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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家宝

时间:2024-05-04

安 敏

满爹一如既往的笑容,说给我一样小东西,看我还记得不。

满爹就是我的小叔,我们大家庭,爹是老大,六兄妹,他的几个弟弟依次是我的二爹、三爹、满爹,姑姑叫满满。满爹自然是六兄妹中的老满,如今,我的上一辈,岁月就留下来满爹这一道风景。他是上一代的老满,我是下一代的老大,少年叔侄如兄弟,我们俩极是。

扯远了,满爹刚刚给我的,是一个小小的水桶。

这种水桶,就说是大的,现在城里都见不到了,即便乡下,也在随着乡村的远去渐渐远去,网上都在做工艺收藏品兜售了。我老家新化那地方的水桶很讲究,一块块有点小弧度的长木板镶成一尺见空的圆桶,以篾箍或者铁箍箍紧,正中箍一个,顶底各箍一个,其中对称的两块板子伸出桶沿,往上向中间弯近,八九寸高处用一块方木接榫连成提把,系一根绳索挂上扁担,肩膀挑起,就在井边、塘边、河边来来回回了。满爹此时给我的,是这水桶的压缩版,小到只有手掌的三分之一,手指高,桶身发红,深得发紫,似漆过,又似本色,按时髦说法,品相完好。

之所以说品相,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小古董。

满爹说,这个小水桶,是他爷爷小时候玩下来的。我说我记得,我玩过。

这是我幼儿时期唯一的玩具。小水桶属劳动类玩具,就像现在的小朋友玩挖土机。别说那时候人一落生就是劳动的土壤,现在的娃娃们满屋子高档玩具,也特别喜欢挖机之类,因为这些玩具很带动作性。人有劳动的天性,人之初,对劳动更没有贵贱之分,“推土”“挖沙”“搬运”什么的活都抢着干,长大了倒是越来越精明于劳动的“挑肥拣瘦”。儿时我捧着这个小水桶,玩水玩沙玩泥巴玩锯木灰。它满可以盛零食,却很不好意思,我那时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零食。

没玩具没零食家的娃,一律放养。爹娘不必太管也无需担心,鸡鸭一样,早晨扯开笼子的闸放出去,傍黑了,把它们“啰啰啰啰”唤回来就行。儿时的伙伴也像家家户户放出来的鸡鸭一样多,也能玩出些名堂来,不叫“游戏”,没这么洋气,就叫“嗨”,嗨就是“玩”。嗨起来也跟鸡鸭一样,都是屋前屋后坪里草里土洼里山坡上,面对纯粹的泥土,绝对地“接地气”。回家的时候娘总是那句话:“又污个三花子回来哩。”意思是,又涂了一个乌漆麻黑的大花脸。白天我们掰盘子,打德落,画地图,滚铁环,手抛小石子或是小沙包,踢毽子,跳绳,打波,干野仗,还有下小河洗澡,捉小蝌蚪,煮灰饭,包括捞鱼摸虾、钓蛤蟆之类;夜里我们躲簸波落,盖逍里假,打堆子架,老鹰抓鸡。这些名称,都是我们牙牙学语就耳熟能详的新化土话。现在写出来没几个人能看懂,此处套用一句“说书”的熟语:列位看官,且听我细细道来——

