塌带来的后遗症，还让他的家人充满了羞耻和惭愧。

堂哥躲藏在家里不肯出门，每天除了昏睡还是昏睡，他想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掩盖自己的失败，哪知适得其反地引来更多的猜疑与围观。各种匪夷所思的流言，像苍蝇一样在村庄里聚集或者乱飞。堂伯仿佛是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斑白的头发转眼变成雪白。原本说话不多的堂伯妈，从此更是以沉默面对世界。被围困在俗世炎凉中的堂哥，不知如何才能成功逃离出来。每个周末从学校回到村庄的我，成了他与外界交流的唯一出口。

他跟我谈了战争、枪炮、边界、营房、汽车、蚊虫、蛇蚁、饥饿、炎热、鲜血、死亡等等关于南方的记忆，很多在我看来惊心动魄的事情他都说得轻描淡写，反复提起的事情只有两个：一个是壮族姑娘阿诺，一个是读书。

堂哥在跟我讲阿诺时，他暗淡的目光有时变得灵动，有时又更加忧伤。从他东鳞西爪的语言碎片中，我约略知道了阿诺是一个美丽的姑娘，才刚刚满二十岁，在他们汽车连驻地旁边开了个小卖部。他们好了两三年了，她店子里的货都是他悄悄进来的。她与他没转成志愿兵多少有些关联，但到底是他想拥有爱情而无缘志愿兵，还是他想逃离爱情而痛失志愿兵，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二者是一个矛盾体，不可兼得，但可以同时失去。很多年后，我想起这件事，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心想改变命运的堂哥，不可能会为了爱情而放弃理想。而面对背叛与逃离，爱情的报复有时确实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谈起读书，堂哥更像是在暗示和指引我。他说如果不从学校中逃离出来，哪怕是初中毕业后只读了一年高中，他也会去考军校，而不会傻乎乎地走志愿兵的道路。志愿兵永远只是一个兵，军校出来，却能彻底转换身份。他用自己惨痛的教训提醒我多读书，说这是农村人唯一的真正出路，否则即使再多的机会摆在面前，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失去。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读书少是人生的病根，可谁又不知这个浅显的道理呢？他的父亲肯定很多年前就跟他说过这些，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又把自己的教训告诉不愿考研的儿子。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大都能看清人生的方向，但大都逃离不脱自己制造的牢笼。

堂哥跟我谈论的这两个话题，无疑都与志愿兵问题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的每一次讲述，其实都是一次深入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消解。在与我进行多次交流与剖析后，他终于将所有的一切都看淡了，放下了。他决定自己拯救自己，要从封闭与躲避中走出来，完全依靠自己的双手，慢慢去调整人生的方向。

五

堂哥的汽车驾驶技术，后来成为他一生安身立命的资本。我常常想，在他无数次的逃离中，这可能是最贴近生活的一个收获。他这辈子不断在转换场地和角色，但唯一不变的身份是汽车司机。如果没有这项技能，他的人生可能会更加艰难，甚至是更加荒诞。

他最初的工作来得其实并不容易。那时节司机是一个稀罕且体面的职业，大都有正式的编制。没有吃上国家粮的堂哥，想插进公家单位谈何容易，就算是以临时工的身份进入，也得有过硬的关系。而私人的话，除了极少数的先富者，绝大多数人连摩托车都买不起。一头白发的堂伯，佝偻着身躯奔走在各个沾亲带故的屋檐下，希望多少有点权力的亲友们能想想办法，给他的儿子找碗轻松饭吃，但得到的回应不是爱莫能助就是冷嘲热讽。坚硬的现实让堂哥不得不降低要求和身段。他以低到尘埃的姿态，无奈地成为邻村一个私人老板的货车司机。