“掰盘子”,这“掰”,实在是找不出一个替代的字来,“掰”是手上功夫,而掰盘子是脚下功夫,在地上画出一些格子,丢几个小沙包或是小石子在中间,用一个脚弹跳着把小粒粒一格一格地踢过去,叫“掰”。所以我们那地方称瘸子叫“掰子”——只靠一个脚用力。“打德落”即抽陀螺,陀螺是自己用木头削的,抽的鞭子有麻绳、草绳或棕叶子。“画地图”是军事围剿,两个人在地上指定一米见方的范围,用铁钉在地下打包围;拇指与食指捏着铁钉的头,钉尖向上,用力向地下一甩,钉尖打进泥土,钉在哪里,你的线就画到哪里;双方一个起点,一点一点形成包围;领先者如果一钉打在前方包围圈的线上,把对方围死在里边则胜;落在后面的要拼命往前冲,如果一钉打在领先者的线上,就是突破了一根防线冲破了一层包围;不管是领先者还是落后者,如果一钉打在里边的线上,等于掉入陷阱,得随着这个倒霉的钉子点退回到里边一圈。这个准军事土游戏不晓得是谁发明的,很有军事智慧。“滚铁环”好理解,一个一尺多直径的细条铁圈,用一个特制的铁钩子推着往前滚,大操坪里转着大圈跑,要点技术,滚得不好,铁圈就会从铁钩里滚出去,你双脚的运动与铁圈不同速,铁圈也会脱钩。“打波”是小时候启蒙的赌博,前方的砖头或是石头上放一些小铜钱、银毫子之类(那时解放前的方孔小铜钱很多,还有银圆类的),隔几米远用手中一块厚重一点的大铜钱瞄准了抛过去,就像现在的打保龄球,谁打下来多少就得多少。“煮灰饭”,书上说得很诗意,叫野炊。“躲簸波落”简单,就是捉迷藏。“盖逍里假”是一追一逃的技巧与体力,“盖”,是新化话里的“追”……

嗨得最过瘾的,是打野仗,那时候看电影,也是打仗的最过瘾。谁有一把自制的小手枪,那派头了得!自然就是总司令了,至少也要弄个师长旅长的干干。

我在父亲劳动的农场里过暑假时,一个木工师傅给我做过一把小手枪,可是那山上只有我一个小孩,搞了几天光杆司令。说起小手枪,我小时候的玩具,也就并不是小水桶那个“唯一”了。

前之所记幼时之“嗨”,是跟着在乡下当老师的妈妈读书的日子。乡里学校老师们的崽,嗨起来都是跟农家的娃们滚在一起的。还有很多的时候,我是在爷爷奶奶家的城里。我是城市户口,爷爷奶奶家是我正宗的家,爹、妈和二爹三爹满满们都不在城边,只有满爹还在读书,顶我半个“保姆”。在新化县城关镇那座小古城里,我叫爷爷“公耿”,叫奶奶“miān miān”。

在城里的家,我不是“放养”,是“圈养”。我们家租住在井头街的一个三楼,出去玩,必须大人许可。一因管制极严,二因从小学二年级到初中基本是在乡下,所以这城里我没有几个可以一起嗨的伴。这时候的小水桶,自然而然从上一辈最小的满爹手上,交接给了下一辈最大的我。

小水桶不能一天到晚把玩。倒是我能挑得起水的时候,就担着大木桶去挑井水了,只能小半桶小半桶地挑。井头街的两头各有一井,一个是大井,叫南门井,大大的井台,圆圆的井沿,深深的井筒。得打开双脚跨到窄窄的井沿上,用长长的索子把水桶吊下去,抖几下舀进了水,再一把一把扯上来。常常是天没大亮就去,水多些。碰到天旱,水往往见底,这时就往另一边的杨家井跑。那是个小井,从旁边那大塘里渗过来的水,水质差,水也见底,但可以下到不高的井底,一勺一勺地舀。现在的城很大了,老城里过去的五六口大井,唯一留下的,只有我的南门井了,而今我去看时,却再也不敢往井沿上跨,这,太容易掉下去了,这么深的井啊!我们喊井,叫“蒋”。

没得玩具,自己找。我在城里和有限的小伙伴嗨得最多的是捡冰棒棍子和烟盒纸。

冰棒棍子就是冰棒小竹签。那时大街小巷四处吆喝:“恰冰棒喃,三分苟五分。”小城里最早的冰棒就两种,白冰和绿豆冰,长方形一小块,用一根比药棉签稍粗些的小竹签举着。卖冰棒的背一个木箱,木箱里一块小棉被包着冰棒,或是在街边摆着或是四处走动,白冰三分,绿豆冰五分。大街小巷的地上,到处是吃过冰棒后丢弃的竹签。小屁股就捡,一大把一大把捡回家摆战场:两三个小脑袋挤在一堆,用四根冰棒棍子往地上撒“井”,撒出个三角也行,然后你根据井的大小取手中一把棍子,手指攥紧一头,往那井里井外连点三下,没触动任何一根棍子则挖井成功,你手中攥住几根对方就输你几根。这就是赢几根冰棒棍子的快乐,那棍子早被行人踩得脏兮兮的,全不顾。有的撒出了井就想多赢几根,攥一把点下去,一不小心触动井框,嗬,一根都没得。

捡烟盒纸是折三角板。也可折成四角,在地上或是桌子上用手使劲甩,靠甩下去的那股力与气,把对方的三角板震起来翻个面,就赢到手了。可惜了,那些烟盒纸没能留到现在,不然,比这小水桶值钱多了。

这些,都有赌输赢的瘾。新化城里大了起来的孩子,就会去南门湾劈甘蔗。劈甘蔗的新化话实在要好听得多,我一样找不出替代字,还好,可以找到拼音——piā shuà guàng!