那是一段天昏地暗的日月。每天天刚麻麻亮，堂哥就骑着一辆破单车，穿行在牛角冲狭窄的野鸡小路上，摇摇晃晃赶往几里远的邻村发车；每天晚上夜雾弥漫时，他才一身疲惫地踩着单车，从暮色中嘎吱嘎吱地归来。这种两头都晦暗不明的日子，让人们无法看清他真实的表情，很多人甚至都忘记了他的存在。我不知道每天都拉着沉重的负载，高速奔跑在纵横交错的生活中的堂哥，此时心头是不是有一盏指路的明灯。

堂哥这种沉潜到底的状态，默默无闻地维持了将近一年，在一个无比闷热的三伏天里，突然因了他气冲斗牛的逃离和老板添油加醋的广告，而急剧浮上水面，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与热议。事情的起因看似偶然，其实早就埋下了伏笔。从堂哥到邻村开货车的第一天起，老板便要他十七岁的儿子跟车。一来是监督，二来是想免费学个技术。心如明镜的堂哥何尝不知老板的如意算盘，知道教会徒弟的时候就是自己滚蛋的日子，所以教得既不情愿也不尽心。这天他们到一百多公里外的邻县拉货时，徒弟硬是要试试手，结果弄出一个大车祸。匆匆赶来的老板见到堂哥的第一句话，就是要他顶包。堂哥没有答应，老板粗声大气一顿臭骂。久有的怨气和委屈在堂哥心里蓬勃生长，瞬间爆裂，他与老板一阵对骂后果断丢下钥匙，转身搭车一个人回家了，货车都是老板后来另请司机开回来的。在老板不厌其烦的宣传下，这次原本带有几分正义的逃离，演变成了堂哥技术奇差人品更差的罪证，成为他职业生涯里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在本地运输行业中，堂哥还只是一名新兵，人微言轻，说起他的名字，同行们脑海里出现的，就是那个出了事故弃车而逃坑害老板的人渣。没有人愿意理会和相信他的申辩，大家只认同老板的说法。这种印象简单、粗暴而且顽固——很多时候，话语权就是这么霸道地歪曲事实，掩盖真相。

堂哥首先没有意识到这次逃离会对他的职业带来致命的创伤，直到无数次被别的车主温柔拒绝，他才看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失业在家静思了两个月后，他清醒地认识到，在本地这个行当，他已走投无路。要想继续用方向盘来引领自己的人生，唯一的可能是转移场地。当然他也想到过自己买车当老板，但哪有这么多钱？何况就算是买了车，也无法开进狭窄的牛角冲。

他决定再次逃离这个没有出路的村庄。

六

堂哥原本计划马上就去广东打工，但堂伯和堂伯妈坚持要他结了婚再走。想想也是的，同龄人的孩子如今都能打酱油了，他却连对象都没一个。那个美丽的壮族姑娘，其实不过是梦中的一个幻影。此前八十多岁的奶奶过世时，抓着他的手久久不放，他知道她那是盼望看到自己最小的孙媳。想起这些，一向不愿妥协的堂哥，只好面对生活无奈地低下了头。

他的婚姻竟然来得非常迅猛和顺利。一个个子不高但人很精明的姑娘一眼就看中了他，根本不在乎他家的贫穷与局促，经人介绍只几个月就与他结婚了。堂哥原本又高又帅，加上司机这个相对高端的技术，在当时的农村还是很具杀伤力的，我相信嫂子是真心爱上了他。他这些年被阿诺占据了内心，对身边其他的姑娘一概视而不见，现在能一下就接受嫂子，我相信她的身上肯定有着阿诺的影子。事实上他们结婚后尽管争吵不断，但感情始终没有破裂，动辄就想逃离各种束缚的堂哥，至今没有逃离婚姻的捆绑。我疑心阿诺一直在隐秘地维持着他们家庭的完整。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婚姻给了他一个新家，同时也让他逃离了老家。