那是新化城里一大风景。

每年到了出甘蔗的季节,小城中心的南门湾,就是一个甘蔗园。那时没有现在这种红甘蔗,是本地土甘蔗,青皮,秆小,个不高。卖的不少,啃的更多,啃一口嚼一口随地吐一口,满地的甘蔗渣子给南门湾铺了一层软绵绵的地毯。甘蔗堆里每天都有热火朝天的比赛,几个人一伙,挑一根甘蔗,讲好价钱,然后划拳谁下第一刀。从卖甘蔗的手里拿过刀来,一把弯刀,有木手柄,先让甘蔗往地下站好,它当然站不稳,举刀的人把甘蔗梢削了,削成平顶,先用刀背从甘蔗顶上架稳它。周围看热闹的走开了点,看他用刀背小心地稳了它几下,尖起眼瞧准机会,屏住气猛然翻转刀身,闪耀的刀锋对准甘蔗用力劈将而下。这真的得稳、得快、得准、得狠!刀下得好的,可以劈下去很长一截,劈到哪,以上部分就全是下刀者的。但失手的很多,一般都是节节而进,偶然有一刀劈到底的惊喜,那会赢得满场掌声。当然也有刀刀失手的,到最后,不但吃不到一点甘蔗,还得付了这根甘蔗的钱。游戏规则就是,劈得最短的出钱。这是真正的胜者为王,满口甜了,还分文不掏。

劈甘蔗基本上是少年的嗨法了。我从来没有碰过那甘蔗和刀,看,都只敢远远的。

爷爷奶奶绝不会容许我去干这事,我的口袋里,也不会有钱。

我有一个自己的嗨法——放电影。

我们住的楼是老式的木板楼,临街这面有一个跨过两间房子的走廊,一米来宽,面向东方。早晨的阳光是很舒服的,有一天我突然从一块对着阳光的小玻璃里,看到那上面的东西能反射到走廊的栏杆上,很清晰的。这不就是放电影吗?我来劲了,就把那玻璃片洗干净了,用墨笔在上面随便画了点什么,再照,嘿,好有味。就这样,产生了我的“电影院”。

街西头有家竹制厂,奶奶让我去捡过废弃的竹片当柴火,很多的竹片片几寸长,寸来宽,我又去捡了一回,选出大小一致的,平平滑滑的,用作建筑电影院的材料。然后找出几块玻璃片,按照电影院放电影的程序,先有幻灯,有标语有口号,后来还有毛主席语录,再是电影内容介绍,最后是两个字“开映”,电影就吱吱一响开始了。我做了好几张这样的东西,也写了几个电影片名:《平原游击队》《三进山城》《打击侵略者》,还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我看来看去的也就这几个电影。然后用一张小长方形白纸,按照电影院里的模样做了一块银幕,四个边涂上墨,四个内角是圆的,很标准。

天晴的日子,太阳一射到走廊上,我就开始工作。先在走廊靠着栏杆的木板地上,用小竹片围出一个“电影院”,有大门,有台子,再在中间用竹片一排一排地摆好座椅,在栏杆最下面的横木上挂好银幕。还要在电影院门口压一张小纸片,像电影院门口挂的招牌——今日电影:地雷战。然后搬出画好了的玻璃片,对好太阳,让画面准准地投射在银幕上,电影就这样开始了。还有音乐呢,那是我的口头配音,我不知道其他什么,打日本鬼子的电影里,鬼子进村的音乐满城的小屁股都会,我每次放电影就配这音乐:“甘——干——甘,拱——甘!拱——甘!”奶奶看我在地板上边唱凉快歌边搬东搬西,也常常眯着眼睛来瞧。我高兴,这算是我的观众,自己奶奶,不要买票。

读新化师范的满爹,是星期天发现“电影院”的。他觉得我蛮会嗨,帮起忙来,先是帮我找出来一些玻璃片,还告诉我塑料片片也可以。后来帮我从学校带回来一些幻灯片和颜料,他在学校里写写画画都来得,方便。有一次他给我一块厚厚的中间突起的玻璃片,说是凸透镜,可以做架幻灯机。嘿,后来真的做成了,我的“电影院”升级了!暑假里,我在栏杆上放电影,满爹就在走廊里写文章,我看到他的稿纸第一页上写着一行小字:电影文学剧本;下面用红笔写了一行大字:台湾红色风暴。我晓得满爹想当作家,还能写电影啊。我于是画了一张幻灯片《台湾红色风暴》,让这电影在我的“电影院”放映了好几次。

嗨“电影院”嗨出过我的幻想,长大了要去放电影,要盖一座很大很大很大的大戏院,好几层,放的放电影演的演戏。每一层是什么样的大门、小门,应该是什么样的过厅、休息厅,我都想好了。很多年以后第一次远行去上海,看到了青少年宫,那一层又一层的电影与戏剧,不就是我儿时的蓝图吗!

嗨电影的时候满爹教我画画。后来,我跟他学文学,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其实他最初是要我学美术的。我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里写艺术字,画宣传画。他给了我小水桶玩具,但他更多的是带我去县图书馆玩。县图书馆的毛馆长特别喜欢他,也跟着喜欢上了我这个小小跟屁虫。在满爹的推荐下,我十岁就当上了义务图书管理员,图书馆就像我的家一样,我随时都可以去了。那个时候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很火,满爹开始是给我讲欧阳海的故事,后来就让我读,这是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后来的创作很长时间没走出欧阳海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形象的影响,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如果第一次读的是潘金莲,那不知会怎么样。”其实我在图书馆当时被封存的书库里,看到过一本外国的图画书,叫《西洋油画》,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没穿衣服的“桶桶”,我躲在里边半天没出来,满脸通红!我们讲祼体就是“打桶桶”。

满爹与我小时候的通信,是最好的叔侄游戏。

我在乡里读小学的时候,满爹就开始给我写信了,不论是在新化师范的校园还是后来分配在涟邵矿务局洪山殿煤矿子弟学校,我总能收到满爹的信。他知道大哥的苦难,知道大嫂的坚忍,知道我的好学,还知道我对他的崇拜,还因为我们俩是两代人中间最初的桥梁,最密切的接触。那时的我压根就没想过玩具之类的事,就是等着读满爹给我的信,收到他的信便大呼小叫“满爹来信了”,尤其是收到发表了他作品的报纸或是杂志,我更会给很多人看。我总是当即回信,作文水平就是这么提高的。满爹给我的信,就是那小水桶里的水,给缺少童年色彩的我的土地,浇点水。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爹——他大哥,打成右派受隔离审查的时候,他去送饭,是从挂满门口的大字报底下爬进门去的,他那时一定是想,不能让大侄子直不起腰来。以后的图书馆以后的艺术影响以后的书简,都是满爹在补充我人生的滋味。我们俩的通信,从我的儿时起延续了二十年,一直到同居娄底。现在我的收藏里,还有很多满爹的信札,如果全都在,不知要码出多少个小水桶的高度。