在他们并不隆重的婚礼上，堂哥见到了从小就过继到渡口的叔叔。渡口在几十里远的汨罗江边，紧挨着一个热闹的镇子，与闭塞的牛角冲相比，那可真是一个天宽地阔的好地方。但他叔叔家人丁却不兴旺，生活也非常困难，两家人来往得并不频繁。他们常常忘记他的存在，只有在办大事时才想起远方还有这么一位亲人。很多时候，财富的多少往往比血缘的远近更加真实，更加能维护和提升感情。得知年老体弱的叔叔如今孤独地守着一栋老宅，正为婚后何去何从犹疑不决的堂哥突然看到了希望，略略一思忖，心中很快就有了方向。他毫不害羞地主动提出要过继到渡口去，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梦想。这个想法让先前苦求多年而不得的叔叔喜出望外，也得到了两个哥哥和新婚妻子的大力支持。堂伯和堂伯妈开始还作些无效的反对，但想到儿子面临的困境，觉得这也许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慢慢也就转变了态度。一件关乎人生走向与身份转换的大事，短短几天就得到确定和实施。这样的决定草率而且荒唐，过继的事情当然从来就有，但二十大几了还带着老婆一起去给别人做崽却闻所未闻，功利之心实在是过于明显，远远超越了牛角冲人能够接受的底线。人们毫不掩饰对他们的鄙视与不屑，就连我听说后，也觉得堂哥的想法与做法不可思议，心中暗暗为他感到羞耻。

堂哥带着怀孕的老婆过继到渡口去时，我正在读高三，没有亲眼看见他们离开村庄的场景。据说堂伯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堂哥也没要任何财产，只用了两辆旧单车，就驮走了他二十几年的全部。他走的时候高高兴兴，眼睛里没有一丝难过，更没有一丝难堪，倒是堂伯和堂伯妈声音哽咽，抹着眼泪说不出话来。他的两个哥哥甚至是两个嫂子，尽管不希望他们留下，但此时也是满眼悲戚。听到别人描述的这些细节，我不由想起若干年前他去当兵时的那一幕，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他逃离村庄的心思还是那么决绝。一个人对自己的故土如此仇恨和厌弃，要不是在这里受了太多的委屈与伤害，要不就是这里完全让他死心与绝望。我觉得对于堂哥来说，虽说这两者的原因多少都有，但惨烈的程度还远远没有达到，更多的可能是他有一颗不甘与不服的心。在他的潜意识里，始终都在寻思着改变自己卑微的出身。他想逃离的，其实不是故乡与土地，而是社会界定给他的身份和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现实。我不知他的内心，到底是强大，还是弱小。

这些年来，我几乎是堂哥在村庄里唯一的朋友，但他离去时却没有与我告别。我不知道他是怕影响我高考，还是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我对他这些不合情理的做法越来越不理解，一个曾经的偶像，从此开始在心头摇晃。几个月后，我的人生也将面临重大的选择。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我是否也像他这样不顾一切地逃离出去呢？我突然感到了生活的逼仄和现实的残忍。面对它们，我们其实谁也无法回避。

七

过继到渡口的堂哥，果然迎来了生命的转机。他很快在镇上找到了工作，同样是开货车，工资却比原先多得多。他的过往，已被完全切割下来，丢弃在了偏僻的牛角冲。在这个全新的地方，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来历，他完全可以在自己设计的道路上，重新出发，奋力奔跑。

离开牛角冲以后，堂哥很少再回来。即使是逢年过节偶尔来看一下父母，也只是匆匆忙忙吃餐中饭，就骑着摩托呼啸而去。很多人说他遇见了熟人都不带一下刹，不知跑这么急干什么，又没有人追赶他，更没有人阻拦他，何必搞出一副亡命奔逃的样子。这种说法后来我亲自得到验证。端阳节时我从学校回来，看到堂哥骑着摩托从我家门前经过，就高兴地跑出去大声呼唤他的名字。他稍稍别了一下头，应答一声，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我一个人，面对空旷的道路怅然若失。这是他过继后第一次看到我，原本以为他会停下来，像以前那样激动地向我倾诉内心的秘密，谁知他竟然真的连刹都没点一下。我想他肯定是将我与他的过往一并切割掉了——他已经胜利地逃离出困境，内心不再需要出口。在他的眼中，我很可能只是一个临时的垃圾收集装置而已，是我高估了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而他在我心中的分量，此时也急剧下降。那一天，我感到无比伤心。为他，也为自己。

我最后一次见到堂哥是此后不久的盛夏。在一个炎热到了极点的午后，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堂伯妈，因患肝癌去世了。她从确诊到离开，只有短短一个多月。在此之前，她每天都一声不吭地忙忙碌碌。我疑心她的肝癌，是因为过于沉默的原因——太多的心事长年累月地郁积起来，肯定会严重损害肝脏的健康。这个勤快而又忧郁的女子，受了一辈子的苦难，真的非常可怜。我在读初中时，有一次与父母吵了架，半夜时分从家中逃离出来，在她家住了整整七天。每天早晨麻麻亮，她就起床给我做饭，并准备好一瓶好菜让我带到学校吃。我一直记着她对我的恩情。这次我刚好高考完不久，在家无事，主动要求与父亲一起去帮忙。看到堂伯妈枯瘦的遗容，我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可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匆匆忙忙骑着摩托赶来的堂哥，居然一声都没有哭。更奇怪的是，他竟然提出只穿白衣不穿麻衣。理由是他已过继出去，不再是这里的儿子，只能今后给继父穿麻衣。这个理由虽说按乡俗也有一定道理，但实在是过于混账！一个日夜操劳养育你到二十多岁的亲生母亲死了，有什么不能穿的！但是堂哥坚决不肯。主持丧事的父亲一眼将他看穿，知道他不穿麻衣的真实目的是不想与两个哥哥分摊费用。我没想到曾经光明正直的堂哥，会变得如此阴暗算计，他高大的形象，一下在我心中完全垮塌。

堂哥用一身白衣，逃离了他应尽的家庭义务和责任，但他逃离不脱乡邻们的鄙视与谴责。人们纷纷在背后议论他，有的甚至还当面批判他。这些舆论，表达的是民间的一种基本道德观，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的立场，如果他能及时认识自己的错误，并迅速采取补救措施（简单说就是与兄弟平分最好是多出费用),他的名誉也许很快就能恢复。但从来不按常理出牌的堂哥，这次的态度依然是躲藏和回避。他坚持自己的做法，无视任何不同的声音。后来为了免得碰到熟人尴尬，他再也不在白天回到村庄。他就像做贼一样，常常半夜三更偷偷溜回家一趟，然后又趁黑慌慌张张逃离。

我这次与堂哥见面后不久，也像他一样逃离了村庄，而且将户口转到了城市。我虽然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牛角冲人，但内心始终与它在一起。我屡屡从别人口中获知堂哥的种种负面信息。在人们的眼中，他完全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代名词。堂伯妈过世的第二年，我的堂伯也郁郁而终了。堂哥依然只肯穿白衣。人们早已对他失望透顶，对他错乱的行为也就见怪不怪，说都懒得说一声了，所以这次丧事反倒风平浪静。这样的效果正是他想要的。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把堂伯送上山后，从此不再回到村庄，也不与这里的任何人来往，消失在大家都看不见的远方。

历经近三十年，堂哥终于彻底逃离了生他养他的故乡。照说逃离是一种失败，但在堂哥的身上，它常常代表着胜利。在他强大的内心面前，习俗、道德、信仰，统统都不是问题，他都能随时将它们一一解散，打倒，重组。眼前的这个世界，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束缚他了。当然，他离这个世界也越来越远。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种彻底的胜利，还是一种彻底的失败。