是的,一家子从没有谁给我们这一辈买过什么玩具,那时商店里有不有玩具买我也不知道,哪像现在“玩具城”都遍地开花。爷爷奶奶更不会买。有一次我在城里跟着两老过年,大年三十晚,爷爷奶奶天一黑就上床睡了,是先休息一会再起来做年夜饭守岁吧,我就一个人坐在煤油灯下翻书看。没想到这大年夜就这么过去了,过得无声无息,只听到街上小孩子放鞭炮的欢呼声。我弟弟从小在妈妈身边多,有一回进城来,爷爷给他一个沙罐子,要他自己煮饭吃,弟弟就哭。但爷爷又常常到乡下去带孙子,也是乡村小学老师的三爹几个崽女,都是爷爷带大的。我是头孙,爷爷奶奶还是疼些,晚饭后奶奶总会带我上街,会放一个干柿子在她衣兜里,等着给我吃。有一天我实在不好嗨了,把桌子上一个小闹钟放在手里倒过来倒过去地搬弄,突然想打开来探个究竟,这三根针分开走是怎么做到的?结果,打开后盖扭开一个螺丝,那个弹簧片“哗啦啦”一响,里边全散了架。我吓得大气不敢出,赶紧把后盖重新盖好,不敢不告诉奶奶。奶奶看了一眼,说这个钟是姑父买的。姑父回来时奶奶让他去看下钟,他打开一看知道是怎么回事,说了两句不高兴的话。我等着挨奶奶的骂,曾经看到她教训读中学的满爹的狠样子。没想到奶奶却说:“坏了就坏了啊,还紧到讲。敏宝几冇东西嗨,就戳了一下钟。”姑父本来就老实,这下比我还老实。原来奶奶也晓得我冇东西嗨。长大后我读陶行知,读到他一个故事,一个朋友的夫人来看他,他问今天怎么没带儿子来?夫人气呼呼地说:“这小崽子干坏事了,把我手表的表壳打开,拆得乱七八糟。给打了一顿饱的,在家里罚跪。才七八岁,就敢拆表,将来大了恐怕连房子都敢拆。”陶先生听了笑笑说:“坏了,恐怕中国的爱迪生被你枪毙了!”陶先生马上就去到朋友家,把孩子搀起来,问他为什么要拆妈妈的表?他说听到那嘀嗒嘀嗒的声音,想拆开看看是什么东西在响。陶先生就拿了拆坏的表,领着那孩子到了钟表修理店,他付了修理费后,要求师傅让这孩子看着他修表,长长知识。之后还在店里买了一只旧钟,送给这孩子带回去随便拆装。读到这故事时我就想起奶奶那一次对我的保护,我觉得那时的奶奶,就和行知先生一样有远见。只是我后来没继续玩物理,被满爹拐走,远离了爱迪生,搞起路遥所说的“文学”。

我不知道奶奶是什么样的人家出身,她那一身精工,她那做奶奶时的高挑与漂亮,总让我感到她的神秘。我现在手上有一张据说是她娘的照片,那是典型的大户人家气象。一屋子人没有谁说起过这个家的过去,现在问唯一的长辈满爹,他比我还糊涂,我爷爷是怎么来的他都不知道。奶奶做完家务,就会随便拿起一本书,坐下来读。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得极其本分,比我们坐在教室里还作古正经,有不认得的字了,就迈着小脚来请教我。这样的时候,我自然是做跟奶奶一样的事,这是奶奶在提醒我该做什么了。我没有玩具,屋里也就是大人们在学校读过的一些书,还有些是爹解放前读书当老师时买下的,书上有一个印章:景迅藏书。奶奶也常常教我做纸工,什么飞机啊小船啊都折得好精致的。还教我唱儿歌:“月光光海光光,担担水洗学堂,学堂高,学堂矮……”一首又一首。在奶奶身边,我从没见她有什么个人嗜好,等我们这一辈都长大离开她身边后,才知道,她是一个字牌和麻将高手。奶奶啊!

爷爷,我从来没见他笑过,我这个严肃的脸孔,也许就是他的遗传。他老家是乡下游家湾的,说是解放前挑荒货担子进城,就没回去了,解放后划成分是小贩,后来他在城里搬运队拖过板车。我的感觉是,他一般不说话,但有重要的事情时他开一下口,就觉得他肚子里是有书的。隐隐约约听说过,他是解放前的秀才。

按如今满爹的说法,这个小水桶玩过了五代人,他爷爷一辈,我爷爷到我父辈到我这辈,再到满爹的孙子。老爷爷、爷爷们玩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我父亲六兄妹都玩过,我这一辈的堂兄堂妹都玩过,到了我下一辈,我的儿子是没玩过了,从我手里玩到满爹的儿子也是我最小的堂弟手里之后,没有再交接下去。这时候的下一辈也都跟着上一辈各散五方了。比如满爹的儿子就在大西北军营,还当上了新疆边防团的团长,那可不是我们小时候打野仗自封的哦。满爹心细,没弄丢,自然又让他孙子体验了一下老玩具。也不知我那侄子稀不稀罕这玩意,反正,我曾经费心巴力给儿子准备的一些儿童读物,他是不屑一顾的。