八

堂哥加我微信时毫无征兆和铺垫，就像一架失联多年遍寻不见的飞机，突然发来一个微弱的信号，还没等地面明白是怎么回事，它已从天而降，锈迹斑斑地出现在你面前。

那天我通过他还不到十秒，他就发起了视频通话。当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出现在眼前，我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自从在堂伯妈的葬礼上最后一次相见，我们已整整二十九年没见过面。他在继父过世后，几乎断绝了与牛角冲及渡口乡邻的一切往来。刚开始那几年，我还能打听到他一鳞半爪的消息，知道他与每个老板都合不来，辞职了，借钱自己买了一台大货车。后来又听说他嫌老婆管得紧，一个人跑到外地接业务去了，长期不回家。再后来就什么消息也没有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他跑到了哪里，将要跑往何方。他就像一滴水，化作了云烟，蒸发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一点痕迹和线索都没留下。我慢慢也就将他忘记了，甚至从来都没想过今生还会与他发生关联。现在，面对他的一脸沧桑，我竟然有些慌张，不知他突然找我究竟想干啥。

他叫了一声我的名字，连过渡的句子都没准备，就急切地直说有事要我帮忙。好像我们昨天晚上还待在一起，无比真诚地谈论战争、枪炮、边界、鲜血、死亡以及阿诺，这几十年的时光，不过是短暂地睡了一个晚上，一觉醒来，瞬间就能毫无障碍地对接得上。我耐心听了半天，才从他略带结巴的叙述中明白是咋回事。原来前年他跑货运时，在傍晚的昏暗中与一台摩托迎面相撞，三十岁不到的摩托司机脊椎断裂，治疗一年多医院宣布需终生坐轮椅。现在已花的近百万元医疗费和后续的近乎天文数字的各种费用，成为他与伤者、保险公司三方的一个大纠纷。大家都不想承担或想少承担责任，而目前情况对他很不利。他着急地说，老弟啊，你得救我，写报道，找律师都行，否则老哥我这辈子完蛋了！

我没有马上对此事发表意见。对于这种大型的交通事故，我心里清楚，交警部门的裁定基本还是靠谱的，如今是一个高科技时代，绝大部分的事情都能查到痕迹和证据，想不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都不行。何况，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人家的一生都被废掉了，你赔点钱又有什么冤屈可叫呢？我更关心的是堂哥自己的生活。这些年，他到底去了哪，经历了什么，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谜团，我很想破解它。我装作不经意地问，你现在在哪里呢？他很干脆地说，在渡口啊，还能到哪里去？我说听说你一直在外面跑车，什么时候回的？他长叹一声说，老啦，跑不动了，哪知刚一回来就碰上这么个倒霉事，把几十年攒下的钱全赔进去都不够，老弟啊，你得救我。他又一次提出要我救他。我不由想起若干年前他像神明一样从天而降救我的场景。那时的他，是多么正直侠义雄姿英发啊。可是，现在的我依然无比弱小，根本没有能力像神明那样去拯救他。

那些天我们通话频繁，常常一讲就是半个小时，当然话题完全是围绕案情展开。我把堂哥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请教了多位法律、交警、医疗、媒体等方面的朋友，每有消息，就第一时间告诉他。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均认为他应当承担责任，不过赔偿的标准确实是算高了，可以减少一些，但这点钱相对于整体来说，没有太多意义。堂哥听我讲完最后一个专家的意见，沉默了很久，说出两个字：认赔。我宽慰他，钱花光了还可以再挣，只要身体好就行。他又是一声长叹：要是当时逃跑了就屁事都没有！

逃离，这个与堂哥的人生紧贴在一起的词语，这些天来我始终不敢提起，我害怕伤到他某根敏感的神经，但心里却一直感到纳闷，惯于逃离的他这次为何规规矩矩？是担心有摄像头，还是害怕法律制裁，或是畏惧神明的惩罚？现在既然他主动说出来了，我倒要问问他。他坦诚地说，那里非常偏僻，没有摄像头，我确实是想到过逃跑，但害怕跑不脱，最重要的是那毕竟是一条人命，我跑了他很快就会死掉的。我说你是害怕神明在看着你吗？堂哥说，哪有什么神明，只有我自己在暗中看着自己。

我不想再与堂哥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自己已深陷在逃离的悖论中，无法突围。从来不按规矩出牌的他，在一次次的逃离中总是获得胜利与解脱，唯一的一次坚持与留守，却让他一败涂地，损失惨重。这到底是伦理的缺陷，还是现实的残暴？

不过我想，他这次幸亏没有逃离。如果逃离了，他也许不会有经济损失，但肯定会一辈子心中不安。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无法逃离自己的良心。现在，他虽然没有逃脱经济的赔偿，但逃离了心灵的负担。在我的心里，他依然是一个胜利者，尽管胜利得无比悲怆。

九

堂哥的这次突然回归和意外遭遇，让我看到了他的悲凉，也看到了自己的单薄。

多年前堂哥撒播在我心底的那颗逃离的种子，其实一直都在。它也曾发过芽，开过花，结过果，但如今被我掩埋在看不见的地方。从乡土中逃离到城市后，有一段时间我曾像堂哥那样频繁地跳槽。短短十年的时间里，我先后从事过私企老板随身秘书、信息公司主任、股份制企业办公室主任、金融机构文字秘书兼宣传策划、企业报主编、省级报业集团编辑记者、市级都市报编辑部主任等五花八门的工作，甚至当中还抽空经营过一年纯文学书店。每当我从厌烦的工作中抽身出来，逃离到新单位时，心中总是充满喜悦，俨然成功实现了人生的提档升级，但很快新的困扰和新的束缚就会接踵而来。我只能在一环紧扣一环，一波接着一波的不断逃离中，去追逐自己的某种理想和情怀，实现自己的某种价值与抱负。那一段时间，我也像堂哥那样，把逃离当作一种生活状态，当成一项伟大事业。直到三十五岁那年，我才停下奔逃的脚步，在体制内停留下来，一直持续到今天，再也没有离开。家人们都为我稳定下来而高兴，我也一度在心中暗暗得意，但多年以后，才发现自己将自己送进了又一个亲手制造的牢笼中，再也无法逃脱。

这段漫长的时间，我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断地让自己适应。适应周而复始平淡无奇的工作，适应不慌不忙不急不慢的节奏，适应按部就班规规矩矩的文化……这种毫无风险温温吞吞的生活，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慢慢将人麻醉，渐渐让人麻木。当某一天被外面激情澎湃的声响惊醒，面对焕然一新的世界，我才发现自己已无法出去。既不敢，也不能。我担心失去当前已经拥有的一切，也害怕面对完全未知的事物。逃离不单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能力。经过多年的沉睡与迷醉，我已经完全丧失了这种勇气和能力。虽然我的内心，一直想要逃离。

而我的堂哥，却似乎与我完全相反。他在越逃越远直至消失不见后，最终却选择了原路返回。听说他如今不再外出，就守在渡口，跑点短途，见到每一个邻居，都谦恭有礼，甚至有事没事，还常回牛角冲看看。他每月的收入，除了赔给伤者，自己所剩无几。他逃离了一辈子，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一无所有的命运。他在加我微信紧密联络一段后，再没有任何往来，也从来没发过一条朋友圈，甚至连名字都变为了一个数字，头像也是一片空白。我不知他这是在表达对生活的失望和不满，还是在进行另一种形式的消失与隐遁。

我蓦然发现，与时间相比，我们都跑得太慢。眨眼之间，我们就被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抛弃。慢慢变老的我们，如今对很多事情都已力不从心了，只能无奈地向生活妥协与低头。面对苍茫的大地，我们甚至已找不到逃离的路径。在现实面前，我们大多数人，最终都只是一个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