我读书写书,也藏书。满爹带着我从儿童文学开始进入文学领域,我于是买过很多的儿童文学书籍,且大多是中外儿童文学名著,我一本都舍不得丢,心想着得给儿子留下。我小时候是书荒年代,没书读,在地上看到一片风刮过来的书页都要捡起来读一读。没想到儿子能看书的时候了,我那些发黄的书,他瞄都不瞄一下。

这怪不得我也怪不得他。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图书出版色彩大变,从内容到装帧到阅读方式,我们只能在眼花缭乱中欣赏魔幻般变化的色彩。那些以往几十年不变的图书模式,只能让它在寂寞中慢慢老去。到孙子这一代,不要说是我们带着孙子玩,根本就是我们巴结他们,在他们的玩具堆里返老还童。

这样的时候,满爹把这个小水桶给了我。传家?不,做过地市文联主席又身为作家的他,心灵不会这么肤浅。真是传家宝,传给他的孙子,更有纵深感。

我们家族没有传家的概念,我有过幼年最初的记忆,父亲从劳改农场回家来,在屋里翻找什么东西,爷爷很不耐烦地冒出一句:“一回来就翻死!”爹说我有些字画的,看能不能卖几幅弄点生活费。爷爷就从床底下拖出来一个灰尘巴巴的老箱子,打开来说这都是你那些鬼东西,早就要烧了。爹想去拿,爷爷一凶,你现在还想去卖这东西,还想罪加一等?烧了!真的被爷爷奶奶烧了,躲在家里慢慢地烧了一个晚上。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爹解放前收藏的一些字画。爷爷老了的时候,我听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死后把我烧成渣,填到路上的凼凼里,让别个走路莫高一脚低一脚绊高子(摔跤)。”这话,比那些要撒到大江大海里的还朴素。爷爷的床铺就是块硬木板,老了之后枕头都不要,横起一根扁担,他告诉我,年轻时就是用它担荒货到城里来的。满爹连他爹的起根发苗都不知道,压根就不会想传什么家的事,他不念旧。他告诉我不想再写什么了,杂志都只翻翻如厨房菜谱。他知道我还放不下笔,是不是想看看,这个小水桶会让我产生怎样的文字,就像当年给我写信,再读一回我的回信。

我突然意识到,又犯了一个我们这一代人的嗜好性错误,总是沉溺于昨天贫瘠里自我成长的荣耀。然而,我无意间的这些记录,并不是要告诉读者寒酸的土壤里怎样发芽长叶——幼年没有玩具,但土游戏里有磨炼,“土高炉”也炼出了铁,因此我们这一代是怎样地了不得;也不是在提示我们家真正的传家宝并不是这个小小的玩具,而是长辈的品行影响与读书影响;更不是要弘扬“传家宝”精神唤起某种怀念以提示不可背叛云云——面对时代的日新月异,我以为,有些回忆可以归于陈芝麻烂谷子,留几行文字也只是一种过往生活的记录,毋须牵挂,那时居多的苦与难啊,不等于今天的财富。

岁月变迁,任何一代都只是一个痕迹,每个时代的生活情趣各有不同,活法也不同。前面的路,和先人的路是不同的,即使曲折、坎坷,也都有质的区别。是的,我们与玩具无缘,但今天的玩具,包括以玩具属性包装的低幼图书,开发了孩子们多少幼年的智慧,铺垫了多少他们成长的阶梯。不能在他们面前吹嘘“我们那时候”了,现在的孩子们,正在玩具里搭建未来世界。试试,让七老八十的人跟三四岁的孩子搭一下“乐高”,来一次语言的交流,体验一下他们的大脑里,活跃着多少你意想不到的思维!我们还回味着在泥土里画地图,他们已经踏着“乐高”上外太空了,已经看到外太空的大海了。他们中,必然有明天的科学巨人,他们的地图,绝不止是画在地球的泥土里!

成为古董的东西,是发黄岁月的记忆,再轻再薄都显厚重,可以收藏可以把玩,却不能背负前行,以免行囊太沉。这小水桶是我的一个童话,我和满爹的童话。我可以再用它盛点水,浇在我的回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